撲朔迷離的「彭、高、習反黨集團」(圖)

2010-10-15 00:40

「彭、高、習」指的是彭德懷、高崗，習仲勛，他們曾經擔任過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在建國前後為中國革命和建設作出過重要貢獻。不幸的是，他們在新中國成立以後先後被打成「反黨分子」。但這三個人的所謂「反黨」發生在不同的年代和不同的歷史背景下；高崗在建國初期因為和劉少奇在工作上發生意見分歧，在1954年的七屆四中全會上被打成「高（高崗）、饒（饒涑石）反黨聯盟」的頭子；彭德懷因為對1958年的「大躍進」提出不同看法，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被打成「彭（彭德懷）、黃（黃克誠）、張（張聞天）、周（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首領人物；習仲勛因為小說【劉志丹】問題在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被打成「習（習仲勛）、賈（賈拓夫）、劉（劉景範）反黨集團」而名列首位。他們原本並不屬於一個「反黨集團」，然而，早在文化大革命開始之前，這三個所謂「反黨集團」中級別最高的人被「摘」出來，重新「拼湊」出了一個新的「反黨集團」。「文革」開始以後，打倒「彭、高、習」的口號和標語甚囂塵上，尤以在西北地區為甚。

「彭、高、習」中最早被整倒的是高崗。高崗事件是建國初期黨內最大的一次鬥爭，最後因高崗的自殺被說成是「自絕於黨的叛黨分子」。後來的歷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自殺者都被定為「自絕於黨自絕於人民的叛徒」，大概都是援引了這個案例。其實，對於高崗問題的處理以及他的自殺，毛澤東最初的態度是謹慎而又十分惋惜的。當他得知高崗自殺的情況後說：高崗的問題處理得不好。高崗不自殺，即使不能在中央工作，還可以在地方上安排嘛。（見張秀山所著【我的八十五年】第315頁）當他的機要秘書葉子龍說「高崗是自絕於黨」時，毛主席則說：「話是那樣講，但黨內鬥爭死了人，總是不好的。」「如此結局，我覺得遺憾，怪我啊！」（見楊尚昆【回憶高饒事件】，【黨內文獻】2001年第1、2期合刊）高崗事件的處理不僅毛澤東不滿意，西北人民多年來對此有看法。原陝西省副省長劉幫憲在他的回憶中透露：「1960年9月劉幫憲被任命為陝西省委秘書長，並在隨後召開的陝西省第三屆代表大會上，當選為陝西省委常委，進入省委的最高決策層。……這期間，一封他當時並未非常重視的絕密文件正在孕育著一場風暴，這份文件說，高崗等人的問題在陝北仍未得到有力貫徹，一些陝北老鄉仍在懷念劉志丹、高崗等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見陝西人民出版社【劉幫憲】一書第96頁）

高崗建國初期擔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這樣一位黨和國家重要領導人突然自殺當時在黨內外引起極大的震動。事件發生的時候，我正在上小學。我們村裡的年長一點的人對此議論紛紛，非常不理解，茫然之餘，禁不住回憶他在創建陝甘革命根據地時期的故事。我的家鄉陝西旬邑縣是當年陝甘革命根據地的一部分，是劉志丹、高崗、習仲勛曾經戰鬥和生活過的地方。1931年4月，劉志丹帶部隊駐紮在離我們村只有5里地的職田鎮，期間，陝西省委派高崗以巡視員的身份來到職田鎮，給劉志丹的部隊帶來省委的書面指示。省委的批示是密寫在拆開的【紅樓夢】字縫裡，放在點心盒裡帶來的；大意是：省委同意劉志丹的決定，讓充分利用軍閥蘇雨生給的補充團的名義，迅速擴大隊伍，尋找機會把部隊拉出去，打擊敵人（見【王世泰回憶錄】第32頁）。五十年代，我在職田鎮上小學的時候，鎮上的大人都說高崗在這兒住了很長時間，三十歲以上的人都見過：大個子，臉上有麻子。兩年以後，高崗參與指揮的奇襲張洪鎮戰鬥也發生在我的家鄉，那是1933年9月21日，紅42師師長王泰吉、政委高崗率領紅四團奔襲國民黨旬邑縣政府所在地張洪鎮，紅軍採用裡應外合戰術，以優勢兵力全殲守城的國民黨民團，俘虜150餘人，繳槍120餘支，繳獲物資20馱，擊斃民團團總朱鴻章，活捉並處決了國民黨縣長謝騫，當夜開倉分糧，救濟貧苦百姓（見旬邑縣誌431頁）。這是陝甘紅軍歷史上所打的一次漂亮的殲滅戰。

全國解放以後，高崗沒有忘記西北人民。新中國剛一誕生，他所領導下的東北局為了支援西北建設和幫助陝甘寧邊區人民解決生活困難問題，特意捐贈一批財物：3000兩黃金，七輛華沙牌小轎車和一批書籍（見【王世泰回憶錄】384頁）。當聽說陝北大旱時，高崗又抽出東北財政的千兩黃金存入銀行，用利息購買了一批牛羊，發放給他的老家橫山、三邊一帶的農民，起名為「黃金生羊」。五十年代陝北大旱時，老百姓看到運糧車上的東北字樣時，感激地說：這是高崗給咱們送來的！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初，農村出現飢荒，老百姓吃不飽飯，許多地方餓死了人，在這個時候老區人民懷念劉志丹、高崗創建陝甘根據地時和人民群眾結下的魚水情不難理解。

劉幫憲在回憶中接著寫道：「1961年，因高崗的問題在陝北貫徹中，一部分群眾有顧慮，毛澤東等人心緒為此不好……」（見【劉幫憲】第98頁）

雖然高崗事件已經過去了7年，可陝北老區的群眾還是想不通。在這同時，1959年被打倒的彭德懷一直不服，不斷地向中央申訴，而三年困難時期所出現的全國性的大飢荒從反面證明了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的意見是正確的，黨內和社會上要求為彭德懷平反的呼聲很高。

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心情肯定好不起來；高崗和彭德懷問題不能不困擾他。如果他能順應黨心民意，實事求是地複查建國以來這兩個所謂的「反黨集團」案，給彭德懷平反，給高崗做一個恰當的結論，他老人家後半生就不會犯那麼大的錯誤，給中國帶來巨大災難的「文化大革命」就不會發生。毛澤東沒有這樣做，相反，他認為黨內同情彭德懷和民間同情高崗是一股「翻案風」， 是階級鬥爭的反映。對於陝北老百姓對高崗問題的不同看法，顯然不好拿這些普通百姓興師問罪。他必須在中央找出一個和高崗有關係、和這股所謂的「翻案風」

有牽連的人來作為鬥爭對象，才能引起全黨震動，才能把這股「翻案風」壓下去，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恰恰在這個時候，康生給他提供了一枚「炮彈」 —— 這就是小說【劉志丹】。康生誣稱：習仲勛是小說【劉志丹】的第一作者，是幕後策劃者，小說目的是為高崗翻案。毛澤東據此在八屆十中全會上發表了後來廣為流傳的一條「語錄」：「利用小說反黨，這是一大發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秘書長的習仲勛就這樣一夜之間被打倒了。

這時，毛澤東對高崗之死已毫無的同情和惋惜之情，相反，以給高崗翻案為由，使問題進一步升級，又搞出來一個新的「反黨集團」。

高崗和彭德懷出事畢竟還有點原因。高崗畢竟有反劉少奇的言論，彭德懷畢竟給毛主席寫過「意見書」，而給習仲勛戴上「反黨」的帽子則純粹是「莫須有」的「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完全是為了給「翻案風」和階級鬥爭理論提供一個佐證和靶子。讓我們看看小說【劉志丹】的來龍去脈以及習仲勛和這部小說出版前後的真實關係。

習仲勛的秘書範民新在【16年的苦難歷程】中這樣寫道：「1956年，工人出版社約李建彤創作一部描寫劉志丹革命生平的長篇小說。當時，習仲勛並不知道此事。……後來李建彤拜訪了習仲勛，講到工人出版社約他寫劉志丹之事。習仲勛表示可以寫一些劉志丹革命活動的片斷。1958年冬至1959年春，李建彤寫出了【劉志丹】初稿和第二稿，全是真人真事。第三稿改寫成小說，送給習仲勛審閱，徵求意見。習仲勛看後當即對李建彤說：寫這樣大部頭小說可不是鬧著玩的，牽涉的問題很多，特別是涉及有關西北黨史上的一些問題，處理不好會引起意見糾紛，如果寫一些片斷的革命回憶豈不更好。李建彤不同意習仲勛的意見，表示要試試看。隨後習仲勛又對劉景範說：你最好勸說李建彤不要寫【劉志丹】小說，她不瞭解這段歷史情況，不一定能寫好。加上你是劉志丹的弟弟，她是你的愛人，就是寫的很好，那些對歷史有意見的人也不一定會放過不理。高崗反黨，變壞了，寫這樣一部小說不涉及他是很難的。我很犯愁，難道你就沒有顧慮嗎？你認為我說的話有無道理？劉景範答應回去勸說李建彤。但李建彤仍堅持自己的意見，並要求習仲勛支持她脫產進一步修改小說。習仲勛又把劉景範找來，希望他再勸說李建彤最好不要寫這本書。劉景範表示：她要寫，我也沒有辦法。」

可以看出，出版小說【劉志丹】的計畫一開始習仲勛並不知道，後來知道了則不贊成，而且兩次召見劉景範苦口婆心做工作，並曉以利害，希望作者不要寫這部小說。但作者李建彤沒有聽從習仲勛的意見和丈夫劉景範的規勸，執意要寫。在這樣的情況下，習仲勛又是什麼態度呢？

範民新繼續寫道：「1960年春，習仲勛兩次約李建彤、馬錫五和工人出版社的兩位編輯同志座談【劉志丹】小說。第一次是詢問寫作計畫和寫作情況，主要是聽他們說，習仲勛只是插了些話，未講系統意見。第二次，習仲勛講了寫好這部小說的意見，主要強調寫書‘是教育青年一代’；通過劉志丹這個革命領袖人物，寫西北革命，寫整個一個時代，寫毛主席領導革命的正確思想，沒有這些，就是沒有寫好。要根據西北黨史把陝甘蘇區寫成是堅持執行正確路線的縮影、堅持毛澤東思想的縮影。談到高崗時習仲勛說，他當時的主張是對的，那是歷史，但書中不要寫他。」

在作者堅持要寫、出版社已列入出版計畫的情況下，習仲勛召開座談會，瞭解情況，提出意見，在思想上把關，引導作者把書寫好，強調宣傳正確路線和毛澤東思想。對高崗，習仲勛明確表示書中不要去寫。習仲勛的這些做法和意見體現了一個共產黨人的負責精神，光明磊落，哪裡有絲毫的「陰謀」？

小說寫成以後，習仲勛又是什麼態度呢？

範秘書接著說：「1962年夏，李建彤寫成【劉志丹】第五稿，送給習仲勛和中宣部審查。……習仲勛提出將小說樣本送給那些對西北黨史有意見的同志審閱，寧可讓他們把意見講在出版之前，也不要講在出版之後，如果真有問題，還來得及修改補救，否則，就會引起亂子。李建彤說她已取得中宣部的同意，周揚同志還指定專人與她聯繫，作經常指導。習仲勛在李建彤的多次催促下，考慮到中宣部的態度，以及陝甘蘇區一些老同志也支持寫這部小說，就同意出版了。有一次習仲勛到長安戲院看戲，見到周揚同志。周揚對他說，看了李建彤寫的【劉志丹】小說的樣本，覺得寫得不錯，可以出版。」

至此，習仲勛對小說【劉志丹】的出版仍然十分慎重，提出要把樣書送給對西北黨史持不同意見同志審閱，強調要尊重這些人的意見，以免造成亂子。只是因為中宣部已經審查通過、主管副部長周揚已經批准，習仲勛才同意出版。小說出版審批程序一清二楚，習仲勛

的個人意見也非常明確，何來「反黨」陰謀？

毛澤東一生酷愛讀書，在他的書架上和床頭上擺滿了古今中外各種各樣的書籍，【紅樓夢】和【資治通鑒】他老人家不知看了多少遍，但至今沒有文章和資料提到他曾讀過小說【劉志丹】。提供「炮彈」者和小說【劉志丹】專案組負責人康生也沒有讀過。給一本小說定性為「反黨」的人竟然連小說看都沒有看過！可見問題的實質並不在於小說【劉志丹】本身，而是當時黨內政治鬥爭的需要。小說【劉志丹】儘管沒有寫高崗，但康生所領導下的專案組從書中給照金蘇區送信的羅炎身上發現了高崗的影子，據此認為小說是為高崗翻案。假如不是政治鬥爭的需要，假如不是康生這樣整人的老手所特有的嗅覺，一般的讀者誰能用這樣的方法去閱讀一本小說！作者李建彤說：「羅炎是個小說人物，共出場八次，用五個人的素材揉合而成，當然不能把小說人物當作數學公式，說他各佔百分之二十。他不是張三，也不是李四，他就是羅炎。」可專案組不顧文學創作的基本常識，牽強附會，硬要把羅炎說成就是高崗，寫了高崗就是為高崗翻案。中國古代的封建帝王為了打擊政治對手、鞏固自己的絕對權威，炮製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文字獄」，沒有想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這種手法被用到了黨內鬥爭中來，在後來為小說【劉志丹】平反過程中，胡耀邦看到該案有關材料激憤地寫下了「現代文字獄」五個大字！因為小說【劉志丹】問題打倒了習仲勛，並搞出了一個「習、賈、劉反黨集團」。但這個「反黨集團」 裡的賈拓夫、劉景範不過是部級幹部，份量顯然不夠；為了使「反黨集團」上一個「檔次」，於是把高崗和彭德懷拉進來；高崗在紅軍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與習仲勛長期共事，彭德懷在解放戰爭時期和習仲勛搭檔，一個是西北野戰軍司令員，一個是政委，把他們拼湊在一起，既提高了這個反黨集團的級別，又說明他們反黨有歷史根源。這樣，「彭、高、習」就成為「文革」開始前黨內最高級別的「反黨集團」。但是，彭和高已經被打倒多年，而且高崗早就不在人世，這個拼湊起來的「反黨集團」真正要打倒的是習仲勛，彭、高只不過是用來整習仲勛的幌子而已。

當年陝西省反「彭、高、習反黨集團」的調子唱得最早，也唱得最響，不僅清查所謂「彭、高、習」黑線人物，而且算歷史舊賬，搞了一場「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將黨內鬥爭擴大到整個社會，製造了無數冤、假、錯案，其惡果殃及幾代人。陝西省搞的這場清查「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運動實際上成為不久席捲全國的政治大風暴 ——「文化大革命」來臨之前的一場預演。

「民主革命補課」

在整習仲勛過程當中，康生所領導的專案組工作和當時的政治運動結合了起來，而現實的政治運動又和有關歷史問題掛上了勾。這就是1963年到1965年間陝西農村在社會主義教育（簡稱「社教」）運動中別出心裁地所謂「民主革命補課」。

1963年的夏季，西北局第一書記劉瀾濤在陝西農村開展社教運動中公開提出：陝西省的民主革命不徹底，漏劃的地主富農不少，要進行民主革命補課，對漏劃的地主富農要補定。

這裡所說的民主革命不徹底和要進行補課是針對習仲勛來的。1947年，康生、陳伯達在晉綏地區的土改中大搞極「左」，提出「貧雇農打天下坐天下」、「群眾要怎麼辦就怎麼辦」的口號。這個經驗被推廣到陝北以後，就變成了「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對地主實行掃地出門，同時侵犯中農利益，對生活稍微好一點的中農也要分地、鬥爭，出現了捆、綁、吊、打違反政策的過火鬥爭和非正常死人現象，一時搞的解放區形勢緊張起來。習仲勛出身農民家庭，又長期在陝甘一帶農村從事革命活動，非常瞭解農民和農村的實際情況。他認為土地改革應該區分老區、半老區、新區的具體情況，老區和半老區在土地革命時期已經多次分過地，階級關係發生了很大變化，原有的地主富農不再佔有大量的土地，有的貧農經過辛勤勞動成為中農，中農在老區和半老區所佔比例增大，成為多數。而且，老區和半老區的一些地主富農在抗日戰爭期間是我黨的統戰對象，為革命做過好事，不應該對他們總算老賬。時任西北局書記的習仲勛針對土改中的違反農村實際情況和黨的政策的極「左」現象向黨中央提出自己看法，特別強調要團結中農，堅決反對違反中農利益的做法。毛主席接到習仲勛的報告以後非常讚賞，完全同意習仲勛的觀點，並將習仲勛的報告批轉全國執行，糾正了康生等人極「左」做法，使土改沿著正確的方向進行。

這一歷史公案早有結論，現在為了打倒習仲勛不惜否定歷史，否定習仲勛當年的正確的意見，要進行所謂「民主革命補課」。

1964年11月，中央任命胡耀邦擔任陝西省委第一書記。西北局負責人在給胡耀邦介紹情況時又一次提出民主革命補課的問題，他說：陝西階級鬥爭情況非常複雜，民主革命極不徹底，漏劃的地富分子不少，「彭、高、習」反黨集團的餘孽不少還在領導崗位（見【劉幫憲】108頁）。

在這裡，西北局負責人給新來的省委第一書記正式提出「彭、高、習反黨集團」和「民主革命補課」的新概念。

胡耀邦對此沒有表態，而是首先進行實地調查。他17天走了陝南10多個縣，後來又到關中各縣和陝北跑了一圈，最後得出自己的看法：陝西的工作根本不是什麼民主革命不徹底的問題！而是老百姓太苦，需要大力抓生產，把經濟搞上去，絕不是在群眾中斗來斗去！他根據自己兩個月的調查研究，親筆起草了一篇【電話通知】，提出了八個方面的方針政策性問題。西北局主要負責人劉瀾濤大為惱火，認為這和他那一套階級鬥爭理論唱對臺戲，於是在西北局書記處會議上批判胡耀邦。這時，恰遇葉劍英元帥和張愛萍上將來西安，兩位軍人得知胡耀邦挨批，十分同情，遂邀胡耀邦以治病的名義搭乘他們的軍用專機回北京，離開暴風雨降臨之前的古城西安。在沒有阻力的情況下，民主革命補課運動在陝西省轟轟烈烈地開展起來了。

我的老家青村在這場運動中一下子補定了27戶地主、富農，佔全村總戶的10分之一；其中的三戶是習仲勛當年鬧革命時依靠的對象，他們是穆振江，王彩娃，王福泰。

穆振江確實是青村頭號大財東，可那是清朝末年他爺爺手裡的時候。振江的家族是當時職田鎮東門以外的首富，富到什麼程度呢？光緒二十七年，關中大旱，餓殍遍地，縣衙門呼籲有錢人家幫助朝廷救濟災民，穆振江的爺爺慷慨承諾：職田鎮東門以外的災民全部由他包攬。災後，清王朝賜給他一塊「寬仁厚德」匾額。到了穆振江的父親這一代，家道開始衰落。主要原因是家裡人口增多，後人陸續另立門戶，「老太爺」手裡創下的家業包括土地、房屋、傢俱和農具以及錢財隨著每一個新戶的誕生不斷地在家族內部重新分配。土地革命時期，劉志丹在陝甘「鬧紅」的時候，青村成為「紅區」，穆振江家的土地被分過一次。到了穆振江執掌家業的時候，他家基本上沒有多餘的土地了。當然，有祖先留下的財富為基礎，振江的日子仍然過得不錯。再說，穆振江家族從他爺爺家業鼎盛時期一直以「大善人」聞名四方，雖是為富一方，卻善待長工和鄉鄰。他家裡有個規矩，給長工吃的飯和主人吃的是一個樣，而且是長工吃完飯以後主人才開始吃。在雇長工時候，還有一道「考試科目」， 那就是東家先招待長工吃一頓飯，如果你吃得多，那就「考試」通過了，如果吃得少，那就被淘汰。東家的觀點是：飯量大，力氣大，能幹活。飯都吃不動，怎麼能幹活？有的長工不明底細，在主人面前不敢多吃，結果反而沒有被錄用。還有，長工干滿月了，除了給夠了工錢，還給裝上足夠的乾糧供他在回家的路上吃。振江家另一個規矩是，每到大忙季節，自家栓起兩挂牛車，停在村口，供窮人家無償使用。這樣的地主和解放以後電影、小說中「地主」形象明顯大不一樣。顯然，這穆振江家族是個開明鄉紳。正因為這樣，習仲勛在關中分區工作期間，將他列為統戰對象，後來還發展為共產黨員，振江利用他的關係為共產黨做了不少好事。當時，根據他家佔有土地實際情況，成分劃為中農。誰也沒有想到，幾十年以後，共產黨把他爺爺那個時候的賬算在了他頭上，給穆振江戴上了「地主分子」帽子。

王彩娃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就更冤了。

王彩娃並不是旬邑縣本地人，而是陝西乾縣人，是民國十八年年饉時逃荒要飯嫁到青村的。

1929年的陝西大旱是二十世紀本省最慘烈的一場災難，美國著名的記者、【西行漫記】的作者斯諾這樣記載：「在那裡，我看到成千的兒童由於飢餓而奄奄待斃。這場飢餓最後奪走了500多萬人的生命！那是我一生中覺醒的轉折點；我後來經歷了許多戰爭、貧窮、暴力和革命，但這場飢荒一直是最使我震驚的經歷，直到幾年以後我看到納粹的焚屍爐和毒氣室為止。」上海申報以「救命」為題這樣報導：「空前劫難持續三年，陝西全省無縣不旱，殷實之家，舉室啼哭，中下各戶，延頸待斃」「晉陝人販蜂擁而至，婦孺身價不及斗米的三分之一」。另有記載說，陝西「民國十八年年饉」出逃人數78萬，被賣婦女30萬。一向富庶的關中大平原是這次大災荒的重災區。關中按南北分為「南八縣」和「北五縣」；南八縣指涇陽，三原，高陵，富平，乾縣，禮泉一帶廣闊的平原地帶； 「北五縣」指淳化、旬邑、彬縣、長武、永壽一帶的山區。在風調雨順的年景下，南八縣的人瞧不起北五縣的人，稱他們為「北山狼」，認為山裡人沒有見過世面，太土。北五縣的農民每到夏收季節習慣到南八縣（他們習慣叫「底下」）去「碾場」，給人割麥子，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外出打工」。「北山狼」去「底下」碾一次場，除了掙幾個零錢外，同時也開了眼界，回來有說不完的故事。可在民國十八年年饉這一年，情況迥然不同，南八縣顆粒無收，而丘陵地帶的北五縣卻有餘糧。於是，由飢民組成的一支支來自關中平原的逃荒隊伍拖著疲憊而飢餓的軀體朝北面的山區走去。他們有的挑著擔子，有的推著地軲轆車子，拖兒帶女，在崎嶇的山路上掙紮著。王彩娃就是這支逃荒隊伍中的一員，她的家鄉乾縣本是中國歷史上那位有名的女皇武則天陵墓所在地。但是武則天所選擇的這塊風水寶地並沒有抵擋住自然災害，相反成了大旱之年的重災區。這一支支逃荒隊伍中年青女子這時候想的最多的是嫁人，只要誰能給她們一口飯吃、能養活她們，就嫁給誰。善良的山區農民接納了這些在死亡線上掙扎的逃荒者。全旬邑縣當年到底有多少關中平原的女子落戶，沒有人統計過，但不到百戶人家的青村在民國十八年一下子娶來了將近20個來自「底下」的媳婦。王彩娃就是其中之一，她嫁給了穆志英。穆志英的父親當年也是青村的一家財東（那時候人們把有錢人不叫地主或者富農，而是叫財東），有地，有房，還兼做生意。後來也是由於人口增多，不斷有後人分家另過，日子逐漸衰落。王彩娃嫁到穆家後，趕上家道中落，早已過了志英父親當家時的輝煌時期。可幾十年以後，硬是把上一輩人的賬算到了這位逃荒要飯落戶到青村的兒媳婦身上，給王彩娃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更讓王彩娃想不通的是，她當年還是革命隊伍的一員呢，抗戰時期她擔任過新正縣三區六鄉婦聯主任，為八路軍做軍鞋、磨米粉麵樣樣帶頭。習仲勛擔任關中分區書記時辦公在馬家堡，為了安全經常住在她家。說起來她和仲勛有緣，都是「底下」（習仲勛是富平縣人）人，她是逃荒落戶到了青村，仲勛是為了革命來到旬邑，而且十八年饉那年年僅16歲的仲勛到旬邑的馬欄用鹽換過糧食哩。富平和乾縣相距不遠，民國十八年年饉也是重災區。說起這些，兩個人覺得很親近，王彩娃把這位小她幾歲的共產黨書記當作娘家人看待，稱他為「兄弟」，仲勛稱她為「乾姐」，還給她的大兒子穆天時「挂了鎖子」（即認了干娃）。仲勛動員她為革命做事，她滿口答應，不僅自己擔任鄉婦聯主任，還把大兒子天時送到劉懋功的「紅三團」去當兵。天時參加瞭解放戰爭，又參加了抗美援朝，立功受獎，她家里門上多年來掛著「光榮軍屬」的牌子。怎麼現在突然給她要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王彩娃百思不得其解。

習仲勛結交的另一個統戰對象、曾把兩個兒子送進革命隊伍的王福泰家被劃為富農。關於習仲勛和王福泰的交往，原青海省公安廳副廳長張貴德曾這樣記述：「有一次，仲勛同志、楊再泉同志到青村看望幾戶群眾，先到王福泰家。王福泰，人稱王大爺，在兩省五縣交通要道上的劉家店子開過店，是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哥老會大爺。他拿出酒來招待仲勛同志，炒了一盤洋芋絲，連連道歉說：‘對不起，實在沒有好吃的。’仲勛同志說：‘這比我以往過你王大爺地盤時偷偷摸摸好多了。’王福泰邊倒酒邊說：‘那時候，我可不敢請你們來喝酒。’（見【習仲勛革命生涯】140頁）王福泰解放初期因病逝世，兩個兒子在外工作，另外兩個兒子另立門戶單過日子。在討論富農帽子給誰戴合適時，三兒子王培祿無可奈何地表示：「那就給我戴上吧。」戴上富農帽子後不久，王培祿越想越冤，他是這個大家族裡有名的「長工頭」，一輩子都在做莊稼活。在他看來，他這個家庭應該是個革命家庭，老二和老六在抗日戰爭期間參加了革命，二哥王培籣因參加革命被土匪綁過票，解放後擔任西寧市物資局局長，他本人還吃過幾天八路軍飯呢！關中分區在馬家堡時，習仲勛和張仲良曾是他家的座上客，常來他家吃飯。他王家哪一點對不住共產黨？這共產黨怎麼翻臉不認人、反過來要給他家補定富農？他越想越想不通，一天，他在自家院子裡徘徊，仰天長嘆，突然，他掀開井蓋，朝自家水井縱身跳了下去。

七十年代初，我有一次回家探親，驀然間看到一隊上了歲數的人在掃大街，定睛一看，全是村上過去有名望的人，其中三名是和習仲勛有過交往的人：穆振江，王彩娃，穆廣元（抗戰時期曾被習仲勛任命為自衛軍連長）。這是「文革」中被村上揪出來的「牛鬼蛇神」，即所謂的地、富、反、壞、右「五類分子」，在運動初期，這些人遭到殘酷的批鬥，到了運動後期，仍然被管制，接受勞動改造。看到這些老人們無奈、無助地遭受折磨和羞辱，我心裏生出一股同情。我至今還記得王彩娃從他們那隊人中站起來，朝我注視了很久，那似乎是想要給我說什麼，卻最終沒有從那隊人中走出來。幾十年過去了，這些老人當時的形象一直在我腦子裡揮之不去，尤其是王彩娃那臉上的表情和眼神。我想，他們無非是懷著一肚子的委屈、想給我這個在城裡工作、見過大世面的年青人訴說他們那真實的歷史。當歷史已經證明這些人並不是什麼壞人的時候，他們卻沒有來得及向世人訴說他們完整的過去就一個個離開了這個世界。

在那個年代，被定為地主、富農的家庭成員一下子成了「賤民」，而且殃及幾代人的命運。戴上地、富分子帽子的成為被專政的對象，而且子女上學、招工、參軍、入黨、提幹、乃至戀愛、結婚均受影響。

公安系統介入旬邑縣領導班子

1964年，三個公安系統幹部神秘地來到旬邑縣，他們是某局局長莫潛，某部營長毛思軍，中央政法干校辦公室副主任宋修，這三個來頭不小的幹部分別擔任了旬邑縣縣委副書記、公安局副局長、股長等職。據知情者透露，他們的到來並不是為了真正加強旬邑縣的政法工作，其真實使命是來調查習仲勛問題的。果然，這三個人到旬邑以後，和習仲勛有過這樣那樣關係的人接二連三的出事了。

這一年的5月份，一輛少見的吉普車朝青村方向開來，車子沒有進村，而是悄悄地停在了村口，車上走下來一名幹部，逕直找村支書姚佔魁。一會兒，幾個人闖入姚春桂的家，翻箱倒櫃地搜查，將習仲勛寫給姚春桂的一封信搜了去。接著，將姚春桂押上了車，送往西安某監獄關押。姚春桂就這樣被秘密逮捕了。姚春桂解放前曾任國民黨民團團長，抗日戰爭時期被習仲勛發展為統戰對象，曾為共產黨提供過情報和槍支彈藥。現在，因習仲勛問題又要重新審查。

1964年5月30日，西安一家旅社，一位六十多歲的老人懸樑自盡。此人是旬邑縣大名鼎鼎的蒲玉階。他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曾參加著名的「旬邑暴動」，在大革命時期擔任過中共旬邑縣委重要職務。1935年秋，蒲玉階在西安被捕自首，但僅僅暴露自己上學時的共產黨員身份，沒有出賣同志。後來，他擔任旬邑縣國民黨代表大會代表。習仲勛在關中分區工作期間，對蒲玉階進行教育，說服他為我黨做工作，於是蒲玉階多次冒著生命危險幫助和保護我地下黨員馬志超安全脫險，做出了特殊貢獻。解放以後，蒲玉階一直是旬邑縣統戰對象，曾擔任縣文教局副局長。這一次，有關部門通知他到西安接受審查，交代和習仲勛的關係。他不堪壓力，以自殺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1965年10月，旬邑縣張洪鎮下黃樓村，旬邑縣公安局來人出示逮捕證，將在家養病的潘遠志逮捕。潘遠志，1929年入黨，1931年加入劉志丹領導的陝甘紅軍游擊隊。在土地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時期長期和習仲勛在一起工作。解放戰爭時期，潘遠志先後擔任中共彬旬工委書記和新正縣委書記，解放前夕，因病無法工作，經甘肅省委批准回家養病。

逮捕潘遠志主要是兩條理由，一是追查他和習仲勛的關係，二是信佛教的問題。實際上最主要還是第一條。潘遠志自從患病以後，燒香拜佛十多年，從來無人過問，假如認為不妥，組織上可以通過各種方式去教育他，甚至黨內給予處分，絕對構不成刑事犯罪。原解放軍炮兵副司令員趙章成在加入紅軍之前是個虔誠的佛教徒，參加紅軍以後很長一段時間裏仍然信佛，在打炮之前還唸唸有詞地「阿米托佛」幾句，這並沒有影響他為革命作出貢獻，1955年第一次授銜還被授予少將。在審訊潘遠志的時候，問他從1950年到1965年和習仲勛通過幾次信，到西安找過幾次習仲勛。

旬邑縣凡是和習仲勛有過各種各樣交往的人幾乎都被調查了一遍。陽坡頭的張廷福是習仲勛當年在關中分區任書記時的老房東，1958年他應習仲勛邀請到北京參觀遊覽，臨別時，習仲勛送給這位老人一幀自己的照片留作紀念。1964年，上邊來人找張廷福談話，追問習仲勛都給他說了些什麼，那張照片被迫上繳。也是1964年，有關部門派人來到青村，向穆振江調查習仲勛的有關情況，重點是問習仲勛在旬邑的「三十六個拈香弟兄」的情況，穆振江搜腸刮肚地回想了一下，湊出了不到二十個人名。來人提問的另一個問題是「你為什麼能給習仲勛的大兒子習正寧當上乾爸？」這個問題涉及到他和習仲勛的關係，穆振江一五一十地把他和習仲勛怎樣認識、怎樣交往的過程說了出來。

在平反冤假錯案過程中，有人說，小說【劉志丹】一案涉及到6萬多人，實際上恐怕遠遠不止這個數字。假如把「民主革命補課」中被錯劃成地主、富農家庭的子孫後代算上，這個冤案影響的人數將大大超過6萬！

這是中共黨史上最為奇特的一個「反黨集團」和一樁冤案；奇特之一是它根本不存在，然而卻無中生有地存在了多年，成為建國以來持續時間最長、影響面最大的一個「反黨集團」。涉案人物的問題從1954年的七屆四中全會開始到1959年的廬山會議再到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一直貫穿到文化大革命。1959年廬山會議上批判彭德懷，有人說彭德懷是「漏網的高崗分子」，甚至有人說「高饒反黨聯盟」應該是「彭高反黨聯盟」。1962年的八屆十中全會上說習仲勛借小說【劉志丹】在為高崗翻案，習仲勛因此而成為「反黨分子」。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是姚文元那篇批判【海瑞罷官】的文章拉開的，而這篇文章的要害涉及1959年廬山會議，把彭德懷被罷官和【海瑞罷官】聯繫了起來。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的材料大多是當年高崗反劉少奇時的材料。1971年9.13事件後，又把林彪和高崗聯繫起來。高崗的夫人李力群不無感慨地說：自從高崗出事以後，每一次黨內鬥爭都要找她寫揭發材料。高崗成了一個「反黨」的代名詞和參照物，儘管他死去多年，可以後每到黨內出現一個「壞人」、每當出現一個新的「反黨集團」的時候，都和他脫不了干係。奇特之二，在粉碎「四人幫」以後的平反冤假錯案中，彭德懷、習仲勛又回歸到他們原來的「反黨集團」中被平了反，只有高崗的問題依然維持1954年的結論。這樣以來，原來和高崗關係很密切並一起「反黨」的彭德懷、習仲勛突然沒有反過黨，「彭、高、習反黨集團」似乎沒有過一樣。然而，歷史畢竟是歷史， 「彭、高、習反黨集團」不僅僅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高喊打到過，立過專案，而且早在「文革」開始之前就見之於文件和某些高級領導人的講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