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正淪為新的東亞病夫嗎？
2008年，在兩個奧運狂攬金牌的背景下，中國每週都在發生的惡性事件，促使我們思考國民的生存狀態。這個生存狀態，在我的思考中，竟然與"東亞病夫"聯繫起來！
我想，曾經被目為"東亞病夫"，其實不僅僅指中國人身與鴉片相彷徨，更重要的是指當時中國人從身體健康到社會生態、國民精神的全面病態。今日的中國，雖然與洋務運動、同光中興時的經濟發展水平相比，可能成就更大；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中國人的"東亞病夫"之憂，或許比當時更為嚴重--其邏輯起點是，當時中國還是一頭睡獅，覺醒者寥寥無幾。而當今中國，醒來已百年，卻被利益集團或者說陰謀集團強勢壓制，迫使中國絕大多數的人保持著昏昏然、戚慼然的狀態。
悲哀的是，個人生存與健康問題、發生這個問題反映出的社會生態問題、其背後隱身或浮現的中國精神世界的問題，如今已牢牢捆綁在一起，顯示出幾近不可救藥的中國化生存之危險處境、中華文明之危險處境。今年發生的每一事件，都可以作如是分析。如映-北大地震，傷亡是公民生存問題，無人負責是社會生態問題，不能、不想、不允許解決生存與責任問題則是我們時代的精神扭曲畸變的大問題；上海襲警案，楊的睪丸是生存問題，楊討不到說法就給出一個說法是社會生態問題，不想解決、不許解決、最終不能反思以根本問題，那是中國精神和文明出現的大問題；奶粉問題的一再出現，大頭嬰兒和結石寶寶是生存問題，為了穩定或為了奧運而隱瞞真相、拖延不辦，或者一以貫之地就事論事、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社會生態問題，而超然於其上的，是拒絕法制、抵抗正義、消極躲避、擴張敵意的文明生態問題......想起那句名言：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慈禧自然是享受特供的，此外便寧與外邦不與家奴（毒奶粉拖延至奧運後公開查處，而參加奧運的運動員用奶，當局一再聲明是安全的）。
橫亙在這些問題中的，是人類歷史上少有的社會對立的極端性表現：極少數的權貴集團與全社會的對立。
我們時代的健康問題
中國人不愁吃了，這成了統治集團統治合法性的唯一基礎。
因此，統治者以為自己可以更霸道更隨意了；被統治者中，勢利主義佔了絕對上風：少數人不斷爭取進入統治集團，一部分人主動"買辦化"成為幫凶，一部分人被動地成為附庸，這些人的後代如今都是拿了綠卡的了；絕大多數則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事關自己也怯於表達、表達了也只能是耗費了漫長的生命換得一個最低限度的安慰而已。國人的生存問題由是而顯性化了。
毫無疑問，新的"東亞病夫"的危險正在逼近中華民族。
如果問一問，在每年都吃掉成千上萬噸營養品的中國，什麼人群最健康？回答會令人難堪：城市裡跳著舞的老太太們！
官員皆病夫。雖然官員們海吃胡喝洗澡按摩，享受在前，養尊處優，但是他們亞健康得很。
知識者，從科學家到小白領，亞健康。
運動員往往滿身傷痛，今日站在領獎台上，明日退役後以獎（金）療傷。難言健康。
明星們最保養，也最熱衷運動。但是這些吃青春飯的哥兒姐兒們，與毒品和艾滋的距離，比別人近。
學生不健康。體育課在廣大地區的中小學校幾近於無。在城市鄉村的校園裡，胖墩荳芽相映成"趣"。
在雄赳赳的競技場外，中國青少年平均身高低於日本的報導，不絕於耳。
至於在某些苦難的非洲國家都不會餓死人的格局下，中國人有飯吃實在不堪驕傲。中國人的非正常死亡，卻觸目驚心，冦列全球--即使算上戰爭不斷的國家和地區。
我們時代的社會病
大多數人的絕對貧困和難以表述的相對貧困，與權貴集團少數人的暴富，已經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熊熊燃燒的祥雲火炬喧囂之後終歸熄滅。環境災難卻如不祥之雲，長久地覆蓋著中國的山川。
食品安全問題幾乎滲透到特供以外所有人的生活。營養補品成毒品，促退著中國人的健康，真是莫大的諷刺。
公民們生活在不健康的方式下。
全民麻將，全民下館子，全民深入歌廳桑拿洗頭房等夜店。這些地方，煙霧繚繞空氣污濁精神頹廢。
最廣大的農民生活在不圓滿中。農民都趕著進城打工，他們身心不安：父母、夫妻、子女分離的人倫傷害，健康受到工廠惡劣工作生活環境及嚴格管制下的侵害。
社會不公催生以仇富為代表的敵意社會結構。
我們時代的精神病
全社會失去理想，金錢成為唯一共同的夢想，成為全民唯一共有的價值觀。
隨處可見的非理性的競爭導致敵意滿佈。"競爭和隨競爭而來的敵意、恐懼、孤獨感、軟弱感、荒謬感、異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隨時隨地地處在緊張的焦慮中。"（卡倫•霍妮《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中譯者序）。
現代經濟文明混合了傳統意識、馬列文明，形成了流布中國的最野蠻的叢林法則，隨之形成了我們時代的精神障礙。浮躁、焦慮、敵意--全民心態失衡之下，"幸福指數"調查成為笑談。酒的麻醉麻將的麻醉毒品的麻醉，都來自並加深著心靈的麻醉。今朝有酒今朝醉，有利便是原則，有奶便是娘，哪怕酒是假酒，哪怕奶是精神上的毒奶。
最為可怕的是，在高度經濟文明的外衣下，出現了空前的全民人格奴隸化。全民精神上的奴隸人格投射在社會的每個角落。在公司、在政府、在江湖般的社會，甚至在家庭，人身依附比比皆是。廟堂上，每一件公務，都要化為個人籌碼；在江湖中，每一個富豪，都與主政官員伴生；在愚蠢的上司面前，有專長有責任心的下屬努力尋找著"指示"中的"高明"，並在執行中曲為補救，可提拔的一定是另一個進入上司生活圈子的奴才；每一個有權的官員後面，除了都有紅粉，還都有馬仔！誠為現代奇觀！
執政黨高調空洞的理論和執政府步履蹣跚的行動，對社會進步形成黑洞效應，吞噬著民族的自尊心和活力。愛國的神聖口號不斷被濫用、被曲解，以至形成了真愛國有罪和"愛國賊"這些奇怪的惡之花。有識之士哀民生多艱，當權者佈道：多難興邦。文明之初的感嘆每每被借用：長太息以掩涕兮，吾將上下而求索！
我們病得還輕嗎？
而如今的病情，又與北宋時期盛極而衰尋找新出路的中華文明的病情不同。用扁鵲自陳打個比方：當年的病，病在表面，扁鵲可治；而如今的病，社會之病和國人精神之病，病在其裡，非由扁鵲的二哥、大哥不可治。但是，兩位兄長或被屏蔽到深山外、或被關進了瘋人院。
結語
這個精神破落的時代，正在驚現1930年代的危機，而中國面臨的危機則是多重的、深刻的。
問題的嚴重性在於，統治集團患上了神經症，"神經症乃是一種由恐懼、由對抗這些恐懼的防禦措施，由為了緩和內在衝突而尋求妥協的種種努力所導致的心理紊亂。"這是精神分析大師卡倫•霍妮在《我們時代的神經症人格》一書中對神經症作的描述。在心理紊亂之下，更嚴重的問題是統治者神經質地諱疾忌醫著。
霍妮的書寫於1937年，七十年後，權貴資本主義治下，民權、民生、民族問題成堆的中國，使她（當然還有西方芸芸眾學者）的學說不顯過時。霍妮認定文化是人格形成的主要作用。，霍妮學說提示我們，當代情境下的中國文化的詭異，造成了中國國民作為整體的人格的"神經症"狀態。中國人的精神、中華文明由此呈現出複雜的病態。
中國的問題歸根到底是統治者與全民相對立乃至相對抗、相消耗並且相背離的精神對抗問題。僵持到僵死的危險，正擺在國人面前，擺在亟待吸收人類文明成果、完成轉捩和新生的中國文明面前。今天我們說中國的"東亞病夫"之憂，憂的正是我們時代的精神問題、國格問題、文明願景問題。
我們當警醒淪為新的東亞病夫的危險，從身體到社會到精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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