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被訴苦" 土改鬥地主的運作模式

土改前，經濟上相對富足、有一定文化的地主是農村的權威。一定程度上說，土改就是要打破地主階層在經濟上的優勢和在當地農民中的威望，使之名譽掃地，為鄉民所不齒，從而打破他們所代表的鄉村傳統文化。

鬥地主要先動員。要讓農民普遍起來鬥爭作為鄉村權威的地主，必須從思想上說服他們，打破農民中普遍存在的不敢惹地主、怕地主報復和良心、命運等觀念。為此，新政權對農民進行階級教育，告訴農民，人是有階級的，有剝削階級和被剝削階級。有田有地，生活富足的人是剝削階級，他們是靠剝削他人的勞動成果發達起來的；沒田沒地，生活貧苦的人是被剝削階級，他們是因為被人剝削才生活困苦的。地主是剝削階級，為富不仁，游手好閑，窮凶極惡，不僅剝奪了本該屬於貧苦農民的田地，佔有了雇農的大部分勞動果實，而且霸佔了貧苦農民的妻女。貧苦農民只有在新政權的支持與幫助下徹底打垮地主階級，才能翻身做主人，過上好日子。

階級和翻身的話語看似簡單而有邏輯性，但離農民的日常生活（春種秋收、家長裡短、生老病死等）太遠，和農民所信奉的社會倫理（有借有還、人各有命、做事憑良心、租地交租天經地義等）大不相同，更何況農民和地主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比如鄰里關係、宗親關係等，再加上有的地主做人謹慎、勤勞實在，是公認的本分人或於己有大恩大德的人。因而要讓農民把各種各樣、千差萬別的現象都用階級、翻身這一條線貫穿起來並不容易。

為了使這套話語盡快融入農民的日常生活，為農民所接受，土改工作隊主要採取三項措施：反覆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

理論講解就是通過大會小會向農民講階級剝削及翻身的道理。復旦大學教授譚其驤先生1950年10月至次年2月曾先後在安徽五河縣和靈璧縣以土改工作隊成員的身份參加土改。他的日記中多次提到向農民講階級理論：10月31日，「下午開貧雇農（即無地少地）農民會，進行階級教育，引苦訴苦」。11月12日，「飯後急回集，召開村干代表會，講階級，未竟」。11月15日，「開二次代表會（農會會員會）。上午XXX致開幕詞，XXX講階級」。11月16日，「晚召開貧雇中農會，講階級」。12月20日，「至張冉XXX寓所開貧雇農中農會，進行階級教育，宣傳農會作用」。

可以看出，講階級不是一蹴而就，是一個反覆說明的艱難過程。具體怎麼講呢？通俗地說，就是把農民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痛苦都一點一點地歸於階級剝削，用階級分析的方法作出解釋。比如在青年會上，把青年通常遇到的痛苦，如婚姻的不自由解釋為階級剝削，窮人娶不起媳婦或看財禮嫁女兒是因為貧困，貧困的根源是地主無情地奪走了本該屬於窮人的勞動果實。在老年會上，把老人沒錢看病、遭兒女嫌棄等日常問題和階級緊緊掛鉤，稱這些都源於窮，源於世世代代遭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其他階層的會議上亦如此。曾在四川瀘州進行過土改工作的吳茂蓀1951年12月2日在北京介紹土改經驗時就強調：「婦女會上應將一切婦女痛苦歸之於地主，家庭不和亦然。」

理論講解一般由土改工作隊成員實施。它面向一定群體的聽眾，有相當的影響面，所講的問題有普遍性，但不易深入，因為每個個體所遇到的現實問題千差萬別。針對個體進行串聯，彌補了理論講解不易深入具體的缺憾。串聯有時是工作隊員入戶發動農民，有時由工作隊培養的根子聯絡進行。所謂「根子」，是土改工作隊下村後，經過瞭解情況，尋找到的苦情大、有熱情、善於團結人、可以為工作隊所依靠的典型群眾。由於根子對當地情況相當瞭解，對每戶的具體情況及每個人的性格都有較好的掌握，所以由他們和農民面對面地交談，逐個地啟發動員，既能從每個動員對象的具體問題出發，以農民所熟知的道理步步深入，把農民受苦的根源引向階級問題，又可以用階級觀點把其它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聯繫起來，進行「天下窮人是一家」的教育，效果良好。串聯有時是在根子和動員對象之間一對一地進行，有時是根子帶著幾個已經串聯好的人一起去和動員對象交談。串聯的內容一般是從農民的窮苦談起，千方百計地把窮苦的原因引向地主的剝削與罪惡，自然地激發起動員對象對地主的仇恨。這樣的串聯對思想單純、思維方式簡單的農民一般是比較容易成功的。

請看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2月土改串聯的一幕。2月7日晚，一批串聯來的人一起在鄧榮祿家串聯窮苦農民楊泰木。當大家幫他算了剝削賬，算出他四十年來，被地主剝削去了十萬斤穀子的時候，他很激憤地跳了起來說：我要去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大家同他談別的問題，他都聽不進去了，他一心就想剝地主的皮，抽地主的筋。假使當時有一個剝削他的地主在他面前，他一定一下就會把他捏死。

但有時，串聯也不是費一番唇舌就能見效的。同樣是廣西柳州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土改中就發生了這樣兩件事。一件是：「在鄧旺家碰到鄧榮福。我們圍著火，同他談了很久的家常。在這次談話中才知道，他他曾受過下回（屯子名）地主鄔楓先長期的剝削，他曾先後當過鄔家七年的長工。我們幫著他算了剝削賬，可是這個單身漢的感觸卻並不大。」另一件是：「天福家窮，根子從現實的苦況出發去串聯天福老婆。……問她衣服為甚麼這樣爛，她很生氣地說：‘你的衣服比我還爛，你為甚麼不買？’‘你家連雞籠都沒有，還問我呢！’有人去串她，她常罵豬罵狗，說命不好，羨慕地主生活；說被地主剝削是命裡活該。誰要與她多說就罵誰，嚇得誰都不敢去串她。」

遇到鄧榮福和天福老婆這樣的主兒，就需要多次串聯，或用訴苦的方式來啟發。訴苦就是由培養好的苦根在不同規模的會議上飽蘸感情、聲情並茂地訴說地主剝削給自己及家人帶來的巨大苦難，然後由土改幹部或其它在群眾中有威望的人當眾分析苦情，挖掘苦源，步步引伸，把仇恨的目標引向具體的地主或抽象的地主階級及其代理人。「不但要算剝削，還要查政治壓迫，不但要追窮根，還要追後臺，由地主階級到帝國主義，由反革命分子到蔣介石到杜魯門。」訴苦是一種煽情，它不僅可以使聽眾由他人之苦聯想到自身之苦，而且會使參與者的苦難感成倍地膨脹。經追查窮苦根源，濃烈的仇恨自然就指向了地主或地主階級。　

訴苦一般經過如下主要環節：尋找可能的苦主（或稱苦根）→啟發引苦→小會訴苦→幫助總結小會訴苦的經驗教訓，指點一定的訴苦技巧，培養成熟的苦主→大會訴苦→幹部分析苦主的苦情並引伸到階級壓迫。要使訴苦產生預期的效果，尋找人品好、生活苦、會訴苦的苦根很關鍵。找到合適的苦根後，土改幹部對他們進行啟發，引出他們的苦情，並幫助他們根據土改鬥爭的需要對苦情的內容加以取捨，然後給予苦根在小會上訴苦的實踐，並幫助苦主分析總結小會上訴苦活動的經驗教訓，指導一定的訴苦技巧，經過幾次小會訴苦的實踐鍛練後，逐漸使之成為成熟的苦根，並選擇其中的突出者到大會上去訴苦，煽起更多群眾的苦情；土改幹部在苦根的訴苦剛剛結束，群情激憤之時，趁熱打鐵，及時地運用階級觀點對苦根的苦情進行分析，並明確地把受苦根的根源指向地主階級，把群眾憤恨的焦點引向地主階級。

陝西南鄭縣十八里鋪區在總結土改訴苦經驗時所說：「訴苦首先要做一番有力的啟發運動，打破顧慮，深入進行講苦、引苦、連苦的教育，使代表能夠意想到自己痛苦，而激發出激烈的訴苦要求。這時即應開始典型訴苦，以苦引苦。在訴苦過程中，領導善於根據情況隨時啟發誘導、深入連苦的教育，使台上與台下領導群眾的情感完全融合起來，苦苦相連連成一片。在幾個典型的引苦下，為了普遍訴苦，應速轉向小組訴苦，小組訴苦進行到一定程度時（照顧到面的發展），發現出苦大的、有深刻教育意義的，即可正式轉入大會訴苦，訴苦也必須要和追窮根結合起來。」

在訴苦活動中，無論苦主還是苦情故事中的人物和情節，都是農民所熟悉的，所以對農民的觸動較大，煽情、發動的效果也相當明顯。很多農民在聽訴苦時都被深深打動，形成了一定的階級認識。

這裡是廣西柳州柳城縣1952年土改中幾個屯的根子們小會訴苦的一個場景：「根子們圍著一堆柴火團團地坐著。主席楊坤林（南村人）說了幾句話後，大家漸漸地訴起苦來了，其中四個女的訴得最成功。當關妹說到她被賣到六休不忍離開自己的爹娘及被賣後生活如何困苦的時候，她早已經泣不成聲了；坐在她旁邊的三個婦女也跟著她哭了起來。山腳的桂英對她的苦情還沒有訴到一半，她想到她被日本鬼子殺死的父親及逃難時被鬼子衝散迄今下落不明的媽，以及她被地主剝削的苦況時，便放聲號啕痛哭起來。有幾個男的貧雇農也跟著落下淚來。」

這次訴苦會連在座的土改幹部都被打動了：「這個會不僅教育了農民，也深深地教育了我，使我也從訴苦中受了一次階級教育的洗禮。」大多數土改幹部所宣講的階級觀點多來自書本和黨的領導人的講話，自身並沒有多少切身的階級仇恨和感性的階級意識。他們用階級觀點組織農民訴苦，反倒給他們自己所接受的階級理論增添了鮮活內容，強化了他們的階級認識，並更堅定地以之教育農民。土改幹部與農民之間的這種互動，催化了階級意識在農村的成長。

通過反覆的理論講解、串聯和訴苦，加上在地方戲、歌謠等民間文藝形式中注入階級鬥爭的內容，到處佈置「貧雇中農團結緊，消滅地主階級做主人」之類的口號，幾種方式互相配合、互相促進，大多數貧苦農民對地主階級的罪惡有了一定的認識，為起來鬥爭地主做了思想上的準備和鋪墊。

為了徹底地打垮地主的威風，鬥地主一般有兩個主要環節：其一是開鬥爭會，其二是沒收地主財產。

開鬥爭會是打垮地主威風的重要手段，新區土改中各地幾乎對每個地主都開過鬥爭會。會議的規模有大有小，有以村為單位的，也有以鄉為單位的。為了把鬥爭會開得轟轟烈烈，這類會議一般都與訴苦相伴，即先由事先培養好的苦根逐個登臺，歷數鬥爭對象的種種罪惡，激起與會者的憤怒情緒，然後在群眾的鬥爭下由地主交待認罪。衡量一次鬥爭會是否開得成功，不僅要看群眾對地主的鬥爭是否激烈，而且要看地主是否在群眾的鬥爭下表現得服服帖帖。

廣西柳州柳城縣山腳鄉1952年2月24日晚上鬥爭地主楊福相的場面：「鬥爭一開始，他（楊福相）就自己承認他的罪惡，痛罵了一頓自己，並且大哭著，自己跪了下去，請求群眾寬大他，給他一個勞動改造的機會。這麼一來，群眾都軟了，泰安（根子之一）慢慢地溜到後邊，榮福（根子之一）甚至用手去把他牽了起來，有的人更表現出憐憫他的樣子，把頭都掉了開去。當然也就沒有人肯面對面地鬥下去了。」

26日中午鬥爭地主楊富相的場面：「鬥爭大會開始，當楊富相拉到會場來的時候，群眾一齊盯著他，忽然靜下來了。首先跳上去鬥他的是南村的楊火貴。火貴控訴他，解放前強迫各村的人為匪，不去，他就威脅各村的農民說：‘不去，我把你們全村的人殺絕！’當火貴說到這裡，大家都一齊憤吼起來了：‘跪下！’那傢伙只好軟軟地跪下了。接著跳上去控訴的，有楊安泰、楊定坤、龍伯媽、楊五金的老婆，先先後後跳起來鬥爭他的，就有十幾個之多。鬥爭表現得很激烈！可這傢伙卻甚麼都不承認，……總之，你要他交待甚麼，他就抵賴甚麼。」

這兩次鬥爭會都被認為是失敗的，對楊福相的鬥爭會缺乏激烈的群眾鬥爭，對楊富相的鬥爭會缺乏地主的認罪。如果對哪個地主的鬥爭會不成功，土改幹部就會指導群眾總結經驗，反覆鬥爭，直到把該地主斗倒鬥垮為止。一般而言，政策要求對地主進行說理鬥爭，不允許體罰、打罵。但在實際操作中，各地普遍地出現捆、綁、吊、打地主等亂鬥亂打現象。多數土改幹部或鼓勵，或聽之任之，或身體力行。這一方面是因為在鬥爭會上，經過訴苦的煽情，群情很容易激憤，難免衝上去對地主又打又罵，甚至泄私憤；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土改幹部認為只說理不足以徹底打掉地主的威風，體罰地主不僅能長群眾的士氣，而且能較快地使地主變得服服帖帖。

陝西安康專區洵陽縣土改初期一個全鄉鬥爭會上，斗四個地主和一個半地主式富農時，兩個被打，三個頂了石頭，其中一個嘴裡咬一塊石頭，有的村讓地主跪瓦渣石子。安康工作組一個幹部，叫民兵把地主捆起來，動員群眾去打。渭南官路蔡村斗了六個地主，其中五個被吊打，群眾稱之為「六個地主打了兩雙半，留下一個打得眉眼爛」。蒲城個別鄉鬥地主時把地主吊在樑上，腳下還給垂石頭，還有的用「鳳凰單閃翅」、「猴吃桃」、「站炭渣」、「劃白圈監禁」等方法逼供。褒城縣第一期進行土改的30個鄉，計有18個鄉發生過打人現象，被吊打地主近40人，參加吊打的幹部有12人，某工作組長親自打地主的耳光，個別鄉村還製造了不少的新花樣，如挂糞桶、雙手舉起口張開、冷水洗腳等。

即使經過了土改初期的階級教育，也不是所有的新區群眾都完全接受了階級觀點，在鬥爭會上對地主充滿仇恨。或者說，階級觀點並沒有能夠徹底地消解群眾原有的價值觀念。譚其驤所記安徽五河縣喬集村1951年11月20日鬥地主張學申時，「群眾皆發笑」，因為群眾知道張學申不過是代替其父挨斗而已。「學申父為惡霸，管公堂，去年已死。學申好人，現家中僅有薄田十四畝，內四畝水澆，生活不及貧雇農。」1952年3月16日柳城縣六休屯的幾個農民暴露出自己在前一天批鬥地主楊成的會上打瞌睡、吃紅薯、發笑、嘰嘰喳喳等；就連在鬥爭被土改幹部認為是最「頑固狡賴的老滑地主」楊朝達時，也有群眾在發笑，還有叫「朝達哥」的。陝西南鄭縣土改鬥地主時，發言的主要限於積極份子，大多數群眾不是理直氣壯，說話時藏在人後邊把頭低下去說。

開鬥爭會是要從精神上打垮地主，沒收財產是從經濟上打倒地主。1950年6月30日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規定，沒收地主的財產指的是沒收其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中多餘的房屋，其它財產不予沒收。事實上，各地不僅沒收了土地法許可的五大件，而且把相當一部分精力放在了五大件之外的浮財上。所有被認為是地主用於過浮華奢侈生活的物品，如四季衣物、梳妝用品、首飾、錢財等，甚至連地主家屬的財產也沒收了，好像舊時犯法人家被抄家一樣，家裡任何東西，工作隊都可隨意搬走。許多地主家裡被搬空。

這裡是廣西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春季土改中一次沒收地主財產的生動場景：「沒收地主楊朝達家財產的工作今天開始。中午六休農民開了一個動員大會之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浩浩蕩蕩地一齊向楊家進發了。六休農協代表主任鄧旺把楊叫了過來，要他首先交出紅契。……紅契點交完畢，群眾要楊自報他家的財產。自報不實，大家就起來鬥他，要他把分散的財產交出來。沒收委員會的人卻一湧而進，你一手我一手地就把他家的衣服、被褥、桌椅、鍋盞、犁耙鋤頭、碗瓶缸罐，一切大小雜物通通都搬出來了。楊的老婆被捆綁著。……他女和兩個孫女便把群眾帶到左邊的樓上去，大家一搜，便發現了夾牆，從夾牆裡搜出了一堆菸葉，再一搜便從一處樓角邊的小夾壁內搜出一大堆左輪和卡賓槍的子彈來了！大家一看搜出了子彈，怒火都燃燒起來了。……這老傢伙看見自己的秘密被發覺了，嚇得面無人色，最後只好承認他知道楊澄（楊朝達的兒子）還有槍支和子彈埋在白洋嶺，他願意馬上同大家去把它挖出來！……入晚，當白洋嶺又挖出五六百發子彈的消息傳出後，全屯的人都沸沸揚揚地鬧開了。因此到晚上再鬥楊朝達和楊澄的消息傳出後，有幾個從來就不大參加會的老頭子也很早就到會場上來了。」

對地主的鬥爭除了開鬥爭會和沒收財產之外，還有一些輔助的形式，如公審會的威懾、廣泛製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對地主不斷訓話和傳訊等。人民法庭開公審會就地鎮壓甚至槍斃幾個聲威比較大的地主，對其他的地主產生極大的心理威懾，很容易使他們變得順從；通過標語、口號、民間歌謠等廣泛製造地主不低頭過不了關的社會輿論，並不斷地對地主傳訊和訓話，有效地防止了地主普遍地認為土改作為運動不過是一陣風，刮過就風平浪靜，因而想「拖」過關的思想。

鬥地主的影響廣泛而深遠。對於地主而言，家裡的東西被沒收殆盡，物質生活陷入困境，一些靠勤儉發家的地主變得無心生產。他們昔日在鄉鄰中的聲威一掃而光，不僅不再被人尊敬，而且沒人接近，成了人人都可以唾罵嘲笑的對象。陝西西鄉縣第一期土改工作總結中說：經過土改，「向來農民最敬重的‘張先生’、‘李老爺’等人物，現已在農民口裡隨便叫談著‘張地主’、‘李惡霸’」。在陝西鳳縣，土改還沒徹底結束，群眾就普遍地對地主另眼相看了。雙石鋪地主高XX到大坪開會，灰溜溜地一個人圪墩在廟牆根沒人理他。農民們在一邊大說大笑，談論他們的土改，也談論著：「過去地主來坐在咱們屋裡，還得好茶水招待，現在咱不理他了。」地主楊維時的外甥說：「群眾借我的傢俱我都借給，要是地主楊維時借，那就不行。」有的貧雇農說：「土改前咱遇見了地主，你得先給人家打招呼，現在路上遇見了地主，他把頭低下，不敢抬起來，要是抬起頭來，也得他先招呼咱，咱還不理他。」有的地主領教了土改中民兵捆綁吊打鬥爭對象的手段，此後一見民兵就嚇得打顫。

也有一些被劃為地主的人對自己的遭遇深感不公，內心不服。陝西洋縣石冠鄉地主楊XX罵鬥爭他的群眾：「狗日的鬥爭我，過不了三年國民黨來了，叫我親爹都來不及。」另一個地主靳XX甚至把毛主席像扯爛，踩在腳底下亂罵：「你把我害紮了。」陝西城固縣某地主子女在土改六年後依然憤憤不平：「我家土改被鬥爭過，房子叫共產黨拆了，土地被窮人分了，共產黨是叫人上望蔣桿，五牛分屍。這是利用窮人整窮人，比土匪搶人還要厲害得多。」

土改時曾作為地主而在家鄉浙江硤石被鬥爭的文人章克標數十年後回憶起自己被劃地主的經歷，心裏仍「有點擺不平」：「慶雲街鎮上，一共評出了十一名地主，我也被列入地主之中，這是大出我意料之外的。因為我知道評定階級成分的標準是要看藉以為生的主要來源，如果是依靠土地的收入為主，才可以評為地主，但是我的生活來源，土地方面的所得，實在是微乎其微的，哪裡能是地主呢？……但這一項桂冠，卻無端而來了。」

在土改結束的總結慶功大會上，章克標作為地主上臺表態接受改造。他以複雜的心情說了一堆反話：「我評到了地主這個名頭，太開心了。地主是不容易的，要創製一大片土地的所有權，多少辛苦慘淡經營，也許還要克勤克儉，尺積寸累起來，才能成為一個地主。我沒有這樣用過苦工，下過大力，平白得了個地主成分，哪能不開心。……看到家家戶戶的請神祭祖的時候，任何情況下都要請地主太太，甚麼時候也少不了她，所以地主太太總是到處有飯吃的，這就無論如何也餓不死了。地主太太既然如此，想來地主老爺也一樣。所以評到地主分子，想到將來死了之後，可以有這樣的鐵飯碗可吃，實在太好了，就禁不住快活得要哭了。」

貧苦農民原本處於農村社會的邊緣，經過土改，不僅分得了土地，分得了從未享用過的東西，還被新政權當作依靠對象，因而產生了強烈的翻身感，對新政權充滿感激。廣西柳城縣六休鄉1952年5月慶祝土改勝利大會上，一個農婦說：「十幾年我沒講過話，現在當家做主人了，我也大膽地講話了。從前我們多苦啊，現在田也有了，地也有了，仔也有吃有穿了，真歡喜啊。」有的男子說：「幾千年來，我們今天算是真正翻身！就我個人來說，也算活了三十多年，今天才真正翻了身。想起從前，給楊朝達做活，全家勞動還常常餓飯，那日子有多苦啊！現在我分得了田地，真正翻好了身。」有的捧出分到的皮袍說：「我奶姥今年八十歲了，甚麼時候見到過這樣好的皮袍！現在她分到這件東西了，多好啊。」

對地主的鬥爭極大地改變了農村的價值觀念。土改以前，農民以富為貴、為榮。土改中地主被鬥，很多農民認識到新時代是窮人的時代，窮是資本，是出身好。因此土改後農民普遍怕拔尖，尤其是怕露富，「生產不節約」、「發家不致富」的思想和行為相當流行。許多農民在收穫後不是首先做下一步生產上的投資與積累，而是上街吃喝、買消費品。有的群眾甚至仇富，認為富就等於壞，等於不仁，人一富就變質，就變得凶殘，變成了人民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