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子：胡耀邦30年前準確預判就業難題

秘書回憶胡耀邦二三事

胡耀邦不贊成女兒當兵：我們家的人不應該走後門

長子胡德平與秘書們的回憶

歷史繞不開的胡耀邦

耀邦生前，自說有兩個沒想到：沒想到能擔任那麼高的領導職務；沒想到退下來後，聲望不降反升，人民群眾對他還是那麼好。

耀邦身後，還有兩個想不到：1989年4月15日，他的去世，在神州大地引起那麼大的轟動；21年後，國人對他的思念，還是那麼綿綿不盡??

《左傳》云：「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胡耀邦的立德、立功、立言，是幾代中國人景仰的楷模。他的一生有寫不完的話題，本刊僅擷取滄海之一粟，作為他逝世21週年的懷念。

(本專題圖片得到了「胡耀邦史料信息網」的大力支持，特此致謝)

長子胡德平披露：胡耀邦30年前準確預判就業難題

1979年是全國上山下鄉知青返城的洪峰年，人流滾滾，怨氣難平，西雙版納農場知青下跪請願，群體臥軌，七萬人罷工事件，震驚了中南海。當時，華國鋒和胡耀邦對下鄉知青是十分同情的，但在解決問題時，剛開始還停留在怎樣改進工作，加強領導，制止幹部違法亂紀的思路上。

當年5月29日，胡耀邦在聽取宣傳口和政法口的工作匯報時，觸及到知青返城問題，他立即和全國的就業問題聯繫起來。他說：

「要下決心解決就業問題。有關這方面的好經驗你們要登報。要不厭其煩。不惜篇幅。??知青辦應推薦。」

6月13日、14日、15日三天，耀邦同志抱著「要把就業問題說到家」的態度，一口氣談了三次就業問題，其中的思想在今天看來，仍有著十分驚人的前瞻性和準確的判斷力。在30年前改革開放尚未完全啟動的時候，他就一針見血地指出國有企業不如民營企業(當時叫集體企業)對就業的貢獻大，並要求大力發展服務業，實為高瞻遠矚之見。

下鄉插隊是什麼馬克思主義？

耀邦同志有個習慣，愛記數字，愛算賬，對數字的加減乘除得心應手，尤其是對經濟問題。他說：

「現在有幾百萬青年要就業，今後每年要增三百萬，到一九八五年要二千萬??現在七百萬，再過幾年二千萬待業人員怎麼辦呢？」

當時，我黨在宣傳上，把「失業」稱為「待業」。對此，他非常不以為然，認為沒有必要掩蓋社會矛盾，自欺欺人，他說：

「要著重談一個問題，把城市幾百萬待業青年安排好。我們用‘待業’兩個字，外國人說他們本來是失業，??要把問題說到家。」

耀邦同志對知青上山下鄉早有看法，他認為經濟問題和就業困難是其主要原因之一。1978年4月4日，他對中央黨校同志講：

「現在全世界都從農村吸引人到城市，只有我們從城市到農村，這是暫時的還是長久的？到農村去搞飯吃，現在城市有許多事情要做，一是服務，二是建築。現在洗澡、理髮、交通都緊張，不搞這些，而到農村去搞飯吃，這是什麼馬克思主義！要下鄉，下鄉還要插隊，才是馬克思主義，太片面了。」

就業再走老路，就是新的「禍國殃民」

文革結束以後，黨中央提出了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在耀邦同志看來，全國的總勞動力應在各生產部類重新分配，因為現代化的工業勢必要大量減少工人數量，他說：

「以後，我們現代化工業是要搞的，煤的現代化工業，油的現代化工業，鋼鐵的現代化工業，電的現代化工業，越是現代化，人越要少??絕不能糊里糊塗在現代化、自動化工業裡增加很多人。」

他又舉寶鋼為例：

「我們的寶鋼，九年建成後，全部工人只要三萬人」。

「鋼鐵工人三百多萬人，多了。煤也是三百多萬人，多了。重工業的人是多了，不是少了，還擠在那裡幹什麼？還擠在那裡領工資去，就是新的禍國殃民。」

還擠在那裡，「就是新的禍國殃民」！這話太刺激，這話不是針對廣大就業群眾說的，也不是對重工業產業裡的產業工人說的。我認為是對當時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說的，因為對我國高度集權的計畫經濟來說，經濟體制、經濟制度決定了人們的就業門路和思想意識。在耀邦看來，這種就業制度，既害國又害民，所以他說這是禍國殃民的，是使人民不幸的就業制度。

我國解放以後，採取了一種「兩個人的飯，三個人來吃」的政策，也就是兩個人的工作，三個人去做。這反映了我國經濟制度著力追求「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飯吃」的社會平等思想。它可以見效一時，但和現代社會化大生產的經濟理論是相背離的。耀邦同志認為，這種就業制度是大大過時了，他說：

「你們是搞理論工作的，要想一想這個問題，要開動腦筋吶，把這個觀點講清楚，要徹底轉變我們這種就業思想。一律到全民所有制去，到工廠去，這是過時了，這是思想僵化了，這是不合時宜了，不把這個思想徹底打通，我們就業顧慮多得很。」

就業的出路在服務業和集體企業

既然全民所有制不需要那麼多人，大量上山下鄉的青年人的就業出路何在呢？耀邦同志認為：

「我們的同志們要徹底想清楚這個道理，就是搞輕工業、就是搞手工業，就是搞服務行業，我們有許多同志思想不對頭，把服務業搞臭了，手工業低人一等，服務行業更低人一等，集體所有制又低人一等。」

在耀邦同志看來，以上這些行業可以容納大批的勞動力，而且對國家和社會的貢獻也是很大的。他說：

「我覺得我們現在有許多集體所有制實際上比我們全民所有制企業進步得多，積累多，對國家貢獻大。他們自負盈虧嘛！他們的勞動生產率高嘛！所以我主張要徹底為手工業恢復名譽，為集體所有制恢復名譽，為服務行業恢復名譽。」

過去，人們把公有制企業裡的分配方式，如生產定額、平均主義、鞭打快牛等做法形象概括為大鍋飯、鐵飯碗。耀邦同志認為這種現象的背後，還有國家體制方面的原因。他說：

「一說就業，就講廠房、投資、全民所有制，這不行嘛。不要強調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本來應當是先進的，但我們搞起來卻比集體所有制落後，吃大鍋飯。」

「過去宣傳不夠，說國營比集體先進，集體是半社會主義，自己背個包袱。現在少搞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比集體所有制落後很多。要批評全民所有制‘鐵飯碗’，吃社會主義。」

如果脫離了生產力、經濟基礎的客觀現實，認為大公就是社會主義，小公就是半社會主義，個人就是資本主義，那就太幼稚、簡單了，正如耀邦同志所言，不經意中自己背上了越來越重的包袱。

6月15日，他又提到北京新大北照相館：

「北京新大北照相館，青年組織起來，利用早晚在露天引客，自由選景，態度很好，郵寄不要錢，顧客很多，一天賺五元錢，等於十三級幹部。放手搞，自負盈虧，搞點稅收。」

他反問，「服務不光彩？集體所有制企業為什麼不光彩？」

他對一件來料加工的合同未能簽署，痛心疾首：

「今年美國的商人想加工眼鏡架子，要同我們訂加工六千萬副的合同。他送原料來，結果回答人家我們辦不了。這種現象聽了叫人痛心。一方面有大量人待業，一面好多事情沒有人干，飯館、旅館、理髮、縫衣服，多呢，現在縫衣服排隊，多的要等半年。」

我還記得為知青、青年人就業問題，耀邦同志在家中的院子裡和北京市政府領導葉林、王純同志互相交談過。王純同志談到，北京就業門路很多，真正利用起來，人還不夠，青年人是寶貴財富，其創造的財富更多。我在一旁聽到，都十分驚訝，心想，「就業問題不是天大的難事嗎？他是不是在說大話？」我記得，耀邦同志還去考察過天安門廣場觀禮台下為知青開闢的營業點，參觀後，據說他心情並不好，他希望青年人應該腳踏實地，對現在的就業應有長遠打算。

體制改革不搞不行

經濟活動是人類最基本的實踐活動，人類要生存，就要生產，要消費就要就業。一個社會不能解決就業問題，上層建築就要考慮經濟體制和經濟關係的變更，這就是改革。如果就業問題引起全社會矛盾的激化，上層建築還紋絲不動，就將引起動亂或革命。

耀邦同志從就業和一系列的問題開始認識到這一問題，他說：

「我們過去搞了很多盲目性。多少年一手要投資一手減任務，不知浪費了多少錢。搞了三十年，家當可不少了。固定資產除了美國、蘇聯，我們佔第三位。但有許多廠子不能開工，產品不對路，浪費驚人。已經吃不飽的地方，還要建新廠子，有的如輕工業，卻不投資。現在老百姓買東西要求高了，不光布匹、的確良，許多地方要收音機、自行車、電視機、錄相機，這些東西又不投資。有些東西不要多少錢可搞上去，不搞。不調整不行??。」

「我們要革命就得改革，經濟體制、財政體制要改革，幹部體制也要改革，不改革還得了？！各行各業的規章制度有許多適應不了這一形勢。」

耀邦同志在青年人就業問題上發揮的作用。從知青就業問題出發，他直言不諱地談到四個現代化中，國營企業生產效率和用工流向的問題；社會總勞力在國民經濟生產各部類如何重新分配的問題；廣開就業門路和支持青年人搞活經營的問題；全民所有制企業和集體所有制各自優勢比較的問題；擺脫過時觀念和樹立光彩就業觀念的問題；最終歸結到對黨中央提出的經濟體制改革的宏觀戰略思考上。今天看來，耀邦同志在此問題上，思考的不足之處是，把經濟體制改革中產生的困難估計不足，沒有就此問題和政府部門溝通，決心、魄力、熱情與工作藝術有所失衡。

我國現在就業的主渠道已是多種所有制企業。絕大多數保留下來的國有企業也進行了改制，其中的職工比上世紀七十年代還減少了二千萬人。人們就業的領域大大拓寬了，其中的紡織、服裝、家電、網路、電子、建築、機械、餐飲、批發零售、一般服務業等等都有廣泛就業。眾多行業不僅使大量城市人口就業，還造就了一個新的社會群體——農民工，人口數量達到一億五千萬左右。儘管有這樣驕人的成就，但我國13億人口的就業還是社會最重大的問題之一，仍是人們的最大需求。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就是在這一民生理念的指導下，把多方面的體制改革進行下去，使人民廣泛就業，逐漸進入學有所教，勞有所得，幼有所養，老有所歸，住有所居的小康社會。(文中引言摘自《胡耀邦思想年譜》)

 

編後絮語：從中共的歷史看，像陳獨秀、瞿秋白這種多少保留一些傳統知識份子思想的人，像胡耀邦，趙紫陽這樣心裏還存有人民利益的人，像朱鎔基這樣立志做清官為民幹點實事的人，不論他們對黨貢獻有多大，也不論他們如何沒有個人野心，最後都難免不被清洗或擱置起來，被黨的利益和紀律制約住。(九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