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柏橋：改革已死 革命萬歲！（圖）
----兼論零八憲章的意義與侷限
唐柏橋
2008年是中國歷史上重要的一年，中國民間的維權抗暴運動風起雲湧，已勢不可擋。中國民主革命歷時一百餘年，如今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也到了最關鍵的時刻。過去一百多年來，無數仁人志士前仆後繼流血犧牲，才換了今天這樣的局面。我們不能讓他們的血白流。中國何去何從？中國民主之夢何時才能實現？應該通過什麼方式實現？這一系列問題應該引起我們嚴肅認真的思考。
不久前，成為媒體關注焦點的零八憲章橫空出世，在2008年結束之際，掀起了新的一波爭民主的浪潮，可喜可賀。與此同時，隨著零八憲章的影響日益擴大，人們對此簽名運動的議論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併進一步引發了熱心民主事業的朋友們對中國民主運動歷史和現狀及未來策略的廣泛討論。這無疑是一件好事。我也想藉此機會發表一下我對零八憲章及中國民主運動的淺見，希望能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也希望各位前輩先進和民運同仁批評指教。
我在文章的標題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了我的大膽而且可能引起巨大爭議的觀點：改革已死，革命萬歲。在正式展開分析之前，我必須就我的觀點的兩個概念作一個簡單的說明或定義。我文章中所指的改革是在中共領導下的改革，主要是指政治體制改革，或者是致力於民主化，也可以稱為改良，英文叫reform (或稱political reform)，而革命則是指通過民眾的反抗運動，徹底改變現有政治制度，並建立和健全民主體系，或叫民主革命，也可以稱為變革，英文叫 revolution (或稱democratic revolution)。
革命又可以根據其手段分為暴力革命及和平革命。我的觀點是，中共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已不可能，而中國社會的嚴峻形勢及國際環境要求中國必須走向民主化，而中國實現民主的唯一出路是開展一場民主革命。我始終主張用非暴力的方式推動這場民主革命（註：非暴力並不等於當面對當局的嚴厲鎮壓時不能進行有克制的反抗，包括暴力反抗。我將專文討論這一問題）。
首先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當代中國民主運動的歷史。如果從清末算起，中國民主運動已經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包括一個世紀前的百日維新運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運動等。如果從中共執政後算起，則至少有三十年的歷史，包括北京西單牆民主運動，八九民運，九九年開始的法輪功反迫害爭自由運動等。這裡我主要談一談中共執政後的民主運動歷史。
從西單牆民主運動開始，中國民主運動經歷了至少三個階段：上書請願和意見表達階段，個體維權和群體維權階段，群體抗議和大規模抗暴階段。而中國民主運動的第四個階段，也就是最後一個階段便是全面反抗運動，或俗稱的顏色革命或民主革命。當前的中國社會正處在第三個階段，並逐漸走向第四個階段。當然，這四個階段往往會出現相互交錯的現象，比如第一階段的活動也會在後面的各個階段出現，有時甚至會出現強大的聲音，零八憲章就屬於這種情況。而八九民運的訴求明明屬於第一階段，但卻以第三階段甚至第四階段的形式表現出來，這也是八九民運注定失敗的原因之一，其中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來自湖南的反抗獨裁暴政的天安門三君子因向毛澤東像投擲雞蛋顏料，卻被要求中共改革的學運領導人扭送到中共的公安部門。
對於從事民主運動的人來說，如何正確有效地推動中國民主化，盡量避免中國民主運動走彎路是我們的主要工作，也是我們的責任。根據中國社會危機四伏的現狀，隨著中國民眾的人權和民主意識的普遍覺醒，中國民主運動迎來第四個階段只不過是時間早晚問題。我們應該跟上時代的步伐，通過我們的努力，促成第四個階段的早日來臨，阻止中共繼續作惡，並一舉終結中共的一黨專制，為中國民主化掃清障礙。當今天我們簽署零八憲章，談論零八憲章的偉大歷史意義的時候，我們同時也不能忘了我們目前所處的歷史階段，更不能本末倒置，將簽名請願作為我們的最主要工作。
我們現在的最主要工作是走向民眾，幫助民眾從事維權抗暴運動，並引導民眾自覺地將各地維權運動彙集到民主革命的大潮中來。應該說，零八憲章是一個很好的開始，但是我們不能滿足於簽名，我們還要行動起來，組織起來，將零八憲章的精神得以具體落實。唯有如此，零八憲章的意義才能真正得以體現，才能與清末的公車上書、捷克的七七憲章一樣名垂青史。
眾所周知，無論是參與公車上書的維新者們，還是七七憲章的簽署者們，他們都不是僅僅停留在簽名和呼籲，而是身體力行，直接投身到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為實現其理想而付諸實際行動。最終促成百日維新運動和天鵝絨革命。中國知識份子在過去半個多世紀來，動口的多，動手的少。有的甚至藐視和攻擊用實際行動挑戰中共的勇士。他們一會兒用「太激進」來攻擊反抗中共的義士，一會用「非政治化」來中傷支持和參與民主運動的維權人士。今天我們必須從自身做起，拿出勇氣行動起來，徹底改變中國知識份子「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清談誤國」的惡名。這樣才能真正得到廣大民眾的尊敬和支持，無愧於歷史，無愧於良心。
在這裡我想舉南韓當年的憲政運動來說明簽名運動必須與民眾街頭抗議活動相結合才有意義。八七年漢城奧運前夕，南韓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全民爭民主的群眾運動，當時反對派領袖金泳三和金大中等在全國徵集了一千多萬要求修改憲法實行全國大選的簽名，佔全國人口的幾近三分之一，可是，南韓全斗煥軍事政權並沒因此而主動修憲，迫使當局在漢城奧運前作出讓步承諾修憲的是每天數以百萬計的各界民眾走上街頭，發出憤怒的吼聲。正因為如此，南韓人民才得到了世人的普遍尊敬。如果沒有南韓人民遍及全國的街頭抗議，也就不會有盧泰愚宣布實行全國大選的六二九宣言。而我們面對的中共專制政權，無論從哪方面講, 都比當年的全斗煥政權殘暴和邪惡百倍。
八九民運期間，全國各地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以最溫和的方式要求自由民主和懲治腐敗，可是卻遭到了軍隊用坦克和機槍鎮壓。從那一刻起，中共當局已經意識到他們對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滔天大罪，他們不僅不會還政於民，而且也永遠不會平反「六四」。否則，他們將要遭到人民的審判。事實證明，二十年後的今天，面對中國民間的強大的呼聲，中共不僅無意推行朝向民主化方向發展的政治體制改革，而且還大開歷史的倒車，人權狀況繼續惡化。因此，今天如果我們還寄希望於通過請願上書就能讓中共主動還政於民，在中共的領導下實現民主，那就太天真了。
在零八憲章發表的同時，中共也在為他們的所謂「改革開放」三十週年大作文章，其實就是在為他們頑固實行專制進行辯護。胡錦濤還發表講話，宣稱中國要永遠走社會主義專制道路，繼續堅持象徵著專製圖騰的四項基本原則，拒絕走真正的民主道路。可是，由於中共過去三十年來拒絕政治改革，還政於民，中國社會已處在深刻的危機之中。腐敗橫行、貧富懸殊、道德淪喪、社會不公、司法不彰、官商勾結等問題越來越嚴重，已到了不變革不能解決問題的程度。與此同時，各地官民衝突事件或稱民眾抗暴事件層出不窮，愈演愈烈，民眾的不滿已達到極點，任何一個突發事件都可能引爆一場全國範圍的全民抗暴運動。可以這麼說，中共在慶祝「改革開放」 三十週年、拒絕推行民主的同時也宣告了改革的正式死亡。因此，任何人也無法阻止一場民主革命的到來。
在中國民主革命即將爆發的前夕，零八憲章的問世無疑有其積極的意義，也有助於進一步推動維權抗暴運動。但是，我們也要清楚地意識到，零八憲章及其所代表的任何主張改良的舉動都不會得到中共的任何正面回應，更不會令中共專制政權感到真正害怕。他們真正害怕的是民眾反抗意識的覺醒和街頭行動，或者說是一場民主革命的到來。他們害怕貴州瓮安活火燒政府大樓所引發的連鎖反應，他們害怕楊佳殺警所激發出的民眾激情，他們害怕重慶計程車司機和教師所推動的全國各行各業罷工罷課，他們害怕湖南吉首江西銅鼓甘肅隴南等地民眾維權抗暴所起到的示範作用，他們害怕「傳九評促三退」所產生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他們害怕中國過渡政府吹響的向中共暴政開戰的集結號……。這就好比中共是一座專制大廈，現在有人要直接推倒這座大廈，有人在拆它上面的磚頭。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目的，盡早在這塊土地上建立起民主的大廈。
因此，拆磚頭的不要去反對致力於推倒專制大廈的，反過來一樣。零八憲章行動就像在拆專制大廈的磚頭，而我們過渡政府就是在從事推倒專制大廈的活動，我們支持任何有利於建造民主大廈的活動，包括拆磚頭的行動，我們也樂意在從事推倒專制大廈的活動的同時，幫助他們多拆幾塊磚頭，畢竟專制大廈哪怕少幾塊磚頭，我們也更容易推倒它。這就像清末時期的上書請願運動與辛亥革命的關係。清末時期曾發生公車上書請願活動，並催發了戊戌變法運動，此後上書請願蔚成風潮，朝野各界賢達人士士大夫動輒聯名請奏和請願，直到清王朝垮臺；與此同時，國父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和革命志士前仆後繼發動起義，向專制腐朽的清王朝進行不妥協的鬥爭。革命初期，以康梁為首的改良派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都擁有更多的資源，具有更高的影響力，但是，隨著民眾民主意識的覺醒和清王朝的沒落，尤其是革命與改良的論戰結束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漸佔上風，並最終取得革命的成功。當時從事上書請願的人未必願意或敢於投身到革命行列中，但他們對推動歷史的進步照樣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有時候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作用。
與此同時，從事民主革命的志士也有的曾在上書請願活動中籤上他們的名字，但是，他們不可能僅僅滿足於簽名請願，也不會將簽名請願作為主要工作，發動民眾反抗暴政或起義才是他們的正務。我們很難想像，孫中山等仁人志士會在革命風暴來臨之際，放棄策動民變兵變和發動民主革命的機會而一直熱衷於上書請願。
由於從事民主革命的風險遠遠超過參與上書請願，他們中的許多志士為了更好地完成他們的任務和更有效地開展活動，必須將自己隱藏甚至偽裝起來。這就是我們過渡政府及時提醒國內沒有暴露身份的同仁，不要用真名簽署零八憲章的根本原因。我們發表這樣的聲明，不是像有些人所想像的那樣，是為了拆零八憲章簽名活動的臺，而是為了避免不必要的犧牲。如果我們發表這樣的聲明是在拆零八憲章的臺，那麼，我們拆得最多的是我們過渡政府自己的臺，因為我們一貫要求國內支持和參與過渡政府活動的人不要使用真名，包括我們最近推出的公民登記平臺。
我們要求所有登記成過渡政府新公民的人不要使用真名。有人提出用真名更有影響力，對中共能形成更大的壓力。我同意他的看法。但是，他只說到了有利的一面，沒有說到不利的一面。否則，我們又如何解釋我們曾反對網路使用實名的舉動呢？眾所周知，中共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多次對反對他們的人採取「引蛇出洞」的陰謀，然後來個一網打盡。如五七年的反右運動就是毛澤東自稱的一場「陽謀」。這場「陽謀」導致五十多萬知識份子被打成右派，從此後整個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樑骨被打斷了。九八年的組黨運動也是如此。這場運動被鎮壓後，以七九和八九民運骨幹為主體的中國民主運動遭到了沈重的打擊，導致整個運動停滯甚至倒退了好幾年。這些都是血的教訓。我們從事民主運動已有很長時間，應該學會從過去的失敗中吸取教訓，避免重蹈覆轍。否則，我們就辜負了民眾對我們的期望，也愧對我們的歷史使命。哪些借我們發表聲明提醒國內志士不要輕易暴露身份而攻擊我們膽怯的人，要麼是政治白痴，要麼是居心叵測。
因為他們連任何公開活動，無論是軍事行動、政治活動甚至商業活動，都有需要嚴格保守的秘密這一點都不知道，還談什麼從事反專制的民主運動？中共當年發動學生開展所謂「反飢餓反內戰」的遊行時明文規定，要求學校裡的共產黨員不能暴露他們的黨員身份。難道他們也是因為膽怯而發出這樣的通知嗎？孫子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如果我們讓中共掌握我們的所有資訊，我們還能克敵制勝嗎？更何況現在我們要以少勝多，出奇制勝。舉個簡單的例子，如果有軍人正在秘密策動兵變，難道我們也希望他們在零八憲章上簽上他們的大名，然後等著中共來收拾他們嗎？
總而言之，中國民主運動任何階段的工作都是有意義的。我們既不能誇大零八憲章的意義，也不能貶低它的歷史地位。這次的簽名活動，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會是最後一次，甚至也不是歷史上影響最大最深遠的一次，它既無法與一百多年前的公車上書的影響力相比，也無法與十年前的要求重評「六四」的百萬人簽名運動的規模相比，更不能與在國際社會形成巨大影響力的七七憲章和古巴十萬人要求修憲運動等簽名運動相提並論。同樣的道理，我們也既不能誇大過渡政府過去所作的貢獻，也不能貶低它的重要作用。否則，中國民主運動始終處於一盤散沙各自為政的狀況，無法有效地推動運動朝縱深的方向發展。我們既不能始終停留在上書請願和發聲明階段------事實上目前整個社會形勢的發展已遠遠超越這個階段，我們應該至少跟上歷史發展的步伐，不能開歷史的倒車，我們現在要做的主要工作是為中國民主運動進入第四個也是最後一個階段作好各項準備，如組織建設，組織動員，國策研究，理論指導，協調行動及拓展國際空間等；同時我們也不能全盤否定零八憲章的現實意義和對民眾維權抗暴運動的鼓舞作用。而那些有意無意配合中共，利用零八憲章來打壓和攻擊過渡政府和「傳九評促三退」的圖謀，是注定不能得逞的。因為過渡政府已經得到越來越多的國內民眾的支持和認同，「傳九評促三退」早已成為中國反迫害爭民主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影響已遠遠超過當代民主運動歷史上的任何活動。我想藉此機會再次強調，對於有志從事民主運動和追求民主理念的仁人志士們來說，我們的共同敵人只有一個，那就是中共專制政權及其代言人。那些一有機會就跳出來攻擊自己盟友的人，我們要加倍小心。
我們在呼籲關注零八憲章的起草者和簽署者的同時，也應該繼續關注高智晟、胡佳、陳光誠、郭飛雄、嚴正學、郭泉、力虹、楊天水、許萬平、楊春林、鄭貽春、黃琦、師濤、楊子立等仍在獄中的良心人士。他們都是身體力行的民主鬥士，他們的勇氣比僅僅停留在表達不同意見的人更高，他們面對的處境也遠遠比零八憲章的簽署者們更惡劣。要求釋放劉曉波的朋友們，不希望與劉曉波切割的朋友們，也應該要求釋放高智晟、胡佳以及他們所代表的所有維權民主人士，也應該發表與他們決不切割的聲明。任何人可以對他們中的某個人的做法或策略甚至品德保留個人的看法，但是，任何人沒有理由否定他們良心犯的身份，任何人都無法否認他們所遭到的迫害和處境比劉曉波更加惡劣。既然如此，任何參與憲章的人，希望實現憲章中的五大理念的人，都應該拿出同樣的道德勇氣，發出要求釋放高智晟和胡佳們的呼籲。我在此聲明，我將永遠不與他們切割，並將身體力行，直到他們都獲得自由，直到中國實現民主，再也沒有良心犯。我希望更多的人能發表跟我一樣決不與任何良心犯切割的公開聲明。
我們不僅要繼續呼籲釋放所有良心犯，繼續像關注零八憲章一樣地關注國內風起雲湧的維權抗暴運動，防止中共轉移我們對他們的注意力，我們還要警惕中共利用一派打擊另一派的險惡企圖。對民運有所瞭解的人都知道，零八憲章的個別發起人曾高調攻擊被中共視為眼中釘的高智晟、胡佳及郭飛雄等。他們的理由就是高智晟們太激進，是個人英雄主義的逞能表現，是在唱道德高調等。他們宣稱維權民主運動不是道義運動，大談「現實的維權恰恰拒絕充滿美感的道義浪漫主義」，還提出「非政治化」的謬論。他們當時那樣做的動機如何我無法揣測，當事實上起到了幫中共的作用是毫無疑義的。如今這些人轉過身來就將自己描繪成道德君子，大肆販賣道德，也忘了他們曾大肆鼓吹的「非政治」理論。他們以為別人已經忘記他們曾說的話，曾作的事。這是對民眾記憶和智慧的玷污。中共是否因為在過去幾年嘗到了利用可以掌控的民運來斗不可掌控民運的甜頭，眼看後者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如今又要故伎重演了？我們不能肯定，但我們不能不提防。因為這班人曾有過類似的前科。
為了將這個問題說清，我今天必須點出他們中的一位「傑出」代表。他就是只坐過共產黨一天「牢」就滿世界以良心人士代表自居的余傑。如果他不在零八憲章出臺後急不可耐地借發表吹捧憲章的文章，攻擊「九評共產黨」，尤其是用文革式語言「炮製」二字來形容「九評」的出臺，我還不會點他的名，撕開他的偽面具。這位余姓青年從來沒有投身到民眾的維權抗暴運動中去，也沒有受過中共的迫害，卻四處販賣他的人權鬥士和異議人士身份。他在過去幾年裡的拙劣表演已將自己永遠地釘在了民主運動的恥辱柱上。他曾串通其他人士用卑劣的手段排擠和攻擊著名人權鬥士 郭飛雄，破壞郭飛雄與美國總統布希的會面，而他們給郭飛雄安的罪名之一居然是郭與民運人士走得太近；他曾以基督徒之名發表聲明攻擊和誣陷在中國受到最廣泛和嚴重迫害的法輪功群體（見余文：基督徒關於法輪功問題的聲明）；他曾大放厥詞說楊佳是中國的希特勒（見余文：莫將罪犯當英雄）；他曾將民眾的抗暴比作殺戮，大加鞭韃（見余文：殺戮不能獲取正義）……。他的斑斑劣跡已使他臭名遠揚，可他卻還毫不收斂。最近他更是變本加厲地攻擊民運和法輪功。他在談論中國民眾的抗暴運動時誣衊攻擊民運人士「為殺人者叫好」（見余文：殺戮不能獲取正義）。他在談論零八憲章時突然牽強附會插入攻擊九評共產黨和法輪功的文字，稱「九評」是法輪功「炮製」出來的（見余文：我們唯有勇氣和謙卑）。他的這一系列言論只是他個人的獨立思想，還是經人暗示或授意而寫，恐怕只有他自己或他的主子知道了。我感到納悶的是，他最近的文章怎麼總是在重大問題上與中共保持一致或接近的立場？而且出臺時機也頗有講究，比如在談論零八憲章的時候，突然莫名其妙地攻擊起《九評》和法輪功來，難道這一切真的只是巧合嗎？年輕的余傑可能萬萬也不會想到，他的充滿文革色彩的「炮製」兩字可以葬送他一生的英名，將他處心積慮裝扮出來的偽獨立知識份子形象敗露無遺。短短几年時間，就從一個充滿理想的熱血青年蛻變成文革時的姚文元式文痞，余傑的墮落值得我們每一個人警醒。
余傑及其同黨過去對中國民主維權運動的損害遠遠超過一般人的想像。他們用了多少時間走入民間，為民眾維權，令中共寢食難安？又用了多少時間來攻擊自己的戰友，與自己的戰友打筆戰，讓中共竊笑不已。我很少涉足他們的論壇和閱讀他們的類似文章，但因為我和他們同處民主運動陣容，我的電郵經常接到這類東西，我被強迫看過一些。我常常為他們將自己的聰明才幹用在這類爭鬥上感到惋惜。他們中的另一個「傑出」代表甚至曾公開指控高智晟「由反共走向反華，墮落成了國家的敵人」。我要請問，他們所說的國家是哪一個國家？是誰統治的國家？諾貝爾和平獎熱門人選高智晟何時又因何事居然成了一個國家的敵人？誰又給了他們指控某人是國家的敵人的權利？他們因為以異議人士或人權鬥士的身份出現，具有很強的欺騙性，給維權和民主運動造成了極大的傷害。難道這些事情不值得我們指出來，並加以反思嗎？因此，今天我們決不能再任由余傑和所代表的姚文元式文痞橫行於中國知識界和人權民運隊伍，助紂為虐。我們針對的不是他們個人，而是他們所服務的的邪惡勢力（如果需要，我將另文駁斥余傑的一系列混淆視聽的謬論）。我們要讓那些企圖長期兩面通吃的人無法遂願。他們要麼站在反專制爭民主的一邊，要麼站在專制的一邊。我們不僅要讓他們不能同時腳踏兩隻船，還要讓他們不能同時獲得來自民主和專制對立雙方的現實利益。說白了，不能讓他們左手拿中共的好處，右手接西方國家的資源。將來我們發現一個，就要揭露一個，毫不留情。這也是非暴力抗爭策略的一種，屬於金夏普所歸納的198種策略中的194種：暴露特務身份。如果我們明知這些人在傷害民主運動，明知中共可能在利用零八憲章達到他們不可告人的目的，而不予以嚴正指出，就是對民主事業的不負責任，也是一種不道德的行為。我也知道，我也許會因為這篇文章而遭到他們的圍攻甚至某些不明真相的人的誤解，但我依然要說。因為我愛惜中國民主運動甚於愛惜我自己，中國民主運動是我唯一的生命。只要有益於中國民主運動的事我都會去做，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話又說回來，儘管我對於他們中的某些人過去所做的事情不表認同，但並不表示我要在爭取他們的人權保障上保持沉默，他人的不自由就是我的不自由。這個社會上，只要有一個人不自由，我就不會感到真正的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講，我此生將離不開為自己和他人的自由而戰。因此，當我發表這篇文章後，我將做兩件事，一是簽署這個憲章，二是簽署要求釋放劉曉波的公開信。同時，我也希望簽署憲章和要求釋放劉曉波的正義之士同時發出要求釋放高智晟、胡佳及郭泉等的呼聲。讓這場運動真正成為中國民主運動的集結號，而不是為了建立另一個山頭，甚至壓制其他力量。
另外，讚賞零八憲章的文章已經很多，我不必要再一次重複這些觀點。相反，我覺得有必要在此坦誠地指出零八憲章的兩個小小不足。指出問題是為瞭解決問題，把事情做得更好。因此，這也算是對零八憲章的一種關注和支持吧。
一，憲章中提到中共政權時，稱其為威權政府（authoritarianism）。對此我完全不能苟同。中共從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一個赤裸裸的專制獨裁政權。今天它無論如何包裝自己，仍然是一個如假包換的專制極權政體（totalitarianism）。它既不是相對開明的威權政府，也不是過去中國傳統社會的專制政體。極權主義與古代專制政體的最大區別在於前者藉助意識形態煽動人民瘋狂的政治參與，從而實現其目標，而後者只是通過嚴厲控制來達到統治的目的。極權統治具有六個特徵，即人人必須遵從的官方意識形態、唯一的群眾性政黨、由政黨或秘密警察執行的恐怖統治、對大眾傳媒的壟斷、現代的人身與心理的控制技術、中央組織與控制整個經濟。中共政權完全符合這六個特徵。我們甚至說它是法西斯政權也不為過。威權政府一般是指在二戰後發展中國家的集權性政體，主要指東南亞和南韓、臺灣等。它一方面具備以往類似於獨裁統治的某些性質，但它又具有某些相對開明的特徵，如採用專家治理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實行法制，部分開放新聞自由和有限選舉等。它是所謂亞洲價值觀延伸出來的一種東西。中共發現這一理論後如獲至寶，過去一段時間特別熱衷於這種說法。一些對中共心思洞察如微的御用文人甚至以異議人士或獨立知識份子自稱的人也樂此不疲。我不是想雞蛋裡挑骨頭，而是覺得這個問題很重要，必須指出來，否則會被中共所誤導和利用。威權和極權雖然只有一字之差，可是它們是完全不同性質的兩種政體。不同的專制政體在走向民主化時往往也會伴隨著不同的方式。極權暴政由於其性質和曾經對人民所犯下的罪行，一般只有被推翻，民主才能實現。而威權社會還有可能通過和平演變的方式實現民主。這是一個很容易讓人不留意的問題。其實是很重要大的問題。這就像針對一個人的罪錯應該予以教育還是必須懲治是一樣的道理。這裡不僅有社會效應的考量，,也有社會正義的考量。所以我覺得有必要在這裡專門指出來。
二，零八憲章沒有對中共過去的罪惡和中國社會出現的危機進行有力的揭露和分析，使得它與七七憲章相比，存在明顯的不足。七七憲章一開頭就開宗明義地指出他們要求當局保障人權，促進社會開放和民主的理由。而零八憲章中對中共最大的一些人權侵犯問題故意繞過，既沒有提「六四」鎮壓，也沒有提法輪功所遭受的大面積迫害，這是另一處令人感到不足的地方，也有損零八憲章的歷史地位和憲章起草者和推動者們的道德境界。法輪功受到的迫害持續而廣泛，任何人不可能沒有思考過這個問題。可是，中國的知識份子在法輪功遭迫害問題上整體保持了沉默，這不能不說是當代中國知識份子的恥辱。當我們稱一個人為勇士的時候，是因為他知道他從事的正義事業的危險性而義無反顧，就像高智晟、胡佳、郭飛雄等，而不是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或心存僥倖的情況下作出的冒險行動。後者不叫勇氣，叫倒霉。中國過去的擦邊球做法有它一定的合理性和正當性。但是今天我們不能再停留在擦邊球做法，這是對歷史和民眾的不負責任。因為歷史的進程要求我們必須與中共做針鋒相對的鬥爭，或者說因為民眾已經行動起來了。如果我們再停留在擦邊球做法，換句話說不越過中共所劃定的範圍，民眾會毫不留情地拋棄我們。因此，過分抬高對零八憲章的評價，將簽署憲章視為現階段最重要的維權民主運動是不恰當的，也是對冒著生命危險投身這場運動的各界人士，包括社會弱勢群體,法輪功反迫害群體,西藏同胞,地下教會成員等的正義之舉的褻瀆。中國民主運動必須改變過去相互吹捧、閉門造車的局面，必須走向民眾，與民眾同呼吸共命運,共同承擔責任和風險。否則，不要說一萬人簽名,就是十萬人,百萬人,千萬人,也對中共專制政權毫髮無損。
最後，我想藉此機會提議簽署憲章的朋友同時也登記成為過渡政府管理下的新中國公民。如果說零八憲章的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那麼，登記成為新中國的公民更是如此。建立過渡政府也是非暴力抗爭策略的一種屬於金.夏普所落列的１９８種策略中的最後一種：雙重承認和建立平行政府。試想一下，如果中國人都公開表達不願接受中共的統治的意願，中共還能玩得轉嗎？這豈不是最溫和最文明的非暴力抗爭嗎？有什麼方式比登記成為與中共唱對臺戲的過渡政府的新公民更讓中共難堪和更能削弱中共的統治呢？說千言，道萬句，我們不要讓中共的陰謀得逞，不要繼續被中共牽著鼻子走，不要讓中共將水攪渾，而要及時將運動引導到對民主事業有利對中共統治不利的方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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