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滴淚: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4)

2009-06-14 19:01 作者:巫寧坤 「我還是不明白你在講甚麼。」
「好吧，你知道 ABC這名字嗎？」
「甚麼 ABC ？」
「別裝蒜啦！你很清楚這是你們反革命集團的名字 。」
我猛然想起一件事。當年我教的四年級班上有一個叫大江的男生，積極份子認為他思想反動，說以他為首形成一個反動學生俱樂部。他笑著反唇相譏道：「是啊，一個橋牌俱樂部，A Bridge Club, 簡稱ABC。要是落到克格勃手裡，它一下就可以變成Anti Bolshevik Club丶反共俱樂部，哈，哈，哈！」這話傳開了，大家一笑置之。
「現在我想起來了。那是開玩笑。」 「開玩笑？你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搞反布爾什維克活動是開玩笑？」
「但是並沒有這樣的俱樂部。」 「事實俱在嘛。它有名字，名字是反革命集團頭目起的，他是你的得意門生。他們經常開會，討論他們讀過的反動作品，其中包括《1984》和《正午的黑暗》。你是他們的導師，你參加過他們的討論。他們看的反動作品為他們反對共產主義和新中國提供了理論基礎。他們從事散佈反革命言論。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推翻我們黨和政府。它是一個現行反革命集團，有名稱丶有頭目丶有導師丶有理論丶有不少成員。它的名字本身就足以說明問題。公安部門早就注意它的活動了。你管這個叫開玩笑 ？」
我感到十分驚詫。我看到無產階級專政的鐵拳在我眼前揮舞。
「我從來沒有這樣看問題。我得好好想一想，回顧一下我和燕京學生的交往，寫一個詳細材料。
「我很高興你開始醒悟了。我們等著瞧。」

我回到家裡，心情沈重，主要因為我想到在北京的那些才華出眾的學生必然受到更加殘酷的審訊。寫材料時，我重溫了我們在一起度過的時光，以及一些談話的內容。但是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們說的做的有什麼罪過。他們認為思想言論自由是天經地義的，他們痛恨洗腦。如此而已。我本人的態度無疑地給了他們道義的支持。於是在我的「坦白材料」裡，我承認我自己沒改造好的西方資產階級思想必然對他們產生了惡劣的影響，並表示願意為他們的錯誤承擔我應負的責任。可是我否認有這樣一個俱樂部。

另一個晚上，我的「同仁們」又盤問我在美國的經歷，東拉西扯，然後那位歷史講師意味深長地假笑著問道： 「你為什麼在1951年夏天回到中國？那正是抗美援朝進入高潮的時候。」

「因為這是我自己的的國家嘛 。」我覺得他的問題毫無意義。
「你是這麼想的，呃？」他冷笑道。「你大概自命為愛國主義者吧。但是，愛國主義是有階級基礎的。你所愛的國家是美帝國主義支持的封建資本主義的舊中國，不是我們所熱愛的社會主義新中國。你老實告訴我們吧，你到底為什麼在那個時候從美國回來？那時候，你的博士學位快到手了，在美國大有前途嘛 。」
「我是應燕京大學電聘回來的。」我想那是一個無可辯駁的歷史事實，身為歷史講師也得尊重吧。 「不錯，」他又冷笑了。「我們給你提供了一個挺好的藉口，對吧？」
「你這話什麼意思？」我發火了。「你認為我是特務？CIA和國民黨派來的特務？」
「我們沒說。是你自己說的。」他得意洋洋地反駁道。

可是，突然間，我感到如釋重負。如果這些年來他們就為這個折騰，我就沒什麼可煩心的了。我的一生是一本敞開的書。他們由於猜疑成性就會隨意誤讀，但是文本卻是完好無損的。從那以後，我心平氣和，對他們刻意的挑釁和侮辱無動於衷。

四

開學以後三週才開始上課。英語專業卻開不了課，因為一位教授自殺身亡，三位教師仍遭軟禁。審問會逐漸結束了，我呆在家裡寫自傳。交上去幾天之後，我又被叫去，讓我再寫一份更詳盡的。起初我覺得莫名其妙，後來我才明白，這顯然是一個花招，其目的是偵查前後文本之間有無矛盾。我毫無顧慮，因為我沒什麼要掩蓋的。

軟禁在家裡，日子過得倒也清靜。收到巴金夫人蕭珊寄來的法文原版的司湯達小說《巴爾姆修道院》，我就著手翻譯起來。埋頭工作時，我可暫時忘卻目前所處的困境，司湯達筆下優美動人的世界和心靈高尚的人物，與包圍著我的齷齪的政治和奴顏婢膝的小人形成絕妙的對比。為了進一步給我消遣，怡楷晚間陪我玩「金羅美」牌戲。身為一場政治遊戲中聽人擺佈的小卒子，我們樂得享受一下囚籠中片刻的寬免。

1956年1月3日下午，怡楷正在和我打「金羅美」，她說感到產前陣痛。我扔下牌，跑到肅反辦公室請假，送她去市內一家婦產醫院。第二天一早，我又請假去看她。一到醫院，一位護士就恭喜我得了個大兒子，孩子是在凌晨出世的。我給他取名「一丁」，一個普普通通的男孩，與經常在「萬歲」聲中露面的「真命天子」形成對比。「一丁」的來臨大大鼓舞了受困擾的雙親，如同一股生力軍的到來鼓舞了一枝被圍困的軍隊。

兩個星期之後，出乎意料的，黨報刊登了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份子政策的報告。他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份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更多的自由，改善生活待遇。我當然感到高興，仔仔細細讀了報告。但是我高興得太早了。不久，肅反辦公室的一名年輕幹部派人來叫我 。

「你這些日子幹什麼啦？享清福，是嗎？」他含譏帶諷地說。
「我在學習周總理的報告。」我想這總不會有問題吧，可我又錯了。 「這樣你手裡又多一件武器了，對嗎？」我大吃一驚，答不上來。他接著說：「我認為你眼前的任務仍然是坦白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一個反革命就是反革命。周總理的報告保護不了反革命。」難道這個乳臭未乾的極左份子竟敢公然對抗周總理嗎？我搞糊塗了，但我很快就明白了，這一類人被這出乎意料的180度大轉彎搞得狼狽不堪，他們還指望體面地收拾南開的肅反運動，不要太丟面子。

不久之後，中共天津市委員會派來南開的一位幹部約我談話。他向我表示歉意，他說我回國才幾年，在這次運動中受到的衝擊很大。他向我保證「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政治運動今後決不會再發生」。他的「保證」更加深了我對受人敬愛的周總理的報告所懷抱的盲目的信念。同時，學校宣布英語專業停辦，學生轉學，教師聽候分配。五月中，人事處通知我即將調往北京一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怡楷也到該校工作。有些同事羨慕我們，怡楷卻並不喜歡在共產黨統治的政治中心生活的前景，更不願離開一直相依為命的母親和哥哥姐姐。六月中，我們出發去北京，她懷裡抱著五個月的小丁丁，哭得像個大孩子。是否她本能地預感到這是一次強加於她的冒險的起點？


第二章 暗藏的反革命分子，1953-1955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