洗腦與監控──溥儀晚年生活解讀(圖)





溥儀一生充當工具角色:末代皇朝工具,日本帝國工具,中共統戰工具。工具意識深入腦髓,俯首帖耳成為慣伎,當了一輩子傀儡。略有不同的是,對日本帝國的控制心存芥蒂,保持警惕,對中共控制則亦步亦趨,隨遇而適。

所以有如此不同,蓋源於日本帝國只是武力脅迫,使之當了康德皇上,為侵略者搖旗,對其內心世界不予干涉。所以,御妃潘玉齡死後,日人獻上多名美女照片勸他續妃,終被婉拒,害怕中計。被中共特赦後,他與御弟溥傑常有來往,每當溥傑的日本妻子嵯峨浩送來佳餚,他總是客客氣氣收下,嵯峨一走,馬上倒掉,懷疑她是日本間諜,怕被嵯峨所送飯菜毒死。這是長期保留對日本帝國戒備心理的證明。

而中共對溥儀的改造則伎高一籌。不僅把他關在戰犯集中營,等待軍事法庭審判,有處決他的可能,而且,要他接受中共特有的洗腦系列,進行思想自新。這種雙重威脅在溥儀身上取得明顯效果,第一批特赦就被免予追究罪行而釋放,成為全國政協委員。溥儀的自新表現在:領到選民證,獲得選舉權,他興奮得睡不好覺,儘管正值切除腎臟、需臥床靜養,他還是掙紮著投了一票。1962年毛接見包括溥儀在內的數位統戰對象,他興奮地說:「這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最光榮和幸福的日子,給我以極大的鼓舞力量。」這都是洗腦成果。

如果認為他對新的意識要求心悅誠服,那是不確的。一次,一個遠房侄子突然遇見他,慌忙中立即跪下口呼「皇上」,他急了:「都什麼時候了,還來這一套!」表面看,這似乎說明他擺脫皇權觀念,是非分明瞭,其實卻是嚇得要命,對遺老給他磕頭請安,他說:「這可不得了,要是接受了他們磕頭,我就快沒命了!」恐懼,使他牢記新的社會關係規範和程式,一言一行害怕被人窺視而心神忐忑,不敢越距。有一則思想匯報的經歷很能說明這種情況。

一次,鄰居郎姓者請其歡聚。談話中,郎表示平生最佩服的人,一是淡虛和尚,認為他有先覺,二是江神童,據說5歲能背四書注,三是汪精衛。聽到這裡溥儀大驚:「他是漢奸啊!」郎說,「照現在說,他當然是這樣,可是從歷史人物說,他是了不起的。蔣介石逃跑,南京無人主持,他當時‘和平救國’,也是‘救國’呀!」這些話與溥儀獲得的新的社會認識當然是不同的,他認為不與這種人同吃同喝才是劃清界限,於是藉故躲避了人家正準備的飯菜。

他還為此做了自我檢討,認為消極躲避而不是積極批判,「這不是站在工個階級立場而是站在資產階級的所謂‘各掃門前雪’的思想立場。這的確是我學習改造的程度比黨和政府的期待距離得還很遠。」這類檢討就是他在戰犯集中營洗腦時慣用的格式。還有一項必不可少的程序:向組織匯報。「我回植物園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們組織。田主任批評了我,說應當進一步採取對落後幫助的態度,不應當躲避。」這位田主任的標準倒是不高,沒有把郎的私房話看作用「漢奸救國論」腐蝕末代皇帝並通知郎的單位廢品公司和相關派出所,算是減少了一次階級鬥爭風波。溥儀由於及時匯報而得到自我安慰:我已經向組織匯報了,證明我沒有與郎同流合污,誰揭發此事也可不必害怕了。洗腦把溥儀的思想洗到這種程度,就可以讓他時常露面而宣揚「共產黨的恩情說不完」,不必擔心會出什麼閃失。

延安整頓異己時也曾洗惱,把王實味當作典型,也曾把他推到中外記者面前,想讓他替中共吹噓一番,表白一下「黨的恩情說不完」,可是,偽造痕跡太重,只聽王實味生硬地直白:「我應該被槍斃一千次。但是毛主席寬宏大量,他不希望我死」。這樣做假就太露骨了,哪如溥儀說得那麼自然。所以,溥儀特赦後成了中共統戰部門擁有的一寶,時常拿出來展覽。

然而,對他還是不能完全放心。如果在他身上放一隻竊聽器,時刻監聽他的一言一語,豈不穩妥可靠!《竊聽風暴》寫的是東德安全部門的故實,其實,共產弟兄之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不過,那樣做太物質化與現代化了,古老的東方文化,亞細亞的生產方式,自有竊聽的變通方式。如果把竊聽器轉化為活生生的人,讓這個人隨影逐形,時刻在身邊監聽,豈不成為人性化竊聽了嗎?您可能以為這是說派一名訓練有素的特工去。錯了!特工哪能晝夜追逐?溥儀要躲進小樓成一統,您還真不容易掌握他的行動坐臥。這個人必須與他同起居,同聲息,同悲歡,同命運,讓他毫無異感。難道是讓一個女特工做他妻子?您又錯了!溥儀既然婉拒日本人介紹美女作續妃,他不能不警惕中共這方面動作的可能性。他當全國政協委員時,有人推薦一位懂數種外語的標緻女士,該女士表示對他鍾情,但被他拒絕了。必須選一位絕對不會引起他懷疑而又為他所中意的女士。

可是,這樣的女人能夠完成監聽任務嗎?這方面,您可能太小看中共了。自從周恩來在上海創辦特科,中共在特殊戰線擁有十分豐富的經驗。具體說,為溥儀選擇妻子,要求社會背景是灰色的,不致引起懷疑,也不必發展為線人,免得中途叛變。藉助偶然機會,不露聲色,這位女士被發現了。她是北京朝陽關廂醫院護士李淑賢。她的頭任丈夫是警官,後被作為反革命判刑15年,兩人因此離婚,但女方這段反革命家屬身份是脫不掉的。此後,李與一日本大夫姘居,此人是潛伏的日本特務,被中共公安密捕,女方此段歷史當然就不易說清楚。有這兩點就足夠了,安全部門平時可以任李淑賢作為普通公民自由活動,不與她有任何聯繫,只有當必要時刻來臨,完全有能力讓她為黨國效勞,這在安保工作來說是易如反掌的。讀者諸君可能以為我在這裡是故弄懸虛,妄作推斷。不!這一切是有據可察的。

毛澤東十分關切溥儀成家一事。1962年接見溥儀時特別把他拉到身旁,關注說:「你還沒有結婚吧?可以再結婚嘛!」「要找一個合適的,因為這是後半生的事,要成立一個家。」周恩來也非常關心此事。1961年接見溥儀時就提及他的婚姻問題,另一次接見又提及:「你是皇上,不能沒有‘皇娘’ 喲!」周還向全國政協委員沙曾熙打招呼:「是否認識醫藥衛生界的大夫或護士?」懇切地要求沙曾熙為溥儀物色一個合適對象。一個黨主席,一個總理兼政協主席,為一個統戰人士的再婚熱衷到如此程度是不同尋常的。溥儀成家問題成了需要毛、周親自過問的大事,以前何曾有過?王海容身為外交部副部長,何曾見到他們關心她的獨身問題?

不久,溥儀與李淑賢相識,全國政協馬上派人瞭解李的歷史情況。由於李很少暴露自己的複雜經歷,她的單位對此瞭解不多,全國政協還要求溥儀重點瞭解她的婚姻史,溥儀追問後向政協領導作了匯報。不僅如此,還驚動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申伯純,1963年2月28日,他鄭重寫信給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執一和公安部副部長薛子正:「最近有人替溥儀介紹了一個對象,名李淑賢,現年36歲,在朝外醫院當護士。李對溥甚為積極,溥要求我們代為瞭解,表示如無問題當繼續來往一個時期再看。然我們瞭解李過去的第一個丈夫已被鎮壓,本人不夠進步,亦未發現什麼問題。我們認為,本人既無何問題,似可將這些情況告知溥儀,讓他們繼續來往一個時期再看。妥否,請示。」這裡所說「溥儀要求我們代為瞭解」純係編造,溥儀從未提出這種要求。此信實質是請示公安部對李作為溥儀妻子是否認可。一個全國政協委員要成家,居然需要得到公安部批准,也就是要受到安全部門的監視、控制,對此,您還有什麼異議嗎?

溥儀與李淑賢夫婦的故事至此仍未結束。婚後李淑賢發現,溥儀完全不具備性生活能力,這使李一心生育子女以盡母愛的願望落空。為此,兩人大吵。溥儀跪地求饒,以允許李自尋男友為條件而要求保持現有婚姻關係,不然就以用菜刀抹脖子相要脅。溥儀臉上被抓傷。這樁婚姻關係岌岌可危了。

溥儀這種病是當宣統皇帝時宮廷的荒唐生活所致,他與后妃均無性關係,病情深重。婚前,全國政協組織曾出錢為他治療,以後問起來,溥儀只是含混敷衍過去。當時忙於完成毛、周交待的幫助溥儀成家的任務,誰還有心思關心他的病情。一次,地礦部長遇到李,悄悄問:「你和溥儀在一起生活習慣嗎?能生活到一塊嗎?」「我說什麼好呢?我有苦難言,只能低著頭,含含糊糊地回答說:‘湊合著吧……’見我這種態度,何長工明白了,也就不再追問了。」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去過溥儀家,他問:「你們新婚之後,怎麼樣啊?」「我心裏難受,可表面不願說。婚後的尷尬,這可怎麼對人說呢?……我把肚裡的話嚥了回去,只是違心地說:‘挺好,挺好……’」溥儀在旁一直沉默,廖沫沙僅坐了一會兒就告辭了。

情況被詳細匯報到周恩來處,周表示:不能離婚!於是,全國政協秘書處連以農處長去做說服工作:「你和溥儀結婚這件事,國內外都知道,在國際上也是有影響的。你們夫妻之間鬧矛盾的事,我都知道了──溥儀有病,他也正在治療。在家庭裡,你就算做他一個‘保衛工作者’吧……」這叫什麼話?「國際影響」:人家只是把末代皇帝再婚看作稀罕新聞,誰會同意無性能力的夫妻關係必須保持?做他的「保衛工作者」:為什麼不配備解放軍戰士晝夜站崗,一個女人能保衛什麼?

連以農這番傳達上峰旨意的話,充分顯示中共為了自己的監控利益而毫無人性觀念的野蠻性質。在他們看來,李淑賢並不具有「人」的起碼價值,她只配做共產黨的工具──溥儀身旁的「保衛衛作者」,隨時隨地將溥儀言行錄影錄音以備黨的審查。1963年11月10日,周恩來親自出馬,召見溥儀夫婦。臨別時,周對他們說:「你們夫妻要互敬互愛,互相幫助。聽說你們倆身體不是太好,不能生小孩兒。我不是也沒有小孩兒嗎?全中國的小孩兒都是我的小孩兒嘛……」溥儀無話可說,李淑賢以後再也不敢提離婚了。可是,「他根本沒有這方面能力,害得我婚後神經衰弱,吃了不少谷維素都沒有用,長期失眠,弄了一身病。最後沒辦法,才切除了全部子宮……」。

溥儀和李淑賢的晚年為中共的洗腦和監控提供了生動寫照。請記住:中共就是這樣一個不講人性、只圖私利的野蠻政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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