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京生 ：《中國的出路》之三十八
最近廣州發生的大規模騷亂,是所謂中國模式的超經濟剝削所製造出來的怪胎。而政府處理事件的方式，證明了這個政府執行的是毛澤東時代的政策,挑動群眾鬥群眾,也就是利用社會上不同人群之間的差別,擴大矛盾，挑撥情緒，利用「先富起來的一部分人」壓制另一部分人民,和文革時代利用某某派打擊其他派別，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手法完全相同。這是專制統治者維持社會穩定的常用手法。
最近廣東騷亂的中心增城地區,是一個典型的外向經濟加工區。這種地區的經濟發展很快，勞動力需求很大,必然會有大量勞動力遷居進來,形成新興城鎮。在人民有平等權利的民主國家，這樣的新興城鎮給所有人提供的是平等的機會。也會有貧富差距，也會有本地人和外來人口的差別,但是平等的機會削弱了這種差別。也不會使得幾種不同的差別重合，加大人群之間的差別感。政府也會採取一些措施縮小人群之間的差別感。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基本政策。
但是共產黨的政策卻反其道而行之。從毛澤東時代起，共產黨的基本政策就是製造人民之間的差別,擴大人群之間的差別感。利用人民之間互相歧視,互相牽制來達到分而治之的目的。這就是為什麼共產了，毛澤東反而要強調階級鬥爭。消滅了階級反而要以階級鬥爭為綱。套用老百姓諷刺的口氣來形容，就是沒有困難，製造困難也要上；沒有階級，製造階級也要鬥爭。沒有派性;製造派性才能鬥。這就是毛澤東可以把全各國人民玩兒弄於股掌之中的法寶。
都說鄧小平改革了經濟沒改革政治。其實這個說法不完全正確。經濟是整個社會體制的一部分。人的社會地位不是自由的，他們的經濟地位也不是自由的。社會地位的差別本身就製造出了經濟地位的差別,或者說是擴大了這種差別。除了其他原因之外，這種身份地位的差別，從一開始就是形成現在中國階級差別的一個主要原因,並且也是進一步擴大階級差別的原因之一,是中共統治集團挑動群眾鬥群眾的基本條件。
以廣州地區為例,從所謂的改革開放初期的創業階段開始,當地人就享有外地人所沒有的各種優惠和便利以至於權利,逐漸就形成了本地人是老闆，外地人來當勞動力的局面。官方和本地老闆之間分享高額的利潤,自然也就合夥壓低勞動力的價格,逐步擴大了階級差別。這是中國所有發達地區的階級差別產生的模式。所以現在中國的階級差別也同時帶有地區的和民族的色彩。
新疆烏魯木齊事件的情況和這次廣州事件，在這方面非常相似。無論是民族差別還是地方差別，都被疊加在了階級差別之中。只要有人稍加挑動，就會爆發嚴重的仇視情緒,並且迅速擴大成為暴力活動。當人們情緒失控的時候，再來談論誰有理誰沒理已經毫無意義了。而政府就可以四兩撥千斤，用少量的官方武裝力量來支持一派打擊一派,達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這其實和毛澤東時代先製造出不同的造反派,再利用一派打擊另一派最終達到壓制所有造反的手法外全相同,是中國傳統政治陰謀中以夷制夷手法的典範。
鄧小平比毛澤東更陰險的地方,是毛澤東畢竟還想製造一個共產主義的結果，無法真正製造出階級差別。而鄧小平利用不平等的半市場經濟環境，很快就製造出了真正的階級差別。所以現代挑動群眾鬥群眾，就不必先製造出政治派性再支持一派打一派了。可以直接利用界線清楚的階級差別，再加上民族或者地方差別挑動群眾鬥群眾。新疆烏魯木齊事件和這次的廣州事件，就是很典型的例證。
但是和文革時期的情況類似,這種利用群眾鬥群眾的政策是一個雙刃的利劍。最高當局可以利用,各級官吏中的野心家也可以利用，造反派也可以利用。唐朝就有過這樣的事例。當時廣州的地方官員，勾結以外商為主的富裕階級,盤剝、欺壓本地貧民。結果被流竄的造反派黃巢所利用,掀起了一場屠殺外國商人為號召的種族滅絕運動。大量無辜的平民受害,同時擴大了黃巢造反軍隊的實力。就是到了現代，用各種理論也很難說得清楚誰對誰錯。
只有一點是肯定的,製造和擴大人群之間的差別，挑動群眾鬥群眾的政策。最終將導致大規模的災難。受害的不會只是一部分人民,大多數老百姓都會成為受害者。就像文革之後造反派們在監獄中回憶往事，會發現彼此對立的人之間其實沒有那麼大的仇恨,大家都是當權的陰謀家的受害者,都是專制統治集團的受害者。
一個正常的負責任的政府；無論是現代的民主國家還是古代中國的集權政府,都必須弱化各種社會矛盾,而且要避免不同的社會矛盾疊加重合，避免造成重大的社會衝突。這是維護社會穩定的正道。
而中共卻把製造矛盾，利用矛盾作為維護統治的基本政策。這就為社會動盪創造了基本條件,或者說是社會動盪的肥沃土壤。從這個角度來看，無論是烏魯木齊事件還是廣州事件,都是共產黨的政策製造出來的事件, 受到傷害的雙方人民，都是共產黨政策的受害者。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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