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泱泱大黨,有必要唯心地對"黨主"搞躲貓貓?

 2009-04-06 21:23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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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棋生:愚人節後說真故事

3月31日上午9點左右,我正準備就前戒嚴部隊士兵張世軍被抓一事寫點東西的時候,傳來了"篤 篤 篤"輕柔、祥和的敲門聲。不料我打開房門,卻像開啟了閘門一樣,一下子湧進來10多位不速之客--身穿制服和不穿制服的警察。他們一一站定後,由一人攝像,一人宣讀"傳喚通知書"和"搜查證"。這時,我腦子裡有五個清晰的大字在轉悠,那就是:合法傷害權。警察讀畢,依照程序問我"聽清楚了沒有?",我如實回答:"聽清楚了"。隨後,我對滿滿一屋子警察大聲說了三句話。第一句是:你們又來侵犯人權了!第二句是:你們又想搞以言治罪?!第三句是:你們抄走什麼都行,但不能把我已經完成的物理學論文抄走!說罷,我被北京市國保總隊的政治警察帶往恩濟莊派出所。

7個多小時之後,我邁進家門,眼前突然有一種特別豁亮的感覺:電腦被抄走了,寫字檯上堆放的書和手稿不見蹤影了,抽屜裡的資料已空空如也,書架上留出了不少空位,放在陽台上的大衣櫃,頂上厚厚的塵土少了許多,我自己的墨寶--用毛筆手書的十二個字"八九精神永存 六四英靈不朽"被拿走了,名片薄、通訊錄(包括章虹的)給順走了,最後,連夾在駕駛證中的牡丹交通卡也不翼而飛......不過,我要說句公道話,我的物理學論文和相關資料毫髮未損,包括臺灣的諾貝爾化學獎得主李遠哲和美國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楊振寧給我的親筆信,全都安然無恙。

章虹對我說,搜查人員分工明確,十分敬業,從上午9點半一直干到下午2點,中間未曾休息,也沒吃中午飯。他們臨走時,給她留下一份《北京市公安局扣押物品、文件清單》,其中"見證人"一欄,由一個她不認識、沒見過的叫"肖文虎"的人簽了字。我仔細翻看長達6頁的清單,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丁子霖的《尋訪六四受難者》、張良的《中國六四真相》、李志綏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許良英的《科學·民主·理性》、于浩成的《風雨雞鳴》、宗鳳鳴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王力雄的《遞進民主》、陳小雅的《沈重的回首》、《劉賓雁紀念文集》、《包遵信紀念文集》、廖亦武的光碟《不死的逃亡者》、我的《看守所雜記》、剛剛收到的楊子立的《沉思錄》等,自然是難逃一劫。《哈維爾文集》、《通往公民社會》、《楊憲益傳》等自費出版的好書,同樣也未能倖免。不過,讓人不太明白的是,標準的中國大陸合法出版物,如《胡耀邦與平反冤假錯案》、章詒和的《伶人往事》、徐友漁的《自由的言說》等以及數十本《炎黃春秋》雜誌,也都給抄走了。我心裏琢磨,這事還就只能等過了愚人節說才行;要是放在昨天說,大家準以為我是在說瞎說、編故事呢。

警察要將《炎黃春秋》裝入蛇皮袋的時候,章虹阻止道:那些雜誌都是她在報亭裡買來的,憑什麼要拿走?警察說:這兒的《炎黃春秋》和報亭裡的可不一樣,上面有江棋生寫的字。各位看官,警察說的還真是實話;而他們奉命要做的,也正是要從我寫的字裡找到"違法犯罪"的證據,以便為"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盡到保駕護航的職責。

4月1日晚上,《德國之聲》中文部記者有史以來第一次對我進行電話採訪。她聽我敘說家中的《炎黃春秋》被抄走後,問我對《炎黃春秋》有何評價。我說,那是一份十分難得的好雜誌,每一期我都會認真閱讀,寫些批注。她緊接著問道:《炎黃春秋》能夠存活,是否說明瞭當局的進步?我笑了,回答說:那說明瞭《炎黃春秋》編輯部的進步,說明瞭《炎黃春秋》讀者群的進步,也說明瞭中宣部的無奈和讓步。

之後,《德國之聲》記者提到betway体育手机网 一期《半月談》,上面刊登了俞可平的文章:關於民主亟待釐清的六個關係。她單刀直入地問我:你對俞可平的文章怎麼看?我這個人是直脾氣,同樣不愛繞彎,馬上回答道:喜歡論說民主的俞可平亟待釐清一個關鍵的問題,即他對吳邦國的"絕不搞多黨輪流執政、三權分立、兩院制"是認同還是不認同?是部分認同還是全部認同?我認為,如果他認同"吳三條",那他談的"民主"就是偽民主,釐清厘不清都是偽民主。如果他不認同"吳三條",只是出於策略考慮而"碎步走",那我對他表示應有的理解。最後,我笑著建議她私下問問俞可平,摸一摸底,但不要太難為他。

從俞可平的文章看,民主可以不需要反對黨的合法存在,不需要三權分立。這樣,俞文就給出了世界上的兩種民主,一種是西方的民主,以多黨競爭、三權分立為不可忽缺的要件。另一種是中國的民主,以一黨壟斷執政、三權合一為其本質特徵。不過在我看來,他的論述實在難以令人信服。這是因為,那兩種民主是如此的不同,以至於必須把其中的一種另外命名,才能使"民主"這個詞依然有意義。那麼,將哪一種政制另外命名較為妥貼呢?我以為,將一黨壟斷執政和三權合一另外命名,比較可取。我不知別人是怎麼看的,反正在我眼裡,一黨壟斷執政和三權合一怎麼看怎麼像黨主:你瞧,人民由黨領導,只能跟著黨走,而黨又是鐵定偉大、光榮、正確的,把這種政制說成"黨主",豈不千真萬確、恰如其分?一直以來,我還真是有點納悶:泱泱大黨,有什麼必要唯心地對"黨主"搞躲貓貓,而非要去趕時髦,從西方人那裡拿一頂"民主"的帽子,給自己彆扭地戴上呢?

2009年4月2日 於北京家中, 原題:愚人節後說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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