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子專欄】美國平民勝利，英國貴族沒落
透視杜威和羅素哲學思想背後的社會精神

2008-01-29 23:04 作者:唐子 杜威主義=自然主義＋工具進化論＋社會發展（科學真理＋民主政治）主義。邏輯實證主義的科學和哲學研究背後是羅素豐富的情感和對和平與中國的期望。

 哲學家在西方是一面時代精神的鏡子，透過這面鏡子，可以照見歐美社會的基本精神面貌。古希臘前蘇格拉底時期，愛智慧的哲學引領著希臘各城邦普遍的貴族精神--或崇敬理性智慧，或追尋神性智慧。平民出身的蘇格拉底捍衛貴族的愛道德知識的神性智慧，被雅典公民大會民主派多數投票處死之後，勝了貴族的平民在直接民主制的保護下玩爭吵，直到羅馬共和國元老院貴族派軍隊才平息吵鬧，如同今日國寨黨文化下的論壇壇民非刪貼封號才息爭一樣。羅馬共和國由於土地和奴隸巨增導致貴族普遍腐敗，平民支持屋大維實行元首制獨裁，元老院貴族成為最早的"政協代表"，平民獲得富者盡情享受、窮者不勞也可賑濟度日和觀賞奴隸競技等。全社會普遍腐敗直到基督教再復活西歐的貴族精神--表現為復興了蘇格拉底愛美德智慧的柏拉圖主義、斯多噶主義哲學和基督教媲美。

現代歐美社會精神，整體上看，頗有些像古代雅典和羅馬平民勝利和貴族沒落的情形。英國羅素的科學分析哲學和美國杜威的科學實用哲學就是鏡子。

當美國還是英國殖民地時，北美大西洋沿岸就有了帶去的歐洲哲學。愛德華茲是英國北美殖民地的第一位哲學家，用洛克的經驗論思想傳播加爾文教：人的救贖不能憑藉工作的勤奮和業績，惟有依賴上帝的神恩；人類自由不在理智的俗世選擇中，而在激情地信仰上帝的美德中。美國獨立百年之後，才有了不傳播神學的哲學家。哈佛大學的桑塔亞那的貴族式哲學精神還是歐洲大陸的，教導美國人在常識、宗教、藝術、社會和科學中理性生活，23年後回到歐洲，死於羅馬。

威廉·詹姆士可謂第一位具有地道的美國東部平民氣味的醫學家、心理學家和哲學家，傳播密切關注物質生活和現實幸福的實用主義：生活激流中，有用即真理。真正代表美國精神的哲學從約翰·杜威開始。杜威1859年生於美國"衰落的東部"，接受那裡的教育成長為人，卻在美國生機勃勃的西部和穩健發展的中部的大學裡成為哲學家和教育家的，將詹姆斯的哲學進行了工具主義的改造。45歲之後，杜威回到東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任教26年，心智容納了整個美國。

杜威成為世界名人首先是他的教育思想及實驗。1896年他在芝加哥創立一所實驗中學，為他實驗其教育理論，反對歐美傳統教育的灌輸和機械訓練方法，主張從實踐中學習，提出"教育即生活，學校即社會"的口號。杜威這種教育主張跟美國社會密切聯繫，培育民主美國所需要的公民：理智的自然主義，即關注自然科學和事物的公民精神--個體健全、適應社會的發展--的培育過程。在杜威看來，重要的是生活、自然的教育歷程，教育的目標只是作為導向和指引。他不看重培育"自由人"的人文學科教育，主要不是培育有閑的貴族品格，而是承襲英國斯賓塞關於理工類科學真理為重點的教育思想，培育能適應實業社會、促進民主政治的公民。為此杜威致力於把學校建成小型的工廠和社會，通過"嘗試→失敗→再嘗試"的實踐式實驗方法，培育學生的社會生活和終身學習的能力。

杜威的教育哲學思想的基調是進化論。他視人的心靈和肉體為生存競爭中由低級形式進化而來的器具：事物是逐漸形成的，"當達爾文像伽利略論說地球（它確實在轉動！）那樣論說物種時，他就一勞永逸地掙脫了束縛，將遺傳和實驗的思想當作提問和尋求解釋的方法。"推理不從前提開始，而是從問題開始，構想假設並將其變成結論，尋找這個結論的前提，最後用觀察和實驗來檢驗這個結論和假設。杜威不根據超然的原因來解釋事物，而根據事物在環境中的地位和功能來解釋。"大腦主要是種種行為器官，不是認識世界的器官。"思維如同四肢和牙齒一樣，也是適應環境的器具；觀念是被想像出來的聯繫，是適應環境過程中的實驗；哲學的任務不是說明怎樣認識外部世界，而是怎樣學會控制和改造它。他認為：現代人不能從神學角度來解釋精神和現實生活，而要從生物學角度來解釋，把它看作與環境互動的一個器官或有機體。神性就在我們心中，"神靈曾經與世遙遙相隔，在萬物的邊緣，是不動的原動力和最大的善，現在他已從孤寂中降落下來，加入到紛擾的人世"，所以人類必須對事實盡忠。人的思維範疇只是社會將思維習慣從成人傳給兒童的結果，本能被誇大為先天不變的，早期訓練的作用被低估了，性衝動和好鬥心、貪慾和統治都能受到社會訓練和教育控制的調節，利己的人性可以在適應環境的思維歷程中得到進化。"教育即生長"："生長的第一條件，是未長成的狀態......這種未長成的狀態充滿能動性和潛能。"看歷史，杜威傳承了培根、霍布斯、斯賓塞、達爾文的英國經驗工具主義的近代傳統。

十幾年前，鄧小平那句"發展就是硬道理"的話被大肆宣揚，這實際上就是杜威主義的要旨。杜威的道德標準中沒有"絕對的善"，最高的範疇就是"發展"。對杜威來說，教育的關鍵就是創造充分的條件讓學習者去"經驗"，在經驗中增進自習能力，獲得教育的"改造"。他說："完美不是生活的最終目標。改進、成熟、修煉的永久過程才是生活的目的......誰開始墮落、變壞，誰就是壞人，不管他以前多麼好。誰漸漸變得高尚，誰就是好人，不管他以前道德多麼敗壞。""準確和全面地認識現實的唯一方法就是牢記整個問題是一個發展科學和應用科學於生活的問題......倫理道德哲學返回到初戀，即愛智慧......返回的是配備了許多特殊的研究和檢驗方法的蘇格拉底原理。......具備了大量的系統知識，有能力控制各種安排。通過這種對各種安排的控制，工業、法律和教育就能夠集中精力來解決這樣的問題：全體人民憑自己的能力，都可充分分享一切已經實現的價值。"民主政治不如貴族制度和君主制度有效，卻可以在公民思維的發展中改進，危險較小。哲學建立理想的和諧社會的職能已經過失，卻具有運用人類的知識來解決社會矛盾的職責，必須著眼於現實，以指引和解釋生活以維持自己的生存和發展。

杜威的教育哲學的思想起著鑄造美國精神的作用，所有關注科技理性或工具主義的人都承認他在思想上的導師地位。美國幾乎所有學校都受到過他的影響。他還曾經訪問過世界許多地方，包括中國、印度、土耳其，宣揚他的哲學思想。他曾經花了兩年時間培育中國教師，其時英國哲學家羅素也正在訪問中國。

美國智慧實際上是英國智慧的西移和大陸式拓展，看兩個羅素就知道了。

伯特蘭·羅素，1872年出生，活到1970年的98歲高齡，這在哲學家裡獨一無二。羅素出生於英國自由黨貴族家庭，接受了最好的英國貴族教育，中日甲午戰爭那年攜倫理學系文憑畢業，翌年以幾何學論文進入數學和邏輯研究領域。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前，在數學和邏輯領域創數理邏輯而與牛頓齊名，是著名的自由主義者和哲學上的新實在主義者，宣揚本質（共相）的獨立存在，相信：先驗的數學公式和邏輯真理具有實在的、超時間的生命力，是一個"永遠不變的、嚴正的、確切的"世界；物理的感覺材料和物質客體不過是共相世界的"淡淡的影子"。這時的羅素自由地在數學和邏輯的神秘主義世界裡遨遊，坦承他的思想，"大部分是柏拉圖的理論。只是由於時代的進步而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正罷了。"

　　"一戰"前後羅素的新實在主義哲學立場開始轉變，從本體論研究重點轉到方法論、認識論的重點。他與其學生維特根斯坦先後提出的邏輯原子主義思想，連同他的數理邏輯，構成20世紀20年代歐洲科學（經驗）分析哲學之邏輯實證主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之一。邏輯實證主義還淵源於列寧罵不倒的"批判經驗"的馬赫主義。羅素認為，科學概念和命題表述的事物最後是顏色、聲音、氣味、滋味等以及事物的大小、長短等原始的經驗，即邏輯分析的原子事實；科學命題可以以數理邏輯分析為原子命題（基本命題）、分子命題（真值函項）和概括命題（全稱判斷和特稱判斷）三類；科學知識的世界實際上是一個邏輯實證體系。所以羅素說："如果我們認識了所有的原子事實......就能夠通過邏輯推出一切其他的真理。"物理學上的物質，並非"世界的原材料的一部分，而只是把事件集合成束的一種方便的方式"，"一定能夠只用實際的感覺材料來解釋"。

1914至1917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羅素追求思想清晰的激情轉入到激烈反戰的和平主義運動，數學邏輯學家於戰火中死去，一個社會和平主義者誕生。與世無爭、沉默寡言甚至連電影都沒看過的他，開始重返人類的洞穴世界，多年不鳴如今卻一鳴驚人而且不肯收口。"愛國主義者"惱怒不已，判他6個月監禁，剝奪了他在大學裡的職位。羅素不肯妥協，由自由主義者轉變政治立場擁護實行財產公有制的共產主義。他反對國家專橫和戰爭，主張通過科學教育培育"理智和誠實的習慣"、通過藝術教育培育熱愛"創造性的活動"而"削弱佔有衝動和慾望"的新人，尊重"一切個體和團體的活力......儘可能得到充分發展"，寬容"個體和團體的發展儘可能不損害他人或別的團體"，消滅戰爭，完善人性和制度，開創美好生活。1920年他訪問蘇俄、中國，卻也沒留在禁止自由討論的社會敵對主義蘇聯。此後羅素長期離開英國哲學講壇，靠自由的寫作維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赴美國講學，直逗留到硝煙將息的日子，重回英國哲學講壇發聲。

羅素從事寫作75年以上，是歷史上寫作時間最長的哲學思想家。他著有《社會改造原理》、《自由之路》、《婚姻與道德》、《教育與美好生活》、《教育和社會秩序》、《西方哲學史》等，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羅素數十年如一日地致力於女權與和平運動，兩次因反戰而被監禁。跟蘇格拉底、柏拉圖、斯賓諾莎、康德相比，羅素掌控身體的能力最差。他結過四次婚，至少跟六個以上的女人有染。這使他的女權主張和婚姻道德中約束忌妒的教導明顯夾帶著私慾因素，恐怕也是他以分析哲學極力排斥神秘主義和宗教道德而成為迷信科學的無神論者的必然結果。儘管從現代精神文明的視角看，羅素可謂世界名人中不多的好人，可標準確實低了。

羅素1920∼1921年來中國訪問期間，曾在北京大學任客座教授一年，正逢中華民國新文化運動在"五四"之後受馬列主義猛烈傳播影響邪奔的歲月。英國羅素主義、美國杜威主義、德俄馬列主義等，一道擺在中國人面前供選擇。馬克思死了，列寧缺席，杜威和羅素都親自來中國"促銷"，士君子還是選了馬列邪說。中國當時處於道德倫理文明向科技工業文明過渡的初期階段，生活節奏緩慢，市民說話平和，學子爭論沒有英國公民銳利。羅素期盼著中國出現一種儒士新文明。他說："我終於意識到，白種人並不像我曾經想像的那樣重要。假如歐美人在戰爭中全都同歸於盡，那也並不意味著人類的滅絕，甚至也不意味著文明的終結，大量的中國人還在那裡呢......"他稱讚中國"有最偉大的智慧"，讚賞中國人"豁達的心胸"和"實事求是的態度"沒有"把事實扭曲成一種特定的模式"。

透過蘇格拉底被處死，我們看見平民的公民權利在大會和法庭裡勝利，柏拉圖主義和斯多噶主義在學校裡喘息。現代歐美社會，政治制度是古代雅典民主和羅馬帝國法制的奇特結合。因而平民的勝利和貴族的沒落就英國羅素的和美國杜威哲學裡。杜威哲學鏡子可照見平民的勝利，羅素哲學鏡子可照見貴族的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