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京：香港政改的突破是自治社會的勝利
——評香港政改的重大突破
香港政改峰迴路轉，中共當局在最後時刻令人意外地接受了民主黨的改革方案，持續多年的困局終於被打破。
人們不免會問，一直對香港政改疑慮重重，並處心積慮地進行干預和阻撓的中共當權者，為什麼這一次卻突然改變了僵硬的態度呢？最方便的解釋當然是陰謀論。比如說，有人認為中共此舉成功地分化了民主黨，分化了香港的民主派，因此是一步老謀深算的妙棋。另一種解讀的視角，就是中共高層的權爭。人所共知，中共十八大權力分配的鬥爭已進入關鍵時刻。接受香港民主黨的政改方案，既有相當的風險，也可能有很大的政治收益。可以想像，這個打破常規的決策說明中共高層有人在加大權力博弈的賭注，為十八大以後的中國布局。
這些解釋雖然都有道理，但忽略了一個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整個香港社會對中共高層的壓力。從表面上看，香港社會在政改問題上分歧很大，難以彌合。但只要稍有頭腦就能夠 看明白，香港人在港人治港這一根本問題上，並無分歧。面對強大而又專橫的中央政府，80後的青年一代敢於公開表達不滿，主張用行動來抗爭。而曾蔭權代表的主流社會，則主張避免與中央正面衝突，反對公開地激怒或羞辱中央政府。他們相信理性和時間終究會有利於香港實現民主自治。
圍繞著政改方案，持不同立場的雙方展開了前所未有的公開爭辯，但所有的爭辯都不僅是說給對方聽，也是說給沒有出場，卻又無時不在的中央政府聽的。中央領導人不難看到， 香港的民主派，尤其是青年一代對中央政府已失去信任和信心，而主流派雖然不敢挑戰中央的權威，卻對中央的強硬路線可能帶來的後果充滿無法掩飾的焦慮。
中國的當權者知道，他們現在有實力毀掉自治的香港社會，讓多數人不再夢想民主，讓青年人在怨恨中走向極端或頹廢。但看來中國的當權者也明白，如果香港社會被 他們搞垮了，他們自己也將是大輸家。一個潰敗的香港社會不僅會給中央政府帶來許多麻煩，還會對臺灣的政局產生非常不利於中共的影響。
不過，中共高層和智囊似乎想不出一個好辦法，避免香港出現一個沒有贏家的政改格局。從現在看到的報導來看，倒是香港的精英分子，不放棄最後時刻的努力，找到了一個既保全中共面子，又打破香港政改僵局的兩全之策。中共高層抓住了這個機會，值得稱道，說明他們還沒有昏庸到完全不知好歹的程度。
香港政改的突破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自治和法治的社會能為政治民主提供有力的支持。正是因為香港不同黨派的政治家都對中央政府明白表達了堅持自治和法治的共同意志，使中央政府繼續阻攔香港政治民主的進步遇到越來越大的政治困難，終於做出重大讓步。
反觀中國內地，講民主是好東西的人雖然不少，但真正的民主依然遙遙無期。中共當權者的自私與偏執當然是一個重要因素。但在這種表面現象的背後，中國民主難以推進還有更為深刻的原因。
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中國的精英階層中，有一種相當普遍的反自治傾向。那些公開支持專制的精英自不必說，即便是不少自稱反對專制的精英，他們敢言民主，卻不大敢言自治。在他們看來，自治意味著分裂傾向，意味著不愛祖國。
事實上，只有在自治社會，多數人才可能關心共同的明天，才可能建立穩定和理性的合作關係，而像內地這樣機會主義氾濫的社會是搞不成民主政治的。自治的社會未必民主，但民主的社會首先要自治。這正是許多中國精英沒有完全明白的道理。
中國民主政治難以進步，固然主要是因為當權者頑固不化。但中國實行民主的真正困難，卻不在上層，而在地方和基層自治的基礎已被系統地摧毀。在這樣一個誰也無法對將來負責的社會推行民主，中央政府即使想找也很難找到梁愛詩這樣的地方精英，促成多方理性溝通，實現多贏的政治格局。因此，香港政改的突破是自治社會的勝利，遺憾的是，中國內地卻很難複製香港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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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