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 如何定義當今中國？

2009-09-22 00:16 作者:胡平 人總是戴著觀念的眼鏡看世界，也就是說，人總是要藉助於一些觀念去觀察世界，理解世界。從錯綜複雜、混沌一團的社會現實中抽取出一套觀念，制定一套理論，或者簡單地說，下一個定義，安上一個名字，然後再用這套觀念、理論、定義和名字去分析和解釋社會現實，從而發現社會的可能變化趨勢，並通過自己的行為去改變社會現實，等等。然而，今日中國最令人困惑的一點就是，人們不知道該給它安上一個什麼名字，不知道應該如何給它下定義？

這個問題外國人說不清楚，中國人自己也說不清楚。並不是沒人提出過這種或那種說法，而是這種種說法都還沒有取得較廣泛的共識。今日中國是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是極權主義社會還是後極權主義？如果說今日中國是威權主義，那麼它是左翼威權還是右翼威權？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究竟是一套有確切內涵的概念，還是一個空洞的名詞，一種自欺欺人的障眼法？或者換種問法：今日中國和誰相像？是像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呢，還是像"八九"之前的波蘭、捷克、匈牙利？是像蔣經國時代的臺灣呢，還是像蘇哈托後期的印尼？抑或是它誰都不像就只像它自己。

下面我介紹幾種我認為比較重要的觀點。

一是後極權主義。原捷克斯洛伐克著名異議作家、前捷克總統哈維爾認為，後極權主義的原型還是極權主義。所謂後極權主義是指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制度大體上還是照原樣運轉。在後極權主義時期，生活中滲透了虛偽和謊言。在謊言瀰漫的同時是消費主義的盛行。人們能夠享受到較多的物質商品，但是他們不能參與經濟決策，更談不上政治自由和民主參與。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維繫它的則是恐懼和謊言。

哈維爾曾經把1957年起義失敗後的匈牙利稱為後極權社會，不過他又常常以1968年"布拉格之春"遭到鎮壓後的捷克斯洛伐克的狀況來解釋後極權主義。很多中國人把"六四"後的中國稱作後極權，我以為不夠準確。因為1957年匈牙利起義和1968年"布拉格之春"都是被外國（蘇聯）軍隊鎮壓下去的，而中國的 "六四"是被中國自己的軍隊鎮壓下去的。其次，在"六四"之後，柏林牆倒塌，國際共產陣營瓦解，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徹底破產。這種國際環境和"布拉格之春" 失敗後的情況不可同日而語。另外，"六四"後中國加速經濟改革，不問姓社姓資，也遠非當年的匈牙利或捷克可比。再有中國繼續實行對外開放，進入國際經濟體系，如此等等。

另一種說法是右翼威權主義，也有人稱之為市場列寧主義。當然，市場列寧主義這種說法帶有一種語音上的調侃諷刺意味（在英文裡，市場列寧主義Market-Leninism和馬克思列寧主義Marx-Lininism在字形上和發音上都很相似）。早在1992年1月，旅美學者陳奎德就撰文指出，中國有可能從左翼專制轉變為右翼專制，這種右翼專制將脫離以往的政教合一，不再追求共產主義大目標，而是全力維護既得利益集團的政治權力壟斷，對言論、新聞的控制依然無處不在，但控制力度有所降低，私人的活動空間有所增加；私有財產重新獲得合法性，經濟起飛也具備了現實可能性，當局把經濟發展的成就當作維護自己統治的主要手段；仍然拒絕分權制衡與民主參與，不過對司法的控制有所減弱；對外則宣傳某種民族主義或國家主義，並以此姿態加入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陳奎德這篇文章是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之前寫的。當時不少人還以為中國的經濟改革會停頓乃至倒退，而陳奎德就能預見到中國的經濟改革仍將沿著資本主義方向深入發展並導致經濟起飛，應該說是很有洞察力的。

進入新世紀後，把中國稱作右翼威權主義的人越來越多。然而右翼威權主義這種定義很容易讓人望文生義。很多人從這個定義一下子就聯想到民主化前的臺灣、南韓、印尼、菲律賓等原生態的右翼威權主義。譬如2002 年11月9日《紐約時報》文章，說中共如今已從全世界最後一個左派獨裁政權，轉變成全世界最後一個右翼專制。文章最後提出問題：當中共走上右翼專制之路時，它是會像臺灣和南韓那樣，經歷長時期的改革而成為民主國家呢，還是會像菲律賓的馬科斯政權和印度尼西亞的蘇哈托政權那樣，由於經濟停滯和貪污腐敗而垮臺？然而問題是，中國既然是從左翼專制轉變成右翼專制的，這就和民主化前的臺灣、南韓、印尼、菲律賓等大不相同。因為中國存在著從公有制計畫經濟轉變為私有制市場經濟的問題，而這一問題在臺灣、南韓、印尼、菲律賓則基本上不存在。

其實，1989年之前的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國也嘗試過市場經濟取向的經濟改革，但是都未能成功。它們失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它們的領導者提不出更明確的改革方案，而在於那種更明確的改革方案勢必意味著對此前共產革命的根本否定，所以它不但起不到鞏固共產黨統治的作用，反而起到瓦解共產黨統治的作用。這也就是通常說的"改革找死"。換句話，同一個共產黨不可能昨天還在搞滅私充公的革命呢，今天又反過來搞化公為私的改革，而不導致自我否定自我解體。中共是靠著"六四"屠殺才逃過這一劫。這同時也就意味著中共的右翼威權主義要比當年臺灣的南韓的印尼的菲律賓的右翼威權主義更惡劣、更殘暴、更不公正，因此也更難向政治民主轉型。

現居法國的學者陳彥把今日中國社會稱作自為的極權主義。陳彥十分強調1989年事件對中國的影響。他認為，今日中國的共產政權，已經失去了意識形態和對經濟的壟斷，從最堅固的極權主義走向了後極權時代。今天的共產政權仍然具有某些極權特徵，但逐漸向普通的獨裁演化。它徒有過去的衣裝，內部已被淘空。從這點看，1989年之後的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一個東歐共產主義國家和蘇聯都沒有經歷過的階段，這一階段即極權具有自我意識的我謂之自為極權主義階段。這一階段的特徵是，中共領導人本人對共產主義極權主義的命運已有敏銳的覺察。他們既不再相信共產主義是人類的未來，無產階級江山千秋萬代，也不相信這種制度可以通過自我改革而賦予 "人性的面孔"或具有真正的民主但同時又保持共產黨的領導地位。"八九"民運的爆發，柏林牆的倒塌，蘇聯的解體，不僅粉碎了共產政權的合法性，也使通過改革可以"完善"共產主義體制的幻想灰飛煙滅。自此，牢牢控制政權已經成為共產黨的一切重大政治決策的先決條件，而犬儒主義則成為這個時代的流行病。

旅美學者徐賁也非常強調1989年事件的重大意義。他把中國1989年以後逐漸成型的這種制度稱為新極權主義體制。這種體制確實在告別後極權主義模式，但它並未走向開明的政治進步，而是回頭向極權主義的原型求助，但經歷了後極權主義時代的這個制度又無法完全回到原來的極權主義模式的軌道上，所以就形成了現在這種既增加了取自極權主義原型的某些特徵、又保留了部分後極權時代特色的體制，同時它還有一系列極權主義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新特點。

我認為陳彥和徐賁的觀點相當重要。"自為的極權主義"和"新極權主義"都強調當今中國社會的獨特性，並且指出"六四"在形成此一特殊狀態的關鍵作用。需要提醒的是，在這裡我們也要防止望文生義。不要一看到極權主義就聯想到昔日蘇聯、毛時代的中國或現在的北韓。固然，按照傳統的極權主義定義，今日中國不論是在對經濟的壟斷上還是在對意識形態的壟斷上都有很大的變化。在這個意義上你可以說，把今日中國稱作極權主義，就如同把它稱作威權主義一樣，是很容易誤導的。所以，我們不必陷入名詞之爭，而更需要關心的是上面幾種說法的具體內容。去年，海內外都在熱烈地討論中國改革30年的問題。絕大部分體制內學者總是把30年的改革當成一件事，對"六四"要麼根本不提，要麼只當成一個不愉快的小插曲。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按照我們的觀點，我們應該把這三十年分成兩段，以1989年"六四"為轉折點。"六四"後，中國的改革走上另一條道路。除非我們深刻地透徹地分析和理解"六四"對中國的各種巨大影響，否則我們就不可能給今天的中國準確地定義。


（文章只代表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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