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丘山:被逼到絕路的男子漢-範世春
按：本文是我正在寫的集子"在暴風雨的夜裡"的一篇，應該全部寫完再發表的。 現在阿妞不牛正在明鏡上討論大慶問題，我相信這篇文章能夠將大家 稍微帶到那個歷史的真實中， 就先發布了。也正是為了寫這些文字， 我停掉了包括獨評在內的博客活動，今天發在這裡， 也是我對關心我當時為什麼停博的朋友的一個解釋， 當然我前面的路還很艱難， 要寫的東西只完成了非常小的部分。
(三) 被逼到絕路的男子漢-範世春
每當我聽到俄羅斯民歌三套車悲慟、蒼涼的旋律的時候，我的腦子中就會浮現一付圖畫：
北大荒一一望無際的雪原上，有一架牛車慢慢地在凜冽的北風中艱難地向前行進著。牛車前面一個個子高大的三十歲左右的人牽著繩子，牛車的後面一個帶著眼鏡的二十歲上下的人拿著一把叉子緊跟著。雖然太陽蒼白的光輝照得白雪皚皚發光，使人的眼睛都睜不開，但是一點暖意都沒有。他們的鼻子呼出一大團一大團的白氣，嘴周圍結滿了在陽光下晶瑩發亮的冰霜，每走一步都要從齊膝蓋深的雪中起出腿來，再踏入深深的雪裡，牛和他們走過留下的腳印，像一條黑蛇，宛宛延延，從他們的腳下一直蔓延到遙遠的天邊。
那個牽牛的人就是範世春，那個拿著叉子緊隨著牛車的就是我。
有一次，我正在雪地裡走著，突然似有似無地聽到，從遙遠的地方傳來了三套車的悲慟殷實的男低音，蒼涼的旋律，在飛揚的雪花中飄蕩：
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過了一會兒，我才知道那是範世春在唱，聲音低沉和蒼涼。在這渾厚但是絕望無助的歌聲的悲滄之中，透出的是向上天發出的一個精血旺盛，正在風華的男人，被逼到了天涯海角，被拋到了死亡邊緣的哀傷、無奈、和絕望。我只聽他唱過一次這首歌，但是自此後我再不能忍受在燈火輝煌的歌唱會上，聽歌唱家唱這支歌：因為它只應該屬於冰天雪地；只應該屬於天涯的淪落人；它與萬頭簇擁的人群，西裝筆挺的歌唱家，金碧輝煌的大廳和劇院是完全逆反的。
我與範世春在冰天雪地中運送了一冬天的牛草，但是範世春從來沒有告訴過我，為什麼他會被送到這個農場。他也從來不問我為什麼會來這裡，更多的時候我們只是默默相對。
我第一次見到範世春是在冬天積肥的時候，說是積肥，實際就是用鎬頭刨凍得像石頭一樣的土塊，幾十鎬只能刨下拳頭大的塊。那天我與管理我的王師傅正在用鎬頭刨凍土，來了一個個子高大的有著濃重天津口音的中年人。他穿的不是農場發的統一工作服，而是在農場看來很刺眼的藍棉襖，顯然是剛到這裡。王師傅好像是知道和期盼他的到來的，一點也不驚訝。他用一種估摸牲口的目光將來人上下打量了一邊，點了點頭。其實只有我知道王師傅點頭所含的深刻含意，因為當時我與王師傅的關係正在最緊張的時候。王師傅對我手無綁雞之力，幹活時的完全沒有眼力架，腦笨如愚石已經到了無可容忍，傷痛欲絕的程度。這時候，來了這麼一個壯勞力，顯然感到安慰。
我對範世春的第一印象是他的目光中深邃的憂鬱，他的嘴的兩邊有著兩道深深的這個年紀人不應該有的長溝，從鼻子一直伸延到下巴。他比我力氣大多了，也知道怎麼幹活，他掄鎬和下鎬的時候，王師傅的目光充滿讚許。但是王師傅對他並不好，有一次我聽王師傅說範是現刑反革命，從王的閃爍口氣和神秘的樣子，我知道範的問題要比我嚴重得多。我對範世春幹活時最深的記憶是，他不像我一幹活就滿頭汗珠，而是鼻子中不斷流出人在傷心欲絕時才流的長長的清水。
冬天過後，範世春從四隊調走了，王師傅大為惋惜。我與範還在同一食堂吃飯，常能見面，不過碰到了為避嫌疑，也只是點個頭，從來不多說什麼。只有一次例外，那就是農場每年春天的播種誓師大會，和每年秋未的慶豐收大會。那一天農場宰豬擺席，全體職工和幹部歡聚一堂，政治空氣格外寬容，用老鮑的話說是地富反壞右革命幹部工農兵階級大調和的一天。那天農場領導一桌一桌的敬酒，有時還對地富反壞右說幾句努力改造的鼓勵之類的話，不乏人情。我不喜歡那種熱鬧的場面，就拿著我的菜和飯，找一個僻靜的地方去享受這一年難得有的肉菜。我看到一個地方，範世春一個人孤獨地坐在那裡，就走過去和他褡過伴。
這一天是我記憶中範世春講話最多的一天，也是我唯一看到他臉上有笑容的一天。他興致似乎特別好。就像我們這一類人碰到一起的時候，通常不談政治和自己最關心的事情，談話的內容總是最無關緊要的雞毛屑皮。這一次是從對聯開始的，範世春說了一個乾隆下江南的故事。他說乾隆到了金山廟上，看到老百姓安居樂業，一付平和景象，詩興大發，當時正是黃昏家家做飯的時候，就指著山下的民居的炊煙說道：因火成煙夕夕多，要旁邊的軍機大臣對下聯，三天為期。軍機大臣每天在金山廟前一邊轉圈子，一邊嘴裡念著因火成煙夕夕多，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不知如何應對。這時廟前有一個小和尚正在掃落葉，就問大臣，何事這樣煩躁，能不能說出來讓小僧分憂。大臣說了，誰知小和尚立即指著地上的枯木說道：此木為柴山山出，當然這個對子後來讓乾隆龍心大悅。那時所有這類故事都帶上了知識者最鄙賤，勞動者最高貴的毛澤東思想的時代烙印，自然老范也不能避俗。
記得範還對我說了一些其它有趣的典故，可惜時間長，現在都記不得了。但是有一個智力遊戲卻給我留下極深的印象，他用四根火柴，擺成一個十字，在四根火柴相交的地方，擺得很仔細，有一根火柴被插在三根火柴組成的凹槽裡。他說你能不能移一根火柴，形成一個正方形，然後用調皮的眼光看著我。我非常惶恐，移二根火柴形成一個口字的正方形是小學生都會的事情，但是移一根火柴，形成一個正方形卻完全超出幾何學的可能。範世春看我不入門，狡黠的看了我一眼，提示我說，這是一道教授不容易解，而小學生卻可能解出來的題目。我還是不懂得他的提示，範世春頓了一下，又提醒我說因為教授光用頭腦，而小學生卻用眼睛尤於頭腦。後來範告訴了我答案，他將那跟插在凹槽裡的火柴稍抽了一下，四跟火柴相交的地方就出現了一個小正方形。我並沒有被欺騙的感覺，因為我終身記住了範世春那個很有哲理意味的提示和他調皮的眼光，在生活中對待很多事情，不應該只用腦子而忽視用眼睛，這對於喜歡邏輯推理和數學的我尤為重要。
那天晚上老范還不平常的談到他的身世，他告訴我，他出身一個體育世家，他好像是家中最小的孩子，他的哥哥姐姐都是國家隊的運動員。他是北京地質學院畢業的，中國共產黨培養的最早的大學生。
我趁著他高興，就問起他的問題來了，他的臉一下陰暗下來了，然後開始告訴我他的故事。他敘述得非常平靜，沒有怨恨，沒有冤屈，沒有不平，聲音很小，也沒有抑揚頓挫，就像在說別人的事，但是臉上露出深深的哀傷。
他是到大慶油田勘探的最早的地質工程師。他到大慶時那裡荒蕪人煙，沒有一間房子，他們就住在帳篷裡。為了趕緊將大慶的地下儲量弄清楚，他們日以繼夜地趕繪各種方位的地質圖。但是效率非常低，因為草原上的蚊子太多了，他們的手都給蚊子咬腫了，一天也繪不出幾張圖來。範世春是單身漢，享受每年二週的探親假。那年他在探親時，問他的領導，可不可以多給他一週的假，他將堆積在那裡的圖都帶回去，將他們繪成後帶回來，領導欣然同意。但是當他假畢回來時，沒有等到達大慶，在哈爾濱下火車換車時，公安局的吉普已在等他。他被用手銬銬住直送監獄，罪名是盜竊國家一級機密圖紙。我說你不是經過領導批准的嗎？他平靜地回答，事情弄大了，誰也不肯承擔責任了，說完他的眼睛空漠地看著遠處的什麼東西，似乎那裡藏著為什麼會這樣的答案。
這樣就和我在外面聽說的故事接上了，外面的傳說是他裡通外國，將大慶的絕密圖紙送到了國外。這個罪名是死罪，怎麼只是送到農場來呢？我想大概是實在找不到證據，找不到和他聯繫的特務，所以只能以反革命嫌疑罪送到農場勞動改造。我不知道別人怎麼想的，我覺得範世春的罪行是天方夜譚，這和偷飛機，原子彈的圖紙不一樣，大慶的油在中國的地下，外國要了中國的圖紙，有什麼用，也不能將中國的油田搬到國外去。所以我想，要是果真什麼日本和蘇修特務不遺餘力來偷中國的油田圖紙，我們也不必去將他們當回事了，因為他們的智力也就與文化大革命時的中國人的神經兮兮彼此彼此了，當然這個想法我是不敢對別人說的。
不久文化革命暴發了。
文化革命在中國風雲四起時候，農場處地偏僻，與外邊的世界有一個遲滯期。記得當時外邊的世界已經成了雲水沸騰，紅色恐怖籠罩，農場還是牛在地裡吃草，拖拉機在地裡翻地，一片平和。只有我父母在那個危機四伏的時候仍記得我這個不爭氣為他們找盡麻煩的兒子，他們給我寄來了很多小報。現在回憶起來，他們是在通過小報告訴我，艱險的日子快來了，要我小心。真是可憐天下父母心啊！從小報中的內容，我看到形勢的嚴重。連以敢言著名和觀點偏右的元帥陳毅在對紅衛兵講話時都是這樣的口氣：我衷心擁護革命小將的革命行動，但是聽說你們將很多地富反壞右抓起來，押送回鄉了，有的在半路將他們殺掉了。我不同意你們殺，不是說這些人不該殺，他們死有餘辜，毛主席教導我們將他們留著做反面教材，對我們無產階級的江山更有好處。另外將他們逼急了，他們就會拚命，我這樣說，不是怕他們，我們無產階級鐵打的江山是不怕他們造反的，我是擔心革命小將你們的安全啊！這些話實際告訴我外面已成了一個沒有王法可以隨便殺人的世界，遲早這股腥風血雨會蔓延到農場來的，我心裏充滿恐怖。
但是繼之而來的風暴並沒有想像的那樣可怕，這恐怕要歸之於這個農場的幹部大都是解放戰爭時過來的西北人，而工人以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軍隊轉業的山東人為主。他們經歷過共產黨的很多運動，比較穩健和持重。真正可怕的是每年來的大慶支援隊，這些支援隊每年夏天來，秋收完了就回去了。他們打人非常凶狠，而真正的工人和油田二號院幹部支援隊伍打人反而並不厲害，打人厲害的要數佈滿知識份子的研究院，設計院，當然還有中專技校的學生。他們打誰的信息主要來自農場當時的掌權組織，在造反派當紅時那些邦助舊黨委欺侮工人的積極份子沒有少吃苦頭，真正打人最猖獗和瘋狂的時期卻是黨委重新回來掌權，開始對造反派報復，所謂清理階級隊伍的時候。範世春非常不幸，不管是黨委掌權，是造反派掌權，他都是被打的對象。其中深層的原因恐怕是由於他的案情沒有徹底查清，大家都想從他身上立功，找出幫他將圖紙送到國外的特務。
從文化革命的打人來看，我實在懷疑我看到的電影和小說中那些在敵人面前堅貞不屈的形形色色的中國英雄是真正存在的，不管是幹部，是共產黨，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是工人，是造反派，甚至當年的戰鬥英雄，到棍子的面前都是那麼不堪一擊，那麼熊包和那麼沒有氣節。印象最深的是李雲飛，他是一個共產黨革命烈士的後代。由於出身好，一直將他分在組織部管人事，無奈他口舌尖刻，不饒人，什麼話都說得出口，不討領導歡心，就被踢到隊裡當工人了。他屬於那種看起來聰明，理解力很強，腦子反應很快，但是沒有主心骨，容易跟著別人思路走，也就是下棋只看一步的人。由於他的嘴壞，什麼都說，又敢說，無論壞事好事到他那裡都要發展到極端，所以在造反派如日中天時，李雲飛肯定是會選擇造反的。加上他在斗走資派時表現得刻薄，花樣百出，走資派早恨他在心，等到走資派重返權薹清理階級隊伍時，李雲飛這頓打是很難逃過的。當支援隊根據名單，將他叫出來準備修理的時候，李雲飛突然跪了下來："我的老爹，我的老媽，我這個人是最怕打的，只要不打，你們讓我叫爹叫娘，叫我學烏龜爬都可以"，他的聲音像京劇裡面那種丑角的聲音，又尖又細，極有表現力和感染力，搞得支援隊的人忍俊不禁，又不敢笑出來。但對於這種棉花般的人，誰也下不去手，只能裝模做樣的訓斥了一頓就過去了。
但是範世春糾正了我的概念，他是一個真正的威武不屈的男子漢，正因為他非常剛強，被打得非常凶悍和殘忍。支援隊的人穿著那種東北人冬天才穿的非常笨重的大頭鞋，踢範世春膝蓋下面，腳上面的骨頭，一腳踢去，範世春就倒了下去。然後支援隊的人對倒在地下的範世春叫著："範世春，你再不老實，我們就對你實現群眾專政！"，範世春看著他們，慢慢地從地上顫顫巍巍的爬了起來，用一種很平靜但是很蔑視的聲音一字一字的說" 群眾專政不就是打人嗎？"，支援隊的人氣得咆哮大叫"範世春，嚐嚐我們無產階級專政"，一拳朝範世春的臉面打過去，範世春慘叫一聲倒到地上，但是他又從地上顫顫巍巍和艱難地爬了起來，臉上流著血，用著同樣平靜但是更蔑視的聲音一字一字的說："無產階級專政不就是一個月十五元，吃不飽飯嗎？我都領教過了"。
範世春在這樣長年累月的折磨和毆打下，慢慢變了一個人。二年後，我在食堂再看到他的時候，他的衣服已難以蔽體，臉灰濛濛的，兩隻眼睛空洞地望著空中，脖子上掛著一個籐編的大糞筐，糞筐裡放著一堆亂七八糟的飯票，一跌一顛地向售飯的窗口走去，他瘋了！食堂的人將飯放在他的糞筐裡，從他的糞筐中拿出飯票，又將剩下的飯票放回糞筐中，範世春又背著糞筐 一跌一顛地，眼睛看著空中，向食堂的大門走去。
但是我一直不知道範世春是不是真瘋，因為有一次我與範世春在一個周圍無人的路上碰到了，當他快要與我對面的時候，我突然發現他看著遠處的空洞的目光收了回來，轉到我的臉上，接上了我的目光，那一霎那，他的眼神出現了人的理性，目光中充滿哀憐，充滿渴望，充滿要求溫暖，要求人的交流，他的嘴動了幾下，像是要說什麼，不過那只是極短的一霎那，他似乎不能，他很快改變了主意，或者那整個一霎那的表現只是一個精神病人短時的神志復甦，他又將目光轉回遠遠的空中，一跌一顛地遠去了。
我一九七二年冬天離開農場分配到大慶工作的時候，範世春還沒有解放，我也自此不再知道他的消息，也不知他今天是否活著。但是我不能忘記他，一想起他時，我的耳邊就響起他低沉的男低音：
冰雪覆蓋著伏爾加河
冰河上跑著三套車......
還有那個快樂的共餐晚上，他看著我的調皮的眼神，和最後陌路相遇時，他的哀憐和乞求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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