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傳珩:又一個「中國特色」的犧牲
——劉賢斌被捕案件再啟示

今年6月28日,四川政治異見人士劉賢斌又被冠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刑拘,7日後正式逮捕。劉賢斌先生出獄僅一年多就再度失去了自由,這不能不說是他個人、他的家庭與我們整個國家的又一個悲劇。本作者對此深有體驗,所以心情特別沈重。但令人高興的是,在如此發達的網路時代,這則消息一出,海內外民主和人權團體,隨即成立了多個「我是劉賢斌」的關注團併發表公告,一場「營救劉賢斌黃絲帶行動」迎面而來。目前,安徽、北京、貴州、陝西、四川等地紛紛成立了「我是劉賢斌」關注團,要求當局立即釋放劉賢斌。

劉賢斌被捕的背景解讀

劉賢斌這次被遂寧市公安局刑拘7日即轉捕的事實,正如本作者2001年8月13被刑拘後,也是7天隨即轉捕。這樣快的批捕速度,充分顯示了這起案件來自更高級別的既定打壓態勢。

今年以來,中國大陸惡性公共事件頻生,從校園血案到富士康連跳,特別是罷工浪潮此起彼伏。在網上不斷爆出具有反抗色彩的沸騰民意衝擊波中,我們清楚地看到了中國權貴和普通民眾關係上的大對抗。在這個特殊時期,任何星火事件,瞬間都可能引發出一場群體性動亂,且會迅速地從地方擴展到全國,促發整個國家的公共危機。僅僅上個月開局同一天,就發生了多起血案:鄭州一村民為阻止拆遷,開車撞死拆遷官員等人,造成6人死亡,20多人受傷,死傷者均為政府工作人員;河北邢臺城管與銀行職員械鬥5人重傷;黑龍江一趟列車凌晨突發血案,女子持刀刺傷9人;廣西桂平市3男子各持長刀闖入派出所欲報復當年辦案民警,尋人無果後揚長而去,派出所一副所長聞訊趕至街上盤查3男子,豈料竟遭圍砍;6月3日廣州男子持槍襲警……特別嚴重的是,今日中國,楊佳式的暴力維權不斷再生,公安、司法、城管、拆遷等執法官員,已經成為群體事件和個人極端暴力者攻擊的對象。上月湖南永州發生的3名法官被槍殺的事件,令各地政府、司法機關高度緊張。

在川豫地區,自2008年「5•12」紋川大地震以來,民眾維權運動一直很高漲。尤其是環保維權、地震死難學生調查等更是令官方十分敏感。官方為殺雞敬候,已將四川維權人士黃琦、譚作人、劉正有、黃曉敏等先後法辦。如今,劉賢斌的被捕,正是因為他被猜疑與當地風起雲湧的維權運動有關。在官方看來,劉賢斌參與維權比寫文章更可怕,因此才在沒有證據情況下,不顧司法程序,突然對他下手。

第四次「嚴打」指向維權

在今年暴力惡性事件頻發的大背景下,中共政法口多次召開會議,要求各級政府高度重視社會穩定工作,對一些暴力維權的苗頭及時處置,對「敵對勢力」露頭就打。為此,今年6月中旬,公安部宣布,要在全國開展7個月的「嚴打」行動,聲稱鎖定的重點對象為個人極端暴力犯罪、涉槍涉暴犯罪、黑惡勢力犯罪等。如此官方「嚴打」,後毛時代已經進行了三次,分別在1983年、1996年和2001年。此類運動式「嚴打」,在民眾中口碑級差。但此次嚴打又與過去的三次不同。前三次都是由各地黨委牽頭,公檢法針對治安犯罪案件共同行動。但這次僅是公安部一家的執法行動,其直接目的是基於加強維穩、安保需要。這說明中國至今還在使用「嚴打」方式維持秩序,思維依然陳舊,手段毫無更新。

外界普遍認為,當局再次「嚴打」,是因為近期維穩形勢越來越失控,因而嚴打的目標也就會指向敏感維權人士。網上消息稱,6月14日晚上,北京維權律師倪玉蘭被警方非法騷擾、拘押;15日晚上,北京NGO活躍人士蘇雨桐被警方非法抄家、拘押;同時熱心於救助訪民的劉德軍則被從家中帶走,並遭暴力毆打,享受「黑頭套」待遇;6月16日中國傳統端午節,維權律師唐吉田被朝陽國保圍堵家門;維權律師李和平、黎雄兵、李方平被嚴加看守;作家余傑,因要出版《中國影帝溫家寶》被傳訊、威脅。北京警方如此頻頻出手,打壓維權人士,而四川遙相呼應,逮捕劉賢斌,絕不是一起孤立的事件。這些詮釋了官方的舉措,為配合betway体育手机网 一輪「嚴打」,已發出了整肅異己的訊號。

異見人士成為「中國特色」的犧牲

在當今世界上,「異議人士」已是各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任何國家的進步,都離不開「異議人士」的參與。那種沒有批判,沒有異議的時代,只能是一種病態的社會。一種正常的社會、發展的時代、健康的政府,不可能不面對異議與批判,這是社會生長機理的辯證運動使然。

在民主國家裡,政治異見者的發聲,本是促進社會健康發展的常態。「異議人士」並不侷限於純粹思辯的領域,還體現在具體的抗爭行動上。喬薩托利在《民主新論》一書中寫道:「隨著19世紀政黨和政黨政治的發展人們才逐漸認識到,多元主義的共識或(這取決於強調什麼)多元的異見,不但適合而且有利於良好的政體。因此關鍵在於,在多元主義的背景下,即多元主義的社會和歷史觀中,異見、反對派、政治爭論和競爭等概念,都獲得了正面價值和作用。多元主義不管是什麼,它首先是對多樣性的價值的信念。相信多樣性——相信多樣性的辯證作用——與相信衝突不同。所以民主理論從其多元主義母體中推論出來的不是,也不能是對‘衝突’的讚美,而是一個動態的過程,它基於這樣的原則:無論自稱為正確或真理的是什麼觀點,它必須經受批評和異議,並因此而獲得活力。」

近些年來,中國的「異議人士」多是以個體形式出現,抗爭往往也都採取和平的形式,只是發表一些不同政見的言論,最多也不過是訴諸法律推動維權。然而,一向用意識形態製造敵人的執政當局,仍不放棄敵視「異議人士」的立場,至今都視「持不同政見」是「麻煩製造者」,「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安全」,「敵對勢力」等等,而大興文字冤獄。僅近幾年來,國家就先後逮捕審判了楊天水、許萬平、師濤、鄭貽春、力虹、張林、陳樹慶、郭起真、高智晟、嚴正學、胡佳、劉嘵波、郭泉、黃琦、譚作人等,這個名單正在我們的「和諧社會」中不斷加長。而如今,四川劉賢斌被冠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批捕,再次驗證了這個極不正常的國家,異見人士正在不斷成為執政者維繫「中國特色」秩序穩定的犧牲。

「和諧社會」的敵對意識依然如故

胡錦濤當政以來,多次在中南海向全黨發出「危機意識」警報。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也提出了「建設和諧社會」、「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的政治綱領和執政理念。然而,該黨精英們卻始終沒有表現出政治變革的誠意,其「體制改革」方向不僅根本不具有憲政意義上的制度安排,反而不斷強化敵對意識,在具體政策操作上繼續封堵網路,壓制言論,一再抓捕異見者。

在普世價值觀看來,現代社會,容忍政治異見和異見團體與組織的存在,應是一種國家設計的制度安排,而民眾批評政府,監督官員,提出不同政見,更是憲法保護的自由權利。當下中國社會不民主的一個重要因素,就在於「異議人士」力量還不夠強大,缺乏一大批不依附權力立場的獨立人士表達「不同政見」,以承擔建設性反對派的角色。只要中國政府的監獄裡還關押「異議人士」,中國社會就根本沒有「和諧社會」可言。中國執政當局對待「異議人士」的態度,就是檢驗其是否真有政治改革誠意的最好試金石。

在當今中國官方的意識裡,敵人似乎無處不有,「敵對勢力」無處不在,而且「長期存在」,國際上有,國內也有,即所謂的「國內外敵對勢力」。這種提法至今未改,而且劃定的範圍越來越廣:異見人士、法輪功、家庭教會、自由知識份子,以及主張西藏、臺灣、新疆、內蒙古等具有自治或獨立傾向的所有人,都被劃為「敵對勢力」,甚至連用中共現行「法律」維護自身或民眾權益的維權者,也被劃為「敵對勢力」。還有那些贊同《零八憲章》體制內外的溫和幹部、知識份子、乃至普通百姓,也都成了「敵對分子」。正如《零八憲章》簽署人徐友漁先生所言:「有人想把中國的合法公民變成唯唯諾諾、俯首帖耳的臣民,妄圖強加給他們可怕的、莫須有的罪名,有人要把祖國忠誠的兒女打成國家的敵人。」

如今,劉賢斌被捕案件再次啟示我們: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後的今天,執政者隱藏在「和諧社會」理念背後的敵對意識依然如昨,公權力還在不斷抓捕異見人士——中南海裡的那些冠冕堂皇說辭,將何以面對天下輿論?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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