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飢荒年代被脹死的人

今天,中國大陸六十歲以上的老人應該記得,五十年以前,M因為急於奪得斯大林死後「社會主義陣營」 中一把手的皇冠,便把有可能仗義直言者都打成右派份子,將他們的聲帶掐斷,異想天開地發動了一場「大躍進」運動。號令全黨、強令全國人民以「一天等於二十年」的速度,「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似乎是誰統治的國家率先進入了共產主義,誰就是「全世界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是當仁不讓的地球「球長」。

1958 年搞所謂「大兵團作戰」的「全民煉鋼」,讓成熟的農作物沒人收割爛在地裡,緊接著第二年農業 「放高產衛星」,吹噓糧食畝產萬斤甚至十幾萬斤,實際上違犯農業生產常規,胡作非為地移栽密植,幾乎使糧食顆粒無收,最後造成震驚世界的大飢荒,全國餓死的平民百姓在四千萬人以上。

那時,我早已是一名右派勞教分子了,四川省將右派勞教分子中的年輕力壯者約六千人,押送到一個名叫公安廳勞動教養筑路二支隊的新單位,像這類能將右派份子改造得頭腦簡單四肢發達的地方,無論如何也得把我弄去。就這樣我到了內江至昆明的鐵路工地,地點在與四川接壤的雲南省鹽津縣。我所在的是一個隧道中隊,具體的勞動就是在隧道裡打炮眼、放炮和出渣。當時這個重體力工種的糧食標準也許是全國最高的,每人每月六十斤。可惜好景不長,自1959年開始,突然降為五十二斤,然後四十二斤,更可怕的是伴之而來的糖、油之類副食品從市場上消失,我們便開始接受飢餓的煎熬。某日,在我們下班後排隊打飯時,我聽見排在我身後的一位來自中江縣的丁姓小學校長,輕輕地嘆了一口氣自言自語地說:「唉!活了四十歲才第一次聞到飯香!」這便是剛剛被踩破了膽的知識份子在飢餓熬煎中的一聲微弱的呻吟。

隨著工程進展的需要,支隊部辦了一個安砌工培訓班,其實只是從各中隊抽調些勞動力去突擊修建一個大型橋墩。在這裡,我碰到一個和我一樣也是來自南充的老熟人,他是駐軍預備師的一個中尉軍官,在南充時,我倆同為文學愛好者有點交往。見面時他一改以往那種玩世不恭的樂天作派,而是苦笑著說:「這輩子我作過挨槍斃的準備,就沒作過挨餓的準備」。我盯著他身高一米八三的大塊頭,只好用解嘲的口吻安慰他說:「當了右派,你反倒連升兩級,從中尉直接晉升到大胃(尉)了」,回答我這個苦澀的詼諧的依然是一臉苦笑。幾天以後,安砌培訓班結束,我倆便各自回到原來的中隊。

突然間,內昆鐵路下馬停建,筑路支隊將全部遷往大涼山去修成昆鐵路。按對付被專政者的慣用手段,絕對不會宣布這類調動的來龍去脈,以防階級敵人乘機逃跑或搞其他破壞。直到出發前夕,監管幹部像騙幼兒園的小孩似的對我們這群「狡猾的敵人」 說:「我們將去的地方物資供應特別好,豬肉都不定量……」一年多的勞教生涯,特別是近年來吹得離譜的「高產衛星」,加上右派們剛剛領教過D在反右運動中搞陽謀的自我暴露,認清了他那副「騙你沒商量」的蠻橫嘴臉,付之一笑而已。

此前,炊事房忙了幾天,烤製出一批特大型的燒餅,每個勞教分子發了六個並宣布說:「這是你們途中三天的早餐和午餐。」按勞教隊轉移工地的常規,爬上大卡車以後,「分子」們用各自的背包充著坐椅,列成四排一個緊挨著一個擁擠在車上。最前面是一個手持衝鋒槍的武警士兵,他虎視耽眈地注視著這一群飢腸轆轆的勞教分子,他們盯著前面那陰森的槍口納悶:「不是口口聲聲說我們還有公民權嗎,槍口對準的公民還能叫公民嗎?」能回答這個問題的只有「湖南痞子」的那一句無恥讕言,他說:「我這個人就是無法無天」。

三天的旅途結束,我們便來到大涼山裡的喜德縣工地,等待著我的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壞消息,那位經常苦笑的(大胃)軍官死了,他在旅途中一頓就吃完了六個大燒餅活活脹死了,那年他才二十四歲。

不到一年,成昆鐵路又下馬停建,再次扔下一個半成品,我們又被押解到旺蒼縣,去修建一條廣元到旺蒼的鐵路支線。經過此番大飢荒的掃蕩,農村裡已是十室九空,餓死的人多,空房子也多,勞教分子們被安排住進那些十室九空的大四合院,它替代了以往自己搭建的簡陋工棚。

鄰居們便是熬過了飢荒的倖存者,在聽過他們講述的各種餓死人的往事裡,一則脹死人的離奇更令我終生難忘:

住地的對面有一條公路,公路前方的拐彎處,有一段陡峭的上坡,汽車上行到這裡都得氣喘吁吁地爬坡,飢荒年代,汽車裡裝著的一袋袋大米更容易刺傷飢民的眼球。某夜,被飢餓逼上樑山的四個有心人協同配合弄了一袋回來,此刻他們最迫切的願望是飽餐一頓,便七手八腳的用一口大沙鍋煮了滿滿一鍋,就在即將生米煮成熟飯的那一刻,傳來了敲門聲,敲門者在門外晃著電筒自稱民兵前來查夜,這四個氣急敗壞的「有心人」只好從後門倉惶逃出。破門而入的兩個民兵聞出屋內似有異味,而這股異味正是久違的飯香。那年頭的凡夫俗子沒人能抗拒飯香的誘惑,在爐火的引導下,他倆很快地找到了沙鍋的所在。說時遲那時快,這鍋夾生飯作為戰利品把他倆脹得東倒西歪苦不堪言。上世紀所修的老式房屋,房門的下方都鑲嵌有一塊長形木板充作門檻,堂屋的大門下更嵌有一塊高達三十多公分的木板,可能為防止雞鴨等家禽竄入屋內影響衛生。其中一個民兵甚至俯臥在門檻上將脹得難受的腹部在上面壓揉,直到他呼媽喊娘的叫聲變成低聲呻吟,到最後一聲不吭了;另一個經過一番嘔吐,捂著肚子哼了半個多小時似乎有了轉機,他以為他的同夥已經睡著,一邊叫他的名字一邊向他走近,來到身邊用電筒一照,那張瞪眼歪嘴的畸形面孔讓他著實嚇了一大跳,一摸他的鼻孔,斷氣了……

說完這則往事,講述者硬拉著我去看那塊俯臥過死者的門檻,距我們說話的地點還不到十米遠。

兩個月後,我從勞教隊逃跑,抓回來便以叛國投敵罪判刑十八年,押解到地處大涼山的雷馬屏勞改農場服刑,這是個關押了近萬人的大型農場。1956年左右,涼山彞族七百餘人曾經被關押在這座監獄裡,他們在這個暗無天日的地方度過了可怕的三年大飢荒年代。1962年這批彞族犯人遷往西昌監獄,離開這座監獄時只剩下七十多人,不足十分之一。我到這個農場後,老犯們也常常講述前幾年餓死人的慘狀:

1960 年冬,農場開始播種小麥,便派了犯人到場部去挑運麥種。飢荒年代的犯人,還能挑五十斤左右的絕對靠偷吃生產成品才保有這個體力,這個挑麥種的彞族犯人以往生包谷、生洋芋、生南瓜曾經吃過,這些麥粒似乎更為可口,加上他獨自一人除卻相互監督的壓力,吃起來精神放鬆毫無後顧之憂,左一把右一把地大飽口福。回到中隊以後,為避免嫌疑他照常吃下自己那份不多的口糧。睡覺以後,他口渴難忍,不斷地喝水止渴,顯然肚子裡的麥種吸收水分以後膨脹,肚子明顯鼓脹起來,他也痛得得呼媽喊娘滿地打滾。犯人衛生員要求隊部允許將他送進醫院,但崎嶇的山路和四肢無力的犯人阻止了這個搶救機會,次日凌晨就死了,死時他的肚子已大得像一個臨盆的產婦。

我作為那場飢荒的見證人,知道那千千萬萬死難者,在臨終前絮絮叨叨的呻吟著說的一句話是讓我吃一頓飽飯,比起那些連吃頓飽飯再死的願望都無法實現的不幸同胞,這些被脹死的人也許可算是「幸運兒」,但他們的這種幸運的本身就是最大的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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