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市中心的布蘭登堡門
我的經歷是比較典型的一類德國華人的經歷，到德國上大學，畢業後工作，結婚生子，我先生也是如此。所以我對中國社會其實並沒有深層次的瞭解。但是通過我的職業-翻譯-我認識了一些從中國來的人，讓我看到了一些中國社會的片斷，也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
我曾經為一個德國律師當翻譯，和中國某市的工商局長溝通，為了保密原因，這裡就不提是哪個城市了，我只能說是一個很大的城市。他的案子比較複雜，他在德國開了一家公司，主要目的是拿到居留，幾年了，困難重重。而且以前的那個中文翻譯突然失蹤，後來當公司負債纍纍要破產的時候才發現，她從公司賬戶裡提走了一大筆錢。
我的工作就是代替上個翻譯。一開始只是很簡單的一些電話交流，翻譯一些郵件，比如什麼時候到德國呀，要準備什麼資料呀，有哪些費用要交。我對這個工商局長並沒有什麼特殊印象，只是覺得他說話有些居高臨下。而律師和我說，他是一個"黨官"。
他來到德國的第一天，因為律師臨時有事，所以他自行到他每次都去的旅館住宿，我們約好第二天律師和他見面。在他到達後幾個小時，我接到他的電話，一上來也不自報家門，就說："是我，你在幹什麼呢？"已經習慣了德國人在電話裡自報家門的方式的我一愣，一開始不知道他是誰，一轉念就知道了，一定是那個"黨官"，我心裏嘀咕："我每天接這麼多電話，知道你是誰呀？而且我在幹什麼關你什麼事？"我正好在翻譯，就實話實說，他又問："你現在有時間嗎？我們能不能見一面？"我很疑惑，明天我就會陪律師和他見面了，為什麼現在他要單獨見我？我推托忙就回絕了。
第二天，我們見面的時候，有兩個本地的華人陪他來，在一來二去的翻譯和私下裡和他的朋友的聊天中，我知道了，原來的那個翻譯被他包下來，成了二奶，每次他來德國都給她很多錢，但最後還是被她騙了。這也是最讓他捶胸頓足的地方了，因為他認為那種關係是最可靠的，卻萬萬沒想到恰恰是二奶-這個被他"收編"為"自己人"的人把他騙了。我恍然大悟為什麼他一來就想和我單獨見面，一來他大概覺得女人都想攀上他這種新貴，在中國，工商局長可是個肥差。二來，把翻譯發展成"自己人"，對於他來說，可能是讓翻譯站到自己這一邊的最大的保障。
當我剛知道這些的時候，我啞然失笑，以前只是在文章中，或者別人的談話中知道大陸這種官員很多，但還沒見過，這次的翻譯經歷真是讓我長見識呢。沒想到，真正長見識的還在後面呢。
在幾次和律師的交流中，我作為翻譯也知道了為什麼他總是居留出問題，落到了只能每三個月延一次臨時簽證的地步。律師和他反覆說明，德國法律規定，在德國成立公司的人必須大部分時間在德國居住。如果實在不行，他也必須經常來德國，至少一兩個月一次，一次哪怕只來一兩天也好，但是一定要保證一定的次數，否則誰都沒有辦法的。在律師反覆強調這一點好幾遍之後，"黨官"的一句話讓我目瞪口呆："他說的不對，在中國的外國人都不需要這樣，他們都能得到長期簽證的。"口氣非常的肯定和決然。我翻譯給德國律師聽，律師馬上說："中國是中國，德國是德國，德國的法律不一樣。"我又翻譯給他，他沒有說話。但是後來他一直沒有按照律師的建議去做。我實在沒想到他自以為是到這種程度，而且一點兒都沒有"到了另外一個國家要遵守那個國家的法律"的概念。看來他是習慣了"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了，在中國他這樣吃得開，可惜在德國就不行了。到頭來吃虧的自己。
德國律師一直在提醒他："我不能到外事管理局說：‘嗨，我們這裡有一位中國來的重要人物，你們馬上接待，馬上給簽證。'他們一定會說，你先排隊去！"我相信我每次翻譯得都很清楚，但是我更清楚的是，他一定不能相信在這個世界上還有錢不起作用的地方。當他和我用中文談到那位德國律師的時候，他是一點兒都不客氣的，他用對下級的口氣斷然地說："我給他錢，他就得給我幹事，什麼辦法我不管，反正他得給我辦成。"話外音明顯得連我都能聽出來，就是我給你錢，你用賄賂也好，用給別人其它好處的方法也好，你總得給我搞定，搞不定就是你的問題。大概這些話是他在中國常說的吧，而且他的下級也確實能給他把事情搞定，所以他才那麼有信心在德國也能生效。
這個德國律師是個頭腦很靈活的人，和中國人打交道也多，這層意思他當然懂，可偏偏這是在德國，律師說得也很清楚，他認識移民官，但是他的影響力僅止於在緊急情況下能臨時約到幾天後和移民官見面，而普通人要等幾個星期。至於移民官做什麼，他無可奈何。
律師和這位"黨官"的合作是很艱苦的，我這個翻譯也不容易，因為律師經常要重複已經說過了N遍的話，而我也得跟著翻譯N遍，到後來我都可以背下來了。這都不是什麼大問題，如果他付翻譯費的話。
問題就出在這個費用上。他認為律師拿了他的錢卻沒有給他辦成居留，而且心存疑慮是不是這個律師和他的二奶一起欺騙他，所以他藉口沒有帶足夠的錢，有一筆幾千歐元的律師費一直拖欠著，而律師實際上在發現他的公司出現問題的時候進行了有效的挽救措施，使得公司不至於破產，等於幫了他大忙。"黨官"的朋友們都看出律師本人是清白了，但是他自己並不容易信任別人。一次他和稅務師，律師一起商談，律師又提到費用問題，他堅持不給，律師一氣之下站起來走人了，而我作為律師請來的翻譯，不知道我的費用問題如何解決，就問他。他說："你是律師請來的。"哈，那好吧，我還是識相一些吧，還等別人來轟嗎？那不就太難看了嗎？於是我也起身走了。剩下了他和德國稅務師兩個人大眼瞪小眼。
其實那次會談一進門，我就覺得有些彆扭了，當時律師先走進會談室坐下，我跟在律師後面，正要在律師的右手邊的座位坐下，在我後邊的"黨官"一指律師左手的座位，用上級對下級的及其冷漠傲慢、不可商量的語調說："你坐那裡。"我沒說話，就坐到了旁邊。這種人我要生他的氣就說明我和他一般見識了，那不就是對我的侮辱了嗎？不過修行不夠，還是有些忿忿。
沒幾天他又透過他的朋友和律師聯繫，希望他繼續幫助他。這個結局一點都不出乎我的意料，因為那個律師確實盡全力挽救了他的公司，他要再找個律師，能保證會這麼盡心盡力地給他辦事嗎？所以我又有了一次和他見面的機會。在他住的酒店的大堂裡我們又見了面，他堅持讓我們去他的房間，可能覺得大堂不方便，但是我們這次堅決不去，因為他的房間裡總是煙霧繚繞，他每次都是一根接一根地抽煙，而我和律師都不吸菸。在那樣的房間裡呆上一兩個小時實在是折磨。
當他從電梯裡出來時，他就像沒有看見我一樣鐵青著臉從我身邊走過。在中國，不要說哪個翻譯敢撂他的挑子、說不干就站起來走人，就是走在他前面都沒有一個翻譯敢。這次談話他又有三個當地的朋友在場，其間，他憤恨地對我說："你當時不該走。"我從鼻子裡哼了一聲，什麼都沒說，律師看出了端倪，一定要知道他剛才說了什麼，我告訴了他，律師搖了搖頭，也什麼都沒說。那一次他還是沒有付款。
後來他的一個朋友幫他把我的翻譯費用付了，還說，他去賭場輸了幾千還是幾萬歐元，所以沒有錢了。我一聽，他有錢去賭場，沒有錢付給我幾百歐元的翻譯費。這種人無法合作，就打電話向律師表示，以後再也不給這個"黨官"做翻譯了。這樣我炒了他的魷魚。
我不是唯一炒他魷魚的翻譯，我之後的那個翻譯只給他翻譯了一次就不幹了。律師事後告訴我，那位翻譯也是位女士，因為這個案子及其複雜，在翻譯的過程中可能有不清楚的地方，結果這位"黨官"就聲色俱厲地罵她翻譯得不好。之後這位翻譯在給律師打電話說不幹了時，據說聲音都哽嚥了。
順便說一句，在德國開一個有限公司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情，費用非常高，即使公司不運作，給稅務顧問的費用，租辦公室的費用，給勞工局的個人所得稅，給疾病保險公司的保險費加起來一年也要好幾萬歐元。當然"黨官"還有包二奶的費用，賭博的費用，來回機票的費用，請客吃飯的費用，公司出現緊急狀況請律師的費用，可能還有我不知道的費用，一個工商局長的工資才多少錢呀，他的錢怎麼就跟流水一樣嘩嘩地來呢？說白了，就是用中國老百姓的錢為他自己買一個德國居留。只要有了德國長期居留，日後再有德國國籍，就沒有後顧之憂了，他的那些錢大概也能像流水一樣嘩嘩地流到德國的賬戶裡了。
我們這個城市的工商局長我沒有接觸過，但是從我給那麼多辦公司的中國人的經歷中看，德國的工商局長應該沒有什麼機會接受賄賂。在德國的中國人想通過辦公司留下來不是件簡單的事情，生殺大權就掌握在德國工商局的手裡，一些中國人身在德國這個法制社會，但是沒有改變中國的非法制社會的思維習慣，他們希望德國律師們通過某些特殊手段把德國工商局搞定，如果在中國肯定可行，而且工商局的人會因此大發一筆。但是我接觸過這麼多德國律師，沒有一個例外，都說，這條路不行。在一個法大於黨，法大於權的國家，人們對於法律是有一種普遍的敬畏的。所以不可能出現培養"黨官"的土壤，當然也不可能有如此"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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