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毅然：趙紫陽晚年對國事的深度思考（圖）

晚年被軟禁中的趙紫陽

裴毅然
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思考
從中國社會弊端根源認識西方民主政治的價值
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評價
作為歷史在場者的記錄

政治家大都有晚年著述的習慣，為的是留下那些形格勢禁下不能說的話。但中國比較特殊，即便是政治高層人物的自述自傳，也都充滿隱秘，常常欲言又止，需要讀者聯想綴補。這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有點不同，是趙紫陽向友人敞開心扉的一份誠實記錄。

當年"六·四"槍聲未響，中共總書記趙紫陽（1919∼2005）便已下臺。但8年總理、2年總書記的職務經歷使他不僅對中共高層政治瞭然於胸，而且掌握了中國政治經濟的全局資訊。位勢決定高度，資訊決定眼界，因此趙紫陽對中國政治經濟的綜合思考，和一般專家學者的思考有很大不同。下野後時間寬裕，他靜心閱讀了一系列現代政經名著，脫離政位又使他能夠相對掙脫一黨之限，真正從國家立場考慮問題。宗鳳鳴輯錄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詳細記載了這位中共前總書記的晚年思考，可視為這位中國之子對祖國的最後奉獻。

應該說，趙紫陽最後16年的思想認識有一清晰的轉變軌跡。1989年6月23日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趙發表最後申辨，此時的他仍然是"經濟領域的改革者、政治領域的保守者"。此後，隨著寧靜致遠，閱讀漸深，認識逐漸改變。7年後，1996年10月29日，他認識到："政治體制改革和經濟體制改革要配合，如不配合，經濟上搞市場經濟，政治上還是無產階級專政那一套，這兩套很難長期在一起，矛盾會很多。"（234頁）到了2002年，趙已大徹大悟："我對這個主義那個主義已不感興趣，而現在的時代很難建立什麼理論學說。從社會的歷史發展來看，本是個自然過程，是根據實踐發展形成的潮流，也就是根據民意一步步向前發展。民意就是人們內心裏的真正的需求。當然在實踐中間會有曲折，而不是靠什麼理論、主義或設計來推動。過去正是靠理想的設計，從而走上了空想、烏托邦。十分欣賞顧準提出的走向經驗主義。"（327頁）不僅如此，他還認識到只有在不同派別的論爭中才能激發形成新觀點，政治上也必須有反對派才能使執政者保持謹慎與理性，包括對馬克思主義的更新等。（329頁）

綜上所述，即便從瞭解趙晚年思想走向，從這位堅定的馬列主義者之所以發生重大思想轉變，察看其運行軌跡，這本書也值得一讀。

對馬克思主義的再認識

1980年代初，趙紫陽就已認識到：以公有制與計畫經濟為標誌的社會主義，不僅未能實現其承諾的經濟效率，體現比資本主義更多的優越性，而且還全面壓抑了社會成員的生產積極性，無論從生產資料配置還是技術創新，均成為社會發展的巨大阻力。1980年以後的改革，就是對1950年代"社會主義改造"的撥亂反正。"關於什麼是社會主義問題，不應從原則概念出發，不能以邏輯思維推理所構成的目標模式作為定義，而應從經濟的歷史的實際發展出發；也就是說，不能從人們的頭腦中‘理性'地來構造模式。正如鄧小平所說社會主義究竟是什麼樣子，確實誰也說不清。......實行公有制的各社會主義國家，都是高投入低效益，生產力發展或則遠不如理想或則帶來許多問題。實踐證明實行‘公有制'的結果是失敗了。"（90頁）

趙不尚空談，這在他的系列思考中不斷反映出來，"社會主義應是實踐的產物，是根據實踐總結出來的；也是一種不斷變化著的社會形態，是在逐漸地完善，不斷地發展著。"（第97頁）。"馬克思過去對資本主義的分析有兩點估計不足：一是對資本主義容納科學技術的能力；一是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動調節的能力。看來，今後社會主義的發展，只能是和平過渡，再搞暴力革命這條路是走不通了。"他的思考善於從現實經濟出發："今後中國經濟的發展，也只能依靠非國有經濟成分，必須大量發展非國有經濟成分；中國今後領導層的走向，既不會有戈爾巴喬夫那樣強有力的人物出現，敢於突破舊體制舊框框，也不可能有其他的政治勢力出現能與共產黨抗衡，而人民又是思穩怕亂。因此，還是依靠現有領導層中的積極力量來推動社會改革前進。否則，會發生以暴易暴，推翻了一個專政政體，又會來一個新的專政。"（98頁）"特別是公有制，實行的是使公有化程度超過了生產力的水準，並使生產力遭到極大的破壞，從前造成了貧困，使我們離社會主義越來越遠了，也就是背離了社會主義道路。"（105頁）

儘管趙紫陽曆來表明自己對"主義"等興趣泛泛，但他還是從自己的經驗感悟到："馬克思也有烏托邦思想，他設想社會主義社會沒有商品沒有貨幣、取消市場。那麼，人們的需要如何滿足？按需分配物品行得通嗎？而且每個人的需要又是各式各樣、千差萬別。還有，按勞分配如何實現？腦力勞動如何計量？尤其這樣的社會裏矛盾沒有了，那麼社會發展的動力是什麼？如果沒有動力，社會的發展就會停滯。（第185頁）"私有制也能為社會帶來繁榮，這是馬克思所沒能預見到的，但這卻是資本主義的實踐所證明了的事實。而東歐的巨變、蘇聯的瓦解，實際上又是公有制的失敗。所以，‘公有'、‘私有'的劃分，不能作為社會主義形態與資本主義形態的標誌了，但這目前還是‘禁區'。"（85頁）

趙紫陽有著不同於老一代僵化的馬克思主義者的思考："馬克思主義未能在社會主義國家開花結果，卻在資本主義國家中生根了。"（22頁）"現代社會的發展，越是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共產黨的影響就越小，這些國家的人民越不願意起來鬧革命推翻這個社會制度。""資本主義的這些變化是馬克思列寧都沒有預見到的，同樣，馬克思沒有預見到資本主義的發展也可走向現代文明，他只設想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社會主義這一條途徑進入現代文明。"（31頁）"社會主義理想是好的，但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卻不成功；現實的社會主義制度無例外地走到了反面，都不是‘人的解放'而是統治人民，違背了馬克思本來意義的社會主義。"（32頁）

當然，趙在2002年大徹大悟前，仍有不少糊塗不清邏輯不通之處，顯示出一位真誠的馬列主義者在掙脫原有意識形態時何等艱難。如他曾堅持馬克思主義是一本"好經"，只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和尚"念歪了。1991-1995年，他還認為"現實的社會主義試驗是失敗了，但馬克思的光輝思想是無與倫比的，至今社會中許多問題的發展、變化，仍遵循他設想的原則。"（23頁）但1995年5月後，趙發生重大轉變，明確表述："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治建設就難以實現。"（162頁）同年9月，趙思想有了質的變化："馬克思提出把共產主義作為人類社會發展的終極目標，是不符合社會發展的，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如同人們的認識一樣是無止境的，不能人為地規定一個終極目標。"（176頁）"目前世界上還沒有什麼理想的社會模式，也沒有固定的模式，或者說模式都有它的時效性。人們的思想不能為模式所束縛，......今後社會的發展不應從什麼模式出發，也不宜以什麼主義來劃分，而應從如何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出發，如何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準出發。"（177頁）一旦思想上突破了馬克思主義樊籬，趙便看清了腐敗之根："自己過去認為腐敗是由人的素質不行，或用人不當，以及社會風氣不好造成的。其實不然，腐敗的產生乃是制度的產物。由於是公有制，沒有產權約束，由於是集權，權力不受制約，由於沒有公開監督，形成了體制性的腐敗，所謂‘領導帶頭，層層分配，人人下水，個個沾光'，這是災難性的。"（163頁）

其實，馬克思主義雖然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的矛盾，但極度誇大了兩極分化，提出階級論、暴力革命、取消市場與商品以及代替性的公有制、計畫經濟、無產階級專政等，都是自說自話的邏輯推理中的設計，提出之初缺乏必要的實踐試驗，近百年的實踐已證明其整體歪斜，加上現實操作中的種種變形與政治因素，造成20世紀一系列重大"革命災難"。

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思考

趙紫陽一直負責經濟工作，其晚年思考尤偏重於經濟。1993年，趙認識到："國有制在東歐、蘇聯都是失敗的，中國過去搞的公有化程度也是超過了社會生產力發展的水準，必須退回來，實行徹底的改造，搞市場經濟必須明確產權關係。"（86頁）"無論在蘇聯採取強迫實行的農業集體化，或在中國採用權威實行的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制度，其對生產力的破壞都是很大的；死人也是極多的！......造成這種嚴重的後果，不能簡單地認為是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的過錯，也不能簡單地歸咎於封建帝王思想的遺毒，而實際是硬要推行‘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理想所致。"（87頁）

趙認為中國經改成功經驗乃是從價格雙軌制入手，首先發展體制外的自由經濟，逐漸培育市場，等到市場經濟逐漸成熟，再推動國企改革，如先從體制內搞改革，困難與阻力均較大，加上缺乏社會保險機制，下崗人員無法安排，生活無法落實，必將引發社會騷動。"首先從發展體制外經濟成分，實行計畫內與計畫外兩種價格的作法，是被迫的、缺乏理性自覺的。現在回頭看來，這恰恰是中國體制改革成功的所在。"（77頁）"實行價格雙軌制是不可避免的，所謂開放價格、緊縮貨幣，一步到位的改革道路是不行的。因為市場機制還未形成，沒有競爭，國企還處在壟斷地位，放開價格只能使通貨膨脹，發生社會震盪，吃虧的還是廣大人民；只有放開計畫外的、控制計畫內的，採取雙軌制，才能避免大的震盪。這如同在地區上放開沿海、控制內地是一樣的。首先實行發展沿海戰略，然後再向內地逐步推進。否則，全面放開會造成混亂，甚至不可收拾。當然，實行雙軌制，有人會利用計畫外與計畫內的差價來鑽空子，產生腐敗，這只能是付出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從亂中求治。"（88頁）

趙紫陽對地區間的經濟差距有一套看法，認為應分省自治，以發揮各地政府的積極性："最好讓各省自治，就是讓各省根據自己的人力、物力、財力各自去發展，那就會形成窮省有窮省辦法，富省有富省辦法，各省根據自己的能力條件去發展。這樣，就不攀比了，都會眼睛向內，發掘自己內部的潛力，或許經濟都會發展很好。西歐諸國之所以能發展起來，就是靠各國是分散的，都是獨立的各自去發展；如果形成統一的國家，過去就可能發展不了這麼快。"（112頁）趙在位時曾問內蒙工作人員：過去蒙古那麼大的威力，橫跨歐亞大陸，現在怎麼會無聲無息無所作為了呢？內蒙的人答曰：中央政府都把他們的事包辦了，一包辦就產生依附性，積極性就發揮不出來，反而會喪失。趙認為這合乎邏輯，而且地方沒有自治權，也容易與中央產生摩擦。（136頁）

中國一直堅持"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位者決不敢在這方面授人以柄，恐獲"砍旗之罪"。趙紫陽沒有官位之累，思索也明快了： "過去中國的改革沒有明確提出改革的理論，改革者好像不那麼理直氣壯；而反改革的人卻利用舊的論點進行折騰，致使改革有反覆。現在的問題應是，要突破所有制理論。......中國經濟改革的理論，就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發展資本主義，走向共同富裕。"（1993年7月，106頁）

1995年以後，國企改革進入"抓大放小"、全面攻堅時期。趙看到國企扭虧無望，成為巨大包袱，認為必須拋棄"公有制為主體"這一框框："為了維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即使企業虧損也要投入，產品積壓也要生產，即所謂‘在為倉庫而生產'。在這種形勢下，導致企業有了錢，有了貸款，或吃喝揮霍，或搞投機炒房地產，炒股票，不想還也根本還不了債。這樣拖下去，銀行無法改革，也商業化不了；財政包袱越背越重，而企業效益卻越來越低，稅收越來越少，為支付利息，每年還必須髮票子；銀行存款又是人們的儲蓄，如果發生通貨膨脹，銀行也得垮臺。因此，應當拋棄公有制為主體這個框框。"（1996年12月，243頁）

趙亦深知依靠高投資高消耗的經濟增長難以持續，"中國資源少，經濟增長靠投入，資料消耗又大，經濟增長必須保持10%以上才能支持下去（據稱每增長一個百分點，可使300∼400萬人員就業）。國外是效益型，只增長2∼3就可支持。"（244頁）2003年第40期《特供資訊》所載"中國經濟增長的巨大悖論"中提到：每4元投資只收回1元資本。趙即意識到，虧空部分靠國債彌補，實際又轉嫁到中國人民頭上。如果銀行儲蓄允許自由兌換，資金就會流出國外，增長就會停止，一旦發生搶購，銀行就要發生危機。（348頁）

趙紫陽對鄧氏改革路線有清醒認識："鄧小平的路線已走到盡頭，經濟上改革與政治上高度集權，此路是行不通的。同樣，江澤民一方面實行市場經濟，一方面實行計畫控制的社會主義公有制為主體的道路也行不通。如果作為一個步驟，經濟改革先行一步，而隨之再進行政治改革可能是行的，但如果作為一條路線堅持下去是不行的。改革開放開始實行高度集中，對推動改革開放效果還是好的，正面作用是大的；但隨著改革開放的進展，改革開放與高度集中的矛盾越來越大，也就是阻礙改革這方面的彼此消長顯示了高度集中的負面影響越來越顯著，這樣矛盾越積累越多越大，最終會形成社會危機，會發生又一次大災難。中國的政治改革失去了良機。現在不要考慮公有制了，政府不要干預企業了。"（1999年7月16日，296頁）

從中國社會弊端根源認識西方民主政治的價值

趙對當今中國存在的各種弊端認識清晰，準確到位："市場經濟必須有產權約束。在資本主義國家如果沒有效益，誰也不會去進行重複建設，誰也不去搞豪華賓館和高樓大廈。在那裡的市場經濟，有社會輿論進行公開監督，有法律制約。而社會主義國家則不行，既沒有產權約束，又沒有社會輿論的公開監督，改革開放以後，把公有制當成一塊大肥肉，發展成為個人資本，實際變成了官僚階層所有。企業再困難、再虧損，也得吃喝，買豪華臥車、蓋房子，進行揮霍。尤其在上層，暴露出來是比較大的。高幹子弟有的利用內部關係、內部資訊發了財；有的把非法佔據的錢存入國外銀行，去搞個人享受。群眾極為不滿。在下層的工作人員中，很多則拚命搞行賄受賄，進行權錢交易，甚至‘買官'，再把錢搜刮回來，更為群眾所痛恨。個體戶，不少人拚命在製造假冒偽劣產品撈錢，靠坑害群眾發不義之財。種種不良行為和腐敗之風氾濫之廣，實為歷史所罕見！"（157∼158頁）

早在2001年，趙紫陽就認識到民族主義將是當代中國的最大威脅。他明確說：現代化就是西化，要同西方現代文明匯合；東方文化是落後的，是開不出自由、民主、人權之花的，當然，也要同本國優秀文化相結合。（322頁）趙甚至"大逆不道"地認為："從國際範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這樣，有人一定會說我是賣國主義，但這卻是客觀事實。"（323頁）趙從思想高度上認識到："所謂‘中體西用'在中國是行不通的。因為它容納不了市場經濟。"（158頁）趙認為鄧的改革開放與四項基本原則，實際上也是"中體西用"，即一黨專制的政體不能動。趙十分欣賞李澤厚及香港學者提出的"西體中用"。（171頁）

2004年6月20日，趙紫陽指出中國當政者對民主自由存在理解誤區，在政治上極為短視："目前中國當政者認為正是中國過去（對民主）採取了高壓手段，保持了穩定，才保證了經濟大發展，認為這是成功的得意之作。"（373頁）這樣，他們就不可能主動減壓，會一直將一時之策視為長守之道。"胡錦濤還是受正統意識形態的支配，只想恢復毛澤東正統意識形態地位，並沒有自己的政治理念，沒有歷史責任感和相應的政治智慧。這就不可能去進行政治改革。"（374頁）

對政治體制改革的思考

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政治湍流中的一塊礁石，曾為局中人的趙紫陽，自然更深刻體會到政改之難。1991年10月，他無限感慨地攤出自己思想上未能解決的難題：一、又要改革，又要保持禁區，難呀！二、又要提高經濟效益，發揮積極性，又要保持就業搞穩定，難呀！三、在"老人政治"控制下，要尊老，又要改變老人舊的思維模式，難呀！（26頁）

這位至今不為中共所容的前總書記實為真正的擁共派。他不僅認為"在發展中的國家由於社會矛盾多，沒有一定的集中，沒有一個穩定的環境，沒有強有力的權威來領導，難以進行社會改革；在這些國家不宜實行多黨制，否則會造成混亂，改革也難以推行。"（1991年，25頁）"黨的干預控制不改變，進行改革確實難。但如果沒有凝聚力也難。"（26頁）在他被軟禁6年之後仍然認為："中國不能出現權力真空，共產黨不能瓦解，那樣，中國就要出現混亂，這是誰也不願意看到的。中國需要共產黨，否則中國會出現動亂，就要倒退，外國雖不希望中國強大，但也不願意中國亂。"（1995年5月，165頁）

趙建議先擴大黨內民主，重大決策經由政治局，常委應是執行機構。（147頁）不贊成搞第二、第三梯隊，找接班人不能衝破關係網和垂簾聽政，"我們還沒有找到辦法防止人民的公僕變成人民的主宰。"（148頁）"過去我們......依靠發動群眾，用政治鬥爭手段來推進社會主義，這就必然強調意識形態鬥爭，大力開展階級鬥爭，實行領袖獨裁的無產階級專政，以及嚴格的組織紀律，採取高壓的手段甚至鎮壓的辦法。其嚴重後果是，變成畸形的社會主義，成為人民的對立面。"（38頁）"一切社會弊端淵源於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第311頁）"政府管得越多，腐敗就越厲害，經濟效益也越低。......黨政愈不分，民主法治也就愈建立不起來。"（第34頁）他認為在一黨制下，可學走香港道路，先開放輿論與報禁，實行言論自由，對領導人公開監督，沒有民主，但有自由。（1993年4月，84頁）自由與民主可以先分開，而且自由比民主更重要，"香港在英國殖民時，沒有民主，但有自由，任何人可以批評港督。司法又是獨立的，不受政府控制。然後再允許結社，這樣來啟發民智，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識。至於軍隊國家化、多黨制目前可先不提。"（2003年，344頁）

1995年5月，趙提出一系列中共自我更新措施：一、改集中制原則為民主制原則，民主不能只是手段；二、改內定性模式為公開性模式，黨務公開；三、改黨務工作的權力化行政化為民主化指導化，讓工農有高度自治權；四、改輿論一律為公開監督，給人民以言論自由；五、改造政治思想工作，廢除舊的意識形態，用鄧的改革開放理論統一思想。（167頁）

書中還記述了趙秘書鮑彤先生的一段精彩論述，針對"民主導致動亂論"與"民智低下論"，鮑彤說："有人怕民主影響穩定。中外古今的經驗恰恰相反，高壓必然導致大震盪，民主具有最可靠的內聚力......中國要穩定，要消弭矛盾，避免震盪，推進統一，承受得住風險，也惟有靠民主......有人提醒我們說，中國老百姓的素質比革命遠未成功的西方老百姓差了一大截，自己作主會天下大亂，所以必須把公僕請出來當家。他們的話也許有某些道理，但是，我不相信中國老百姓比陳希同的素質更差，毛澤東要老百姓造反時，從來不說他們素質低，想不到造反成功了，卻有人勸告中國人放棄自己的自由和權利，這算什麼理論！"（300頁）

對毛澤東與鄧小平的評價

儘管鄧小平將趙趕下臺，但趙對鄧的評價仍持論公允，認為鄧雖是政治改革的封殺者，但也是經濟改革的推動者。"像中國這樣的大國是需要有強人、有權威的人來領導。這是由於中國地域這樣遼闊廣大，發展又極不平衡，經濟文化發展又這樣落後所決定的，從中國社會歷史發展來看也歷來如此。"如1992年中顧委解散，絕大多數成員堅決不同意，認為老同志今後提意見都沒了地方，要求至少保留一個顧問小組，主持會議的薄一波沒法收場，"不得已而把鄧小平亮出來了，說：這個決定是鄧定的。這樣一來，會上都鴉雀無聲，誰也不再提意見了。"（83頁）權威政治，確實管用呵！

造成"六四"悲劇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根據多方資訊，可以確定最主要的致因乃是鄧對民主自由的認識，且為了個人權威不願從"4·26"社論稍退一步。如能稍退一步，不說能立即平息學運，至少有可能緩和對立，絕不至於到動武流血的地步。為什麼不試一下呢？難道個人權威那麼重要嗎？一句"鄧定的"，為什麼不能鬆動一下呢？不過一句話，一點個人顏面，就可避免一場大衝突大悲劇，就可避免調動幾十萬大軍，為什麼不試一下呢？趙紫陽對此評曰："鄧基本是被自己制定的‘四項基本原則'束縛住了自己，而不能解脫出來，這也是他的悲劇。"（75頁）

對毛澤東一系列罪誤的原因分析，趙的思考是："不能單純地認為毛主席是帝王思想，以封建主義來反封建主義，自己想做一個開明君主；不能簡單地認為怕出赫魯曉夫式的人物，才發動文化大革命，把劉少奇整下去，猶如王若水對毛主席所作的心理分析那樣；也不能認為毛主席因林彪謀害他的‘571工程'而使自己神魂顛倒發生了心理上的變異。實際上是因客觀沒有條件，而硬要去實行自己的理想抱負，而形成的悲劇。"（124頁）趙從文化思想上探討毛心理，雖然仍有很大侷限，將多因一果歸結為單一因素，但也表現了他與許多共產黨官員的不同。因為像他這一代的老幹部，直到2002年還有不少人認為毛那一套是正確的，包括大躍進、人民公社、"文革"主要還是對的，一直還在崇拜毛。（338頁）

作為歷史在場者的記錄

1989年以前，趙是一位非常重要的歷史在場者，他記錄的一些細節相當重要。比如彭真對"六四"學運的表態：無論如何不能動武流血。（361頁）1989年5月16日政治局常委會，當趙提出改動"4·26"社論的定性，李鵬的反應是："如果改，你我都將會下臺。"（54頁）蘇聯東歐巨變加劇了中國領導層對失去權力的恐懼，也成了為"六四"翻案的人事阻力。1993年，趙風趣地講到"六四"平反的難度："‘君歡勝於民心'啊！民心雖如此，但沒有鄧發話，‘六四'問題一時是解決不了的。"（118頁）至於鄧後的難度在於："現在當政者主動提出平反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是‘六四'的受益者。否則，他們存在的合法性就沒有了。"（188頁）

趙是一位堅持原則的政治家。老幹部安志文（安子文之弟）曾私下提出："看來趙紫陽當時不應提出與鄧相左的意見來"，認為趙如保住總書記職位，將有利於改革開放的大局。但趙的回答卻表達了他作為一個政治家的原則："我作為總書記，必須有明確的態度，這是我的歷史責任所在。當然，那時跟著走，也會保護一些人，但以後不好辦，必然還會以反自由化不力而受批判，也不會有好下場。如果那樣下臺還不如這樣下臺。相比之下得失權衡還是這樣好，我不後悔！"（60∼61頁）

讀完該書，最強烈的感覺就是：中國非一黨之私產，每個國人都有思考評論國務的權利，中國的發展前進也需要汲取眾多國民的各種智慧，不能一切皆決於黨，更不能一切皆決於所謂"領袖"。依附之下無主動，這方面的教訓實在太沈重了。事實上，如何對待政治失敗者與持不同政見者，不僅體現了國家領導人的氣度，更是一個國家民主實現程度的重大裁量標準。多元共鳴可使一切不同政見通過博弈取得最優值，專政獨裁則會使所有政治演繹成"你死我活"的路線鬥爭。1989年，趙紫陽在中國高層的政治鬥爭中成為失敗者；其後中國政治的發展卻使國人越來越認識到趙紫陽的存在價值，他以巨大的個人犧牲贏得了人民的尊敬。《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記錄了這位前中共高層領導對中國現存政治體制的剖析，通過這一剖析，趙紫陽為自己畫上圓滿的人生句號。

《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宗鳳鳴輯錄，開放出版社（香港）2007年1月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