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濡無沫——父親嚴獨鶴的最後歲月（三）
六
一九六七年，我托病在上海一共耽了近兩個月。後農場中隊部來信，嚴令我立即回場。即使有病，也要回農場醫院治療。我知道，按內部慣例，已到期的留場就業人員，在骨子裡同犯人、勞教人員並沒有本質上的差別，如果擅自超假，農場隨時都可以派人來，將你戴上手銬押走。為了不使父親的處境雪上加霜，我接信三天後，就離開了上海。
一九六八年三月，我又獲得了一次回上海探親的機會，而且帶上農場醫院出具的醫務證明，，可以到指定的上海市虹口區中心醫院診療。
虹口區中心醫院原來是英租界提籃橋監獄醫院。一九五零年代後，分成兩半，一半仍然是專門收治犯人的上海市監獄醫院，另一半成為向社會開放的虹口區中心醫院，兼具上海勞改部門職工醫院的職能。凡上海市勞改部門所屬單位的期滿留場（廠）人員，患有較重疾病，也可由本單位醫院出具轉診證明至該院就醫。
這次，我在家中一共耽了三個多月。
二次回家，比之不到一年前，父親更衰老、更虛弱了，走幾步路，都要人攙扶。一天他由我陪同，到對馬路的小理髮店理髮。剛出家門，就在人行道上一個趔趄，我疾忙一手將他扶住。回到家後，他對母親說，「阿添畢竟年青，剛才幸虧他一把攙住，要是換了你在旁邊，肯定跌在地上，再也爬不起來了。」
過了一會，父親又輕輕地說：「只是，不知道他在家裡能住多久。」
從早到晚，父親枯坐在破沙發上。一杯苦茶，一支煙——一九六六年春，他因早期肺癌，在華東醫院動了手術，術後，遵醫囑戒了煙。受衝擊後，心情鬱悶，又抽起了煙——半天半天地發著呆。有時，我外出帶回幾張在街上買的各種「造反」小報，他每張必看，邊看邊嘆氣。我探親期間，他最願意做的一件事，就是同我聊天。往往可以從上午聊到天黑。只有這個時候，他蒼老而全無表情的臉上，才會出現一抹生氣，乃至一絲苦澀的笑容。
二次探親，四個多月，我們父子的交流，遠遠超過了以往的十多年。
回家不到一個星期，一天早飯後，我走進父親臥室，見父親正伏在寫字桌上，一筆一筆地在一張紙上吃力地寫著。
我問父親寫什麼。父親放下手中的筆，轉過身，可憐巴巴地看著我說：「寫思想匯報。最近，圖書館那些人倒也沒有來尋我什麼事，只要我每星期交一篇思想匯報。我大概是老了，寫起來真吃力呀。」
我接過父親寫的那幾張紙看去，心中頓時一陣酸楚。父親寫的字，端正、清秀，在他那一輩的文人中，是出名的。他不是職業書法家，但他寫的對聯、扇面，時至今日，還能在書畫市場上賣到一定價位。然而，眼前這份思想匯報，上面每一個字都東倒西斜，跌跌撞撞，歪歪扭扭，既不成行，更難成句，如同滿頁蝌蚪，一紙散沙。
父親不好意思地說：「我自己也弄不清為什麼會這樣。近一年來，也許是眼力、精力都退化了，我一拿起筆寫思想匯報，心裏就發慌，手就會發抖。寫的字也歪了，句子也連貫不起來了。現在，為了寫這每星期一篇的思想匯報，我幾乎天天提心吊膽，睡不著覺。只有每星期一，你媽把檢查書順順噹噹交上去，平平安安回來，這一天我才可以安下心來。但到了星期二，我又要為下一篇思想匯報擔心了。」
我當即安慰父親：「爸，你放心，今後這寫思想匯報的事，就由我包下來。這些年，我從看守所到農場，寫認罪書、思想檢查，可說是駕輕就熟。寫起來，就像撤尿一樣，要多長有多長，你就不用費心了。」
自此，父親每星期一篇的思想匯報就由我越俎代庖。但父親依然十分認真，每次我寫好後，他都要逐字逐句仔細研讀，並同我再三推敲、商量，然後再由他抖抖索索地抄錄下來。
父親雖然聯句成篇的思維能力已經衰退，但個別遣詞用語的功力仍相當深厚。記得有一次，在一篇思想匯報的末尾，我沿用勞改場所的慣用語，信手寫上了「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為一個新人」這樣的語句。父親反覆看了幾遍，搖頭說：「這句不好，要改。」我問為什麼。父親說：「改造成為新人的說法是對犯人的。我看了不舒服，我畢竟還不是犯人。」
父親思考了許久，最後說：「我打算加一個字：努力改造自己，早日成為一個新的人。」
看到我表示同意，父親居然咧開嘴笑了。
一九六八年上半年之前，父親雖然屬於被打倒之列，但工資還是照發。父親每月的工資是二百十幾元，他只領一百三十多元，表示自動按照退休標準，打六折領取。儘管每月領取時都提心吊膽，但生活還算過得去。一九六八年六月初發工資那天，照例由母親到圖書館去領。每當這時，父親總是六神不安地坐在沙發上，眼巴巴地等她回來。這一次，她去的時間比前幾次都長，回來時，母親幾乎連上樓都邁不開步子了。她臉色凝重，說圖書館的造反派頭頭宣布，自當月起，凡被打倒的「牛鬼蛇神」一律只發十五元生活費。
從二百幾十元，到一百三十元，再到十五元，維繫家庭經濟生活的紐帶斷裂了。
父親悵然良久，默默無語。
為了不給父母增加負擔（他們也已無力負擔），我咬咬牙決定，盡快回農場。
聽了我的決定，父親睜著混濁而佈滿血絲的眼睛，無奈而又無助地望著我：「你走了，我怎麼辦呢？」
我知道，使父親惴惴不安的，還是那每星期一篇，催命的思想匯報。於是我在離家前幾天，將原來的思想匯報稿重新整理，從不同的角度，擬就了七、八篇適合不同時令，不同形勢要求的範文，交給父親。囑他每星期抄一篇交上去。一個輪番後，再依次週而復始。
父親接過這幾張紙，神經質地緊緊攢著，就像沉船上的落水者，抓住僅有的一塊小木板。
七
我返回農場不久，父親就在直腸部位發現了癌腫轉移，並很快進入危險狀態。母親數次將父親送到醫院，由於他的身份屬於被打倒的反動文人，醫院拒收。在得不到治療的情況下，輾轉病榻數月之後，於一九六八年十月病逝家中。
晚期直腸癌常伴隨劇痛。聽母親和惠英表姐說，父親在極度痛苦之下，反覆呼喊著：「祖祺（大哥的名字），我痛殺了；阿添，我痛殺了。」
呼叫數天後，母親偶然發現，梳妝櫃上有幾盒復方氨基比林。那是我在虹口區中心醫院門診時，因患有坐骨神經痛，醫生開給我的止痛藥。情急之下，母親將這幾支針劑交託街坊中一位專職上門為病人注射的醫士，請他為父親姑且一試。按父親的病情，即使注射強麻醉劑杜冷丁或阿托品，也未必能有效止痛。然而母親告訴我，就是我留下的這幾支療效平平的復方氨基比林，每次為父親注射後，父親居然都表示，疼痛減輕了。
爸，你的疼痛真的減輕了麼？
父親直到臨終，依然有著極強的求生慾望。為了不增加父親的精神負擔，母親一直沒有把癌症轉移的真相告訴他。最後幾天，父親自知不起，問母親：「告訴我，我是不是快要死了？」
母親不忍看著父親過於痛苦地掙扎，含著淚告訴他：「你患的是腸癌轉移。你就去吧，省得受苦。」
父親氣絕的時候，還睜著雙眼。當時，他最鍾愛的孫兒建平（大哥祖祺的長子）在身旁喊著：「爺爺，爺爺！」
父親最後流下了兩行黃淚。
父親去世前後，正是「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的高潮。就在他臨終前幾天，一些「外調」人員還頻繁地來到他的床前，逼著他「交待」一些熟人的「歷史問題」。快要嚥氣的父親，為了不被認定「同黨和人民對抗到底」，彌留之際還苦苦地思索著當年的人和事，有問必答。但始終不能取得這些人的滿意，每次都受到嚴詞訓斥。好幾次，這些人走後，他痛苦而迷惘地對母親說：「我說的都是真話，他們為什麼不相信呢。難道要我說謊話，他們才相信麼？」
八
一九七八年秋，我和母親從蘇州回上海後，全家人經過商量，一致決定，要求當局公開為父親平反昭雪。並由我執筆寫了一封長信，致全國政協及鄧小平先生。不久，上海市文化局和上海圖書館派員告訴母親，根據中央和上海市委、市政府的指示，重新複查父親在「文革」期間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並於數月後做出了平反昭雪的結論。
對於這個結論中的字字句句，家人同複查人員之間，還經歷過多次激烈爭論。如對父親的以往歷史，複查人員原先是這樣寫的：「嚴獨鶴同志政治歷史清楚。」家人要求改為「政治歷史清白」。他們起初不肯，對母親說：「清楚就是清白，意思是一樣的。」我說：「不一樣。就說當年特赦的愛新覺羅?溥儀和溥傑這樣的戰犯，經過多年關押，他們的歷史，也許可以說清楚了，但能說清白麼？」
於是，在父親的結論中，「清楚」最終改成了「清白」。
那個年代，對於政治上獲得平反昭雪而本人已亡故者，往往有一個對家人如何「落實政策」的「善後」過程。當時我們提出，我的侄女建華（大哥祖祺的幼女），中學畢業時原可留在上海工作，因受祖父株連，被安置在崇明農場已有多年。因而要求仿照「頂替」政策，將其調回上海市區，由上海圖書館安排工作（那幾年，在「文革」中下鄉的「知識青年」大批回城，為安排他們就業，其中凡父母申請退休者，可安排至父母單位工作，名為「頂替」）。起先，上海圖書館方面的答覆是，頂替只涉及第二代，未有及第三代者。其時，我雖已釋放回滬，但尚未安排工作，對方有人就對母親說，如果你小兒子願來圖書館，倒是可以考慮的，他大學念的是中文專業，到圖書館工作也很合適。母親詢問我的意見，我回答說：「我已經回上海了，而且上海高級法院也承諾，盡快安排工作。我有我自己的一筆賬，早晚要算。現在是算父親的賬，我搶在裡面做什麼？」
多次磋商，對方堅持，人事安排未有涉及第三代者。其中有一位為加強說服力，舉了同是文化系統的京劇大師周信芳先生家人的例子。說周信芳平反昭雪後，其子周少麟有一女，也沒有安排工作。言下之意，周信芳的孫女不安排，嚴獨鶴的孫女同樣也不安排。
不料，這一說法反而被我抓住了把柄。我和周少麟先生雖不相識，但周少麟先生「文革」中也曾蒙冤入獄。熟人中有瞭解他的情況的告訴我，周少麟的女兒，因家庭在「文革」中所遭受的摧殘，長期得病，一直未癒，無法工作。我便向對方亮出了這個底牌，說：「你們把一位病人，同我身心正常、健康的侄女相提並論，這是存心懵人。」並揚言，要把這種「懵人」的行為，上告中央。
就這樣，對方終於鬆口了，同意接納建華到上海圖書館工作。
在同上海圖書館方面協商「落實政策」事宜時，我始終扮演了「紅臉」的角色。我對家人說：「我反正剛從監獄放出來，什麼都不怕。要吵架，由我來；說好話，你們來。」
當對方就我家的最後一項要求，即由上海圖書館接納建華表示同意後，我雙手抱拳，向其中一位王女士作了個揖說：「王同志，過去一段時間，我多有得罪。凡有言語不當之處，敬請包涵，我在這裡向你道歉。」
王女士也露出一臉笑容，連聲說：「我能理解，我能理解。我也是有子女的人，下一代的工作，是他們的一生大事，是每一個做長輩的人最關心的。」
一切停當，最後就是為父親開追悼會。
然而，這件看來簡單不過的事，卻頗費了一番周折。因為中國所有的事情，都是要講究相應的規格的。按照父親的地位和級別，他的追悼會應該在龍華殯儀館大廳舉行，而且須有一定級別的領導主持。但龍華殯儀館只有一個大廳，每天只能安排上、下午各一場追悼會。這在平常的年月，就符合這個級別、規格的人士的死亡速度而言，應該夠用了。然而，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七九年，卻是一個非常的歲月。在這一年左右的時間內，自一九六六年「文革」起始以來，眾多遭受打擊「迫害」的，具有相當級別的官員、，幹部以及享受相應待遇的科技、教育、文化、藝術等各界人士紛紛獲得了平反，其中不少人已然身故。換言之，十年裡頭死掉的人，都要擠在一年時間內開追悼會，龍華殯儀館的大廳哪怕天天上下午連軸轉，也無論如何安排不過來。
其中尤其是父親生前所屬的上海文化系統，在「文革」中是毛澤東夫人江青女士，及張春橋、姚文元二位格外關心的「重災區」，因受迫害、打擊而死的各方名流，至少不下千人。一朝平反，如何安排他們的追悼會，成了一大難題。
不知是哪一位天才（中國人從古到今，向來不乏這一類天才），終於想出了一個絕頂聰明的妙法。那就是幾個人的追悼會，同時、同地放在一起舉行，猶如早已有之的集體婚禮。而在中國人的習俗中，婚喪二儀一直是並列的（俗稱虹、白喜事），既然可以有集體婚禮，當然也可以有集體喪儀。這樣就大大減輕了龍華殯儀館大廳的壓力，也大大減少了追悼會的次數和頻率。如此別開生面之舉，實在是應該列入基尼斯記錄的。
父親的追悼會是一九七九年春節過後舉行的。和父親同時同廳舉行追悼會的還有四位，他們是原上海博物館館長徐森玉先生，原韜奮紀念館館長畢雲程先生，著名京劇演員言慧珠女士和原上海民族樂團副團長何無奇先生。這五個人，生前或是舊友，或素不相識。其中，言惠珠女士是不堪凌辱而懸樑自盡的。最慘的是何無奇先生，他死前正從被「隔離審查」的囚室中脫逃，又不敢回家，落得流浪街頭。某日，正在鐵道附近躑躅，為幾名巡邏的鐵路系統造反隊員撞見，見其衣衫凌亂，形容憔悴，發生懷疑，上前攔住詢問。何無奇轉身就逃，後面的人緊追不舍。此時正有一列火車駛來，何無奇原打算在火車駛過之前穿越鐵道，這樣，追來者就會被火車攔住，他便可以脫身。詎料一步不及，竟喪命火車輪下，而且骨肉分離，屍體無剩。因而他的骨灰盒中其實並無骨灰，只有身前常戴的一副眼鏡和幾件雜物。
追悼會上，靈堂正中，一字排開五個人的照片。照片下面，是親屬的花圈，由於地方太擠，每位逝者的照片下，只能擺一個花圈，上款寫上逝者的名字、稱謂，下款一古腦兒寫上所有親屬的名字。當時，言惠珠女士的花圈上繫著兩對綢帶，一對的署名是她的丈夫昆曲大師俞正飛先生，另一對綢帶署名的是她和前夫所生的兒子。那天，俞振飛未來，她兒子來了，他和俞振飛失和，一見就火了，嘴裡嘟噥著，不理工作人員的阻攔，上前將署有自己名字的綢帶取下，掛在另一隻花圈上，放在言女士的靈前。就這樣，五個人的靈前，一共放了六隻花圈，其中言惠珠女士兩隻，其他各人一隻。
直系親屬以外，其他人送的花圈，則雜放在大廳中。有的送花圈人，和五位逝者中的幾位都認識，就在同一隻花圈的綢帶上，寫上幾個人的名字。如宋慶齡女士送的一隻花圈上，就同時寫上獻給我父親和畢雲程先生。
通常，在追悼會上，二人或多人向逝者共送一個花圈，同時署上這幾個人的名字，是常有的事。但一隻花圈由一個人署名，卻同時送給幾個人，實在別開生面。
然後，在哀樂聲中，由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宣傳部、上海市文化局的五位部局級領導，先後分別宣讀五份悼詞。當時致詞的，究竟是哪五位，我已經記不全了，依稀記得，其中有時任中共上海市委統戰部副部長的王致中先生和文化局副局長洪澤先生。至於究竟哪一位為父親念的悼詞，今天也忘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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