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文導演的第四部電影《讓子彈飛》上映首周的票房1.7億,打破了《唐山大地震》1.6億的國產片首周票房記錄。筆者不禁要問,為什麼這部影片為什麼會受到如此的青睞?姜文究竟是給我們講述了一個怎樣的故事?
按耐不住好奇的心情,只好親自看看,看完之後我才明白為什麼姜文會獲得成功。因為這部電影道出了天機,講述了我們內心想說又不敢說的,想做卻不敢做的,諷刺了一些所謂的「為人民服務」的社會蠹蟲。
影片講述的故事的梗概很簡單,土匪張麻子打劫了前去鵝城上任的縣長馬邦德的火車,因為沒有得到錢財,張麻子於是冒充馬邦德前去上任。到了鵝城之後,於當地惡霸黃四郎展開了勾心鬥角的血鬥。最後,土匪張麻子鏟除了當地惡霸黃四郎為民除害。
然而,在姜文手下塑造出來的一系列人物形象,和豐富的內涵,使得這部電影很有看點。首先,這部影片揭示了現代社會一個普遍存在的癥結——公平問題,尤其是社會公平的問題。經濟的發展讓我們的GDP一路飆升,物價飛揚,貧富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社會瀰漫著浮躁、喧嘩,不安定的因素。關鍵的問題就是在於處理社會公平的問題。姜文飾演的張麻子一到鵝城就把鳴冤鼓立了起來,他審案不允許人下跪。那個時候正值民國建立不久,人們還習慣於做「奴隸」,奴性在鵝城人們的心中可謂根深蒂固。人們不敢去反抗欺負他們的惡霸,不敢去反抗仗勢欺人的武舉人,更不敢去向官府告發,因為五任縣長都做了冤死鬼。然而,張麻子卻偏不信,他是土匪,土匪劫道只為財,冒充縣長上任還是為了撈錢,但是他不想撈窮人的錢,他盯上了黃四郎。
我在思考一個問題,張麻子為什麼會和黃四郎幹上,他為什麼不選擇與黃四郎合作,這樣不僅有錢賺,而且可以避免流血衝突。為什麼?因為張麻子是個人,他不想做條狗,做一個沒有自我意識的畜生。從後來我們知道張麻子不叫張麻子,他叫張牧之是從雲南講武堂出來的,要知道從雲南講武堂出來的人在歷史上都是叱吒風雲的人物。張麻子來自講武堂,他還是土匪嗎?是的,他還是,只不過他是一個有頭腦的土匪,一個正義,有血性,為民請命的高尚土匪。他把土匪演繹到一種極致,這種極致是對當時社會不公平的反抗,同時也是社會必然產物。軍閥混戰民不聊生,貪官害人,人民在水深火熱之中,張麻子一個人縱然有濟世之才,也沒有用武之地。於是他便選擇了用自己的方式來實現所謂的公平。
那麼,他為什麼會選上黃四郎呢?因為黃四郎是那個社會所有惡人的集合,說白了他最壞。這個壞不僅是壞到骨子裡,而且是壞進了整個民族的血液裡。黃四郎是鵝城一霸,他就是王法,他就是權利,他就是公平與正義的化身。他憑藉自己經濟上的實力在橫行一方,壓榨地方的百姓,鵝城的百姓是又怒而不敢言。難道說我們現在就沒有像黃四郎這樣的人存在嗎?答案是肯定有而且還不少,為什麼會有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怎麼讓這樣的人消失呢?像張麻子那樣做嗎?恐怕不行,因為畢竟還有法律在呢,張麻子就是一個土匪,他用的方法只能是土匪的方法。只是即便是除了一個黃四郎,還有王四郎,李四郎,最根本的問題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就永遠沒有解決。然而,張麻子就是一個土匪,所以盯上黃四郎別無選擇。
在張麻子和黃四郎的勾心鬥角中我們看到鵝城的眾生相,人們只顧著自保,誰也不敢出頭,心中的怨恨只是藏著掖著。在最後時刻還是張麻子殺了替身黃四郎,讓真的黃四郎成為替身才最終讓人們爆發,除了惡霸。這是很悲哀的,不過一個土匪能有這樣的思維能力,也是很難得,我們不應該在批評職責。畢竟他的文化沒有現代人高,現代人比張麻子要聰明許多了,我們都比張麻子要強。
讓子彈飛,讓子彈飛,這是一種暴力的革命,是在極端情況下的產物。張麻子解決了所謂的公平的問題,解決了黃四郎,但是還是有遺憾的,因為那些死去的兄弟們再也沒有了。最後的音樂是長亭送別,如泣如訴。
除了所言及的公平的話題之外,在影片中還有許多的象徵意向,這不僅僅讓這部電影的變得更加有內涵,而且使其受到普遍的歡迎,六子的墓碑的形狀的搞笑,讓你笑著流淚的黑色幽默,刻畫了一個個栩栩如生的人物。比如說,葛優飾演的馬邦德,他才是縣長,但是為了保命只能裝成師爺,協助張麻子撈錢。他只是為了錢財,是一個惡人,但是買縣長花了錢,就是要撈回來的,與其說他是個賣官撈錢的,不如說他就是一個騙子。他身上有五張委任狀,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撈錢,只是這一次在鵝城,他反倒沒有撈到錢,卻最後被地雷炸死在錢堆裡。這是一個諷刺,一個現代的諷刺寓言。就今天而言有很多的打著「為人民服務」的幌子的人像老馬一樣瘋狂的撈錢。根本不會管你個小老百姓的死活,這個殘酷的現實,從來都是這樣。
讓子彈飛,影射了我們當今社會所存在的問題,國民的意識就像是那輛被白馬拉著的火車一樣,雖然與世界接軌,但是行為和思想上還是落實的。這是一個可怕的悖論,讓子彈飛就像一個子彈,射進了我們的心理。給我們每個人一陣狂歡和興奮,同時也讓我們思考,痛苦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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