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清漣:中國的普羅米修斯遇羅克
3月5日,是中國的思想先驅遇羅克罹難41週年忌日。
出身於40、50年代的中國人,只要留心國事天下事的,不少都知道遇羅克及其命運。在那黑暗的毛時代,遇羅克的《出身論》像一道閃電劃破夜空,代表數千萬被侮辱與被損害的政治賤民發出憤怒的吶喊。在今天,這篇文獻則讓人們看到了中共用政治暴力鍛造的身份型社會的荒謬與反動。
沒有經歷過毛澤東以階級鬥爭為綱的荒謬年代的人,以及雖然經歷過那個年代但受益於「階級出身論」的人,都很難體會「家庭出身」這個政治包袱帶給幾千萬青少年那摧心的痛苦與令人窒息的壓抑。中共以「階級鬥爭」做自身統治的合法性基礎,並以此構造了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無數品學兼優的幾代青少年被迫背上這個沈重的「出身」包袱,被強行劃歸為社會異類,且不說社會上升的管道如升學、參軍等全向他們關閉,就連招工這一就業之途也與他們無緣。無論是戀愛婚姻,還是與人爭執這類小事,他們無時無處都遭遇嚴重的社會歧視。而他們的「原罪」或來源於其父輩在1949年以前的社會經濟地位;或源於其父母是中共歷次政治運動的犧牲品,比如「右派份子」。這些政治賤民所受到的精神磨難(「文革」中還包括肉體折磨),只有親身經歷過的人才深知其中的悲苦。我鄰居一位大姐姐悲憤之下曾說過:「毛主席的改造理論雖然將人的命留了下來,但好比零刀碎剮,比斯大林槍斃富農的政策更殘酷。人被殺死,算是一死百了,所謂改造是將一代人受不完的苦,讓第二代第三代接著受。」
只有充分瞭解階級鬥爭理論曾將數千萬人置於政治賤民這一黑暗歷史,才能理解遇羅克的《出身論》的政治意義與社會意義。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出身論》,當然會看出其語言風格帶有不可避免的時代特色。但這些絲毫不掩蓋這篇文獻的思想光芒。今天,至少在三重意義上,中國人應該紀念遇羅克:
第一,紀念遇羅克,可以讓中國人不要忘記本國歷史上這段最黑暗的荒謬時代。
由於毛時代實施了既毀滅外來文明、也毀滅本國傳統文明、堪稱空前絕後愚民政策,1950年代後出生的中國人大都相信中共那套說辭,以為按家庭出身決定人的社會地位是天經地義之事。儘管在中共的話語系統內,印度的種姓制度與美國歷史上的黑奴制度均受到強烈批判,但由於全國人民只有一個大腦,即毛澤東的大腦,幾乎沒有人敢將中共創設出來的「血統論」與這兩種制度加以比較。面對當時國人的愚昧,後人一定不要忘記,毛時代的黑暗不僅在於創設了家庭出身論這一前所未有的社會等級模式,還在於用血腥暴力阻嚇一切獨立思考。
說毛時代的出身論荒謬,不僅是針對西方文明國家而言。中國在唐代興科舉之後,就打破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僵化社會模式,開啟了底層向上流動的機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白衣卿相」的出現使得中國歷朝統治集團能夠遴選優秀人才,並保持活力。毛澤東的出身論放棄了依據教育與文化水準選拔精英的原則,設置了一種與傳統身份型社會逆向而行的精英選拔機制,根據貧困的代際關係來選拔人才。這既不平等,也與文明社會的精英選拔原則背道而馳,因為貧困代際傳遞,只會形成愚昧。無論是人權角度還是從社會可持續發展角度,毛的出身論都使中國進入歷史上最黑暗的荒謬時代。前世不忘,後事之師,我們必須記住那段黑暗,才不會讓自己再次墮入黑暗。
第二重意義在於,《出身論》所張揚的平等觀念,中國今天也仍然缺乏。遇羅克否定了按階級出身確定人的社會地位,實際上是要求機會均等。這一點與西方社會的平等觀「人人生而平等」在精神本質上是暗通的,儘管遇羅克當時可能並未見過《獨立宣言》這些人類歷史上非常重要的思想文獻。
今天的中國雖然拋棄了毛的「出身論」,但卻向著傳統的身份型社會復歸,奉行另一種形式的血統論。從世紀之交以來,由於中國的就業日益艱困。大學已不再是培育中產階級的搖籃,大批量生產過剩的知識型勞動力。公務員這類旱澇保收的就業機會向官二代優先開放已經不是秘密,北京大學幾年前做過的一項《家庭背景對我國高等教育機會及畢業生就業的影響》 確切地證明了子女的就業與父母的職位及社會地位密切相關。除了技術性極強的崗位之外,一般可替代性強的非專業技術職位的競爭中,血統原則的作用日顯重要。這意味著中國社會成員的向上流動管道已經嚴重梗阻。在精英選拔過程當中,一旦「血統原則」起首要作用,「成就原則」退居次要位置,社會精英的素質將會日益退化。這既不利於社會進步,更會加劇社會不公。這種「血統原則」造就的機會不均等體現在社會成員的身份傳承上,是最根本的社會不公。再嚴重的社 會分配不公與之相比,其不公正程度也只能算是小巫見大巫。
我所闡述的這些道理,遇羅克當年亦曾提出:「不是通過自己努力獲得的權利,我們一概不承認」,這句話的精神與現代社會精英選拔機制遵循的「成就原則」相同。
紀念遇羅克的蒙難,於當下中國還有著第三重意義:提醒當局不要再一意孤行地製造國家罪錯。在那黑暗年代裡,遇羅克那震聾發聵的吶喊被中共當局視為 「思想犯罪」而慘遭處決,這是嚴重的國家罪錯。可悲的是,中國至今還未就這一嚴重的國家罪錯作出公開的道歉,還繼續用各種懲治方式消滅不同聲音。讓中國當局認識到懲治「思想犯罪」是國家罪錯且不再犯,也是我寫這篇紀念短文的一點祈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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