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夏代的官方文字是古彞文(組圖)

 

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當

 《禮記·中庸》「洋溢乎中國」，《漢書》「統天下，理中國」……，都指的是中原黃河流域一帶。那時一族一國，叫方國，是草昧至周朝主要的社會組織形式。 這應該是梁任公「中國三段論」中的第一段——即「中國之中國」，然後才是亞洲之中國，最後是世界之中國。

所謂「中國之中國」，也就是華夷互換時期的中國。蘇秉琦先生曾詬病歷史教育兩大怪圈，第一個怪圈就是「中華大統一觀」，也就是把漢族史看成是正史，少數民族地區的歷史則一筆帶過。 李濟曾有過著名的論斷：「兩千年來中國的史學家，上了秦始皇的一個大當，以為中國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長城以南的事情」（《中國文明的開始》）。 

漢彞學者辨識字元大相逕庭

上世紀30年代到目前為止，普遍認為三星堆文化的官方器物沒文字。而彞族學者到博物館，卻能辨識不少古氐夷文字。不光是文字，還有器物、圖騰、符號、造像，漢彞學者的闡釋都大相逕庭。連漢族學者識別不了公之於世的字元，也為彞族學者阿余鐵日所破譯。他還破譯過不少民間的玉石銘文。有趣的是，北大語言研究中心有個課題小組正在構擬藏緬古語形態，橋樑是古彞語，而彞族學者構擬三星堆文化，其橋樑也是古彞語。但有圖文的玉石器，十年來都流布民間。前不久廈門的「三星堆玉石文化研討會」，是由熱心的民間贊助發起的。海內外很多學者參加了，希望能找到研究的新路。

這裡的「文化」，牽涉最深的內容，依我看也就是玉石文字。 民間已發現兩千以上不同的文字。有專家認為，這些玉石文字應該是甲骨文之後，所發現的最具規模的上古文字系統。彞族學者阿余鐵日甚至還有「彞文字和漢文字越古越同源」的論證。

甲骨文之前有沒有文字

三星堆玉石出土，要追溯到1927年的燕道誠。其實，真正講故事的不是燕氏，而是那些圍繞玉石器，關注華夏五千年文明史的人，包括許多外國人，如桑志華、德日進、安特生等。最重要的還是李濟在安陽、二里頭的發掘，讓甲骨文成為最終的事實。李濟認為，甲骨文字決不是原始的，在此之前有個很長的歷史發展時期。

三星堆發掘，開始非常民間化，1930年代包括董宜篤牧師、軍人陶宗伯、好古的羅縣長、華西大學美籍教授地質學家戴謙和，隨後才是華大博物館館長美籍教授葛維漢、副館長林名均。通過後者，遠在日本的郭沫若也知道了此事，並回了信。信中最重要的一點便是強調探索四川史前文化和周邊地區文化接觸的重要性，也談及甲骨文中就有「蜀」稱。

依筆者陋見，有兩個原因阻礙著健康的：一是理念，二關乎器物。

所謂理念，就是「中華大統一觀」，或「中原文化先決論」。有不少人愛用《蜀王本紀》的「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來證明這點。但就筆者由南到北所見，民間庋藏的撫五弦琴、習族禮、鼓樂舞的造像，足可反駁「未有禮樂」之說。揚雄所言「不曉文字」，是因為時代隔膜。不但是他，就連距夏更近的孔子也曾感慨夏資料的不足。從中看出，論證所需文獻之重要，包括典籍，也包括器物。

商周為西方承認，因有甲骨卜辭。而夏朝就不然了，因為沒發現文字。為此，全國傾全力把寶押在了偃師二里頭。結果除了「夏商分界」、「西亳」一類假設外，至今還沒聽說發現了甲骨文之前的文字。而夏不能證，「夷」也就仍然會被「華」給遺忘。

三星堆之謎關鍵在文字和圖識

從燕氏到現在，民間收藏可分兩個階段：上世紀20年代到90年代為一段落。燕家出土400件，大多流布民間，各地和國外恐怕都有。民國要人陳立夫當時在重慶所得神人面具，就是其中之一。美國芝加哥美術館收藏了一件捆綁俑。臺灣故宮博物院藏有三件三星堆玉器，估計是後來流失出去的。包括日本、新加坡東南亞諸國。

     

                                 三星堆二號坑青銅C型人

說沒發現文字恐怕有誤，當地文管所就收有銘文的青銅器。二號坑青銅C型人首額頭上，有「H」符號，據研究，就是「風」姓氏異體字，也就是古籍所言「堯教化及雕題蜀越」中之雕題人的文字，所謂「雕題」，就是額頭上刻字者。王家祐從戰國至西漢的文物上分別輯錄有一百五十餘種圖像文字，後被稱作「巴蜀圖語」，但和我所見到的玉石文字並非同一書體。

除王家祐、衛聚賢外，研究巴蜀文字的還有蒙文通、李學勤、李復華、童恩正、錢玉趾。王家祐和李復華撰文認為，巴蜀符號具有看圖傳語的功能，並提出巴蜀方塊字與夏有關，是夏人先祖西凌氏文化。錢氏撰有《古蜀地存在過拼音文字》的論文，認為巴蜀符號實為拼音文字，和古彞文有關。

1990年代文物開禁，三星堆玉石器也就此不斷流向社會，於是進入第二階段。最初廣漢有幾個藏家。稍晚，成都的張思勇遂規模最大。外地收藏較多者是北京、深圳、廣州和香港。成都、重慶約有三十來位。而首先把注意力引向玉石文字的，是張思勇和梁氏合著未出版的《古蜀玉石文藏品選》，表明民間已清醒意識到，欲破三星堆文化之謎，關鍵在文字、圖識。官方研究器物之缺失，恰恰又是許多人固執己見，無視坊間努力，詆毀民間收藏的惡果。

神秘的夏朝龍印

關於夏朝文字，其真相恐怕也早就在那裡了。甲骨文是很成熟的文字，之前，必有漫長的演變。若從河南舞陽賈湖遺址原始文字到殷商甲骨文，有五千年之多。這點，沒什麼爭議。爭論焦點主要是，夏有無文字？有，是什麼形態？又在何種範圍？郭沫若、徐中舒持懷疑態度，或認為沒有。唐蘭認為有，因為根據《竹書紀年》、《史記》、《尚書·禹貢》等典籍對夏商兩代世系、年數、史事詳細的記載，夏應在信史之列，孔子對堯、舜、禹的描述，也並非虛言。《尚書·多士》：「殷先人有典有冊；殷革夏命。」說明，殷前之夏朝，為典冊所載，雖遞嬗卻關係緊密。

          

                                         青銅遂公盨

        

                                      青銅遂公盨銘文

保利藝術博物館所藏青銅遂公盨，是距今近3000年的器物，其99個銘文，比晚數百年的《尚書》還更早記述了夏禹治水的偉績。禹真，夏便真，無夏，便無華，此話並不為過。夏朝歷經十四代十七王，足見盛世，不可能沒有文字，甚至還是相當成熟的文字。

                  

                                 「岣嶁碑文」（禹王碑）

「岣嶁碑文」（也叫禹王碑），最該引起注意。自明代楊慎等人釋讀以來，已有不少破譯，費時短則數年，長則十來年。釋讀不盡相同，但主流看法是記大禹治水之功。和三國魏人張揖、北魏酈道元的看法相同。其與遂公盨內容近似，只是時間更早。可以大膽確認為夏朝之物。

                       

                                     蝌蚪文龍璽 

                          

                                蝌蚪文龍璽印拓（文字未破譯）

在民間所收藏的三星堆玉石器中，有枚璽印，高達50厘米，長柄為龍爬柱，似乎表現的是一種體高而獨的架勢。龍首為頭，頭，就是獨，諳寓首始。中國文化首始者，也只有大禹符合這個標準。 古代記載之中，「無不泐為禹跡」，《詩經》也好，鼎彞銘識也罷，「自宗周初葉至於春秋中期，數百年間所流傳之可信史料，無不盛道禹平水土之跡」（《古代神話與民族》）。前面所言遂公盨可為證明。當然，最為重要的是，大禹故事的流傳，「不始宗周，當數典於殷商以前」，自當為夏。

但這和三星堆龍璽有何干係，——丁氏從甲骨文刻辭入手，考「禹」字，龍蛇之屬，雨師的象徵，「禹為雨神，固矣」。因為「應龍即句龍，句龍即九龍（演為禹霸九州），九龍即九首之虺，九虺即禹。禹就文字本義而言，確龍蛇之類也」。禹為姒姓，姒的篆文頗像「蛇身自環」，此符在三星堆玉石文中常常出現，且能和古彞文對應。很明顯，蛇為夏後氏民族圖騰，而三星堆玉石造像中，龍蛇又是其主要的圖騰符號，就絕非偶然了。聞一多和童書業早就考證論斷蜀王「杜宇」即「社禹」（見孫作雲《蚩尤考，中國古代蛇氏族制研究·夏史新探》），而「鱉靈」即「鯀」，若這成立，那麼蜀即夏，而我們今日所見三星堆文字系統也就是夏文字。

因為二里頭和三星堆的相似性引起越來越多的注意——比如，按碳十四測定，符合夏朝的首推兩者；器物相似，包括牙璋、銅牌、陶豆、陶盉；部分文字元號相似，而且比甲骨文還早，遂引出另外的話題——如果，這些文字能用古彞文釋讀，那麼彞和夏又是什麼關係？能否傾聽這樣的解釋：彞族是夏代的統治者，古彞文是夏代的官方文字，殷革夏後，彞族（誰呢？）便遷往南夷高地，卻留下輝煌的三星堆？

這種假設能否解釋三星堆文化「歷夏商周」這樣的綿延性、完整性？比如，約定俗成的文字也能和人一樣跑得無影無蹤嗎？——因為，迄今還沒有聽說二里頭及周圍夏朝考古學核心區找到和三星堆玉石文相同的文字。這「夏－彞」話語圈在哪？三星堆文字自成一體，無論數量、書寫方式的多樣化、在甲骨文之前之後、甚至在夏後夏前都獨領風騷——否則怎能解釋，那多出來的七百餘年？蝌蚪文可能會成為一條線索。

所以，這枚三星堆的龍璽也就不平凡起來。它的紀念性非常明顯，似雕塑，而更不像璽印。座四方外凸，底有四字，對照《繹史》中刊布的岣嶁碑文，筆劃頭粗尾細，委曲蜿蜒，均為標準的蝌蚪文。柱體兩側，座四面均有和蝌蚪文完全不同的書體，夏朝文字傳言的混合性也由此呈現。從白化程度看，夏朝之物的可能性相當大。是目前吾國已公之於世最早的印章，說夏朝第一印絕不為過，意義十分重大。這枚國寶級的孤品龍印玉璽，彷彿玉燭，給夏文字及其背景的探索一縷曙光，使我們能追隨其後，回到三星堆玉石文字的問題上來。

既然三星堆玉石有了蝌蚪文，二里頭沒有，龍山也沒有，紅山、齊家、良渚都沒有，那也就不再避嫌言夏。華夏的分界線不是華夷，而是北方文字系統的伏羲、炎黃，與更成熟活躍的南方文字系統——實際上又是北方語系的鯀禹夏後，也就是孫作雲所謂的「龍虎鬥」——實際上是北方的熊圖騰和南方的蛇圖騰之戰。三星堆玉石造像中，我們不難悟出大量龍蛇鳥混合圖騰的社會學意義，而標誌性的文字事件就是「河圖命庖，洛書賜禹」。而這恰恰又被民間所庋藏的另一樽雕塑所證實。

                              

                                       神龜負洛書玉琱

這樽雕塑，為戴冠神人，跣足立台上，雙手捧卷軸——也就是神龜負洛書的擬人化表現。因為，在神像背後，鐫刻有神龜的圖像。最直接的說明，是臺基兩側對稱性的大魚圖案，印證了《拾遺記》有關夏鯀的描寫：鯀因治水無功，「自沉羽淵，化為玄魚，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為‘河精’」。神龜是河精的使者，以獻含治水秘訣的洛書給禹。由語言傳說凝固為三維空間完美的雕塑，以人為本，這在紅山文化、齊家文化、良渚文化都未發現，彌足珍貴，故為東方玉石文化的傑作。這尊雕塑之所以能為典型器，還在於它首次表現了父系社會「失敗之英雄」的沉鬱精神，此精神千百年來，混合變形（猶如龍的神話本身），縱橫南北，必滲透外省族團的離心力。黃帝軒轅時代，龍馬出河圖，鯀禹時代，神龜負洛書，於是「聖人則之」，其要義也就全在這裡。所以，通過它，我們除了去理解故事的原委，還更應該看清雕塑後面悲劇的敘事性來——那就是大膽的史學家所推斷的另一種可能：鯀禹之夏族，也就是蛇圖騰部族，先據中原（這點尚難苟同），亡國後（蚩尤被殺）被罰苦役，通過治水，混合三苗九黎及蛇、鳥、豬、鱉四部族，終於再次強大。三星堆玉石文化正是投影在這一背景之中的世界圖景，其文字，也將慢慢訴說真正意義的中國本土藝術的淵源流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