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種制度 兩類貪污

在49年前中共是打著要民主、要自由、反對一黨專政、反對貪污腐化大旗打倒國民黨政權的。而當時國統區人民，特別是城鎮人民，最不滿的是通貨膨脹和貪污腐化。而當時的貪污腐化程度是遠不能與現在中共社會相比，而且當時中共為了奪取政權，遠遠誇大了國民黨時代的貪污腐化，直到現在不少中、青年直至70歲以下的老人，仍受中共宣傳的影響，似乎當時的貪污腐化比現在更為嚴重。其實，事實遠非如此。而且當時群眾、記者對貪污犯的揭露，即使錯了，不符合事實，也不會因此而獲罪。如當時流傳的中國的錢都流入孔家和宋家了。六十多年過去了，至今未得證實。而孔家原來就是甲富山西一省的富戶；宋家是南洋有名華僑富商，兩家都為孫中山推翻滿清，從經濟上給予大力支持，至今也未聽說他們兩家子孫誰排上了富豪榜。至於說的蔣、陳兩家，更是無稽之談。蔣經國逝世後，他妻子蔣方良因一直未參加工作，得不到醫療保險，不少醫療費是靠親友接濟的。若他家是中國蔣宋孔陳四大家族之首，經濟上能這樣宭迫嗎？

另外，當時畢竟還有一套監察制度，還有較為獨立、自由的新聞報導系統與公眾輿論。更為重要的是當時大多數中國人還是相信「善有善報、惡有惡報」的，對自己的貪慾，還有一定約束力，不去做傷天害理的事。

所以，中共過去和現在宣傳的國民黨在大陸的極度貪污是誇大的，是有極大水份的。如果說以前是為奪取政權，現在則為給自己硬拉個陪綁的，而為現代的古今中外史無前例的社會性貪污之風開脫。

上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初期，貪污行賄之風已開始發展了。我問年輕時曾當過國民黨時期屠宰稅稅務人員（管殺豬上稅）的父親，我問他你下去收屠宰稅時，人家是否送點豬肉給你，他說從來沒有，偶爾人家看你辛苦，送點下水。（當時農村是一家一戶的養豬，要宰豬前，先上報，然後縣城派稅務人員帶著蘭色圖章，在豬皮上到處打章表示已上稅。而一般收稅人員都一人帶章下鄉，打了二個豬的章，說僅收了一個豬的稅，是較難證實的）如是現在這樣單獨行動，收稅人員早已腰纏萬貫了。

另一件事，也是發生在我們家裡。日本投降後，各個地方冒出了不少半合法的地下銀行、錢莊，因我父親從小在銀行界當學徒，雖無文化，但得到當時地方有名的銀行界前輩器重，一個有錢的江西木客邀我父親參加基本上是他獨資的銀行，聘請我父為經理，自己為總經理。一天，該地方上一大富商趙某某找我父親借一筆短期高息的貸款，而這筆錢是傾盡了全銀行的能動用的一切資金，最後我父親同意了。總經理知後，大發雷霆，問：你怎麼有這麼大權力私自答應這大筆借款，我父親也知道如這筆錢出了問題，銀行就一定得倒閉，將來債主拚命，全銀行職工就得失業。此時，平時對我父親很尊敬的職工，見面連招呼也不打了。我父親一貫氣量很大，什麼都不放在心上的，這次可也緊張得睡不了覺了。好在時間很短，好不容易挨到到期日子，那位資本家連本帶息，分文不少的還清，自此他賺了筆大錢，向我父親表示感謝，全銀行職工、包括其家屬自此也鬆了口氣，（因為當時銀行是金飯碗待遇較好）銀行也因此賺了一筆錢，我父親以後再也不敢冒此風險了。四十多年後我與我大哥談起這事，我大哥說這事要落在今天，趙某某由此賺了這麼多錢，我們為他頂了風險，至少得給我們1/3，甚至是一半，而我們以至也發財了。而這富商連一塊餅乾都沒送。

所以，現在中國人千萬別信中共謊言，為自己的巨額貪污辯護。正像不少經濟學家講的，現在的貪污是制度性的，從上到下，從大到小，一點不貪幾乎是不可能的。一黨專政、缺乏真正有效、有力的監督機構及整個體制、管理制度的不合理是導致全面性的、越來越熾的貪污腐化的溫床。

國民黨時期那樣的貪污流弊與中共是有本質區別的。其發展趨向也是背道而馳的，前者隨著社會進步、民主發展貪污現象將逐步弱化，如現代臺灣社會的發展；而後者它從制度上是無防範能力的。2011年初，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人大會上講的中國五個不搞之一，即不搞「三權分立」，實質上就是要堅持絕對化的一黨專政。

這種越來越熾的制度性貪污將會使這表面上金碧輝煌，而實質上樑柱已內空的紅色大廈很快坍塌、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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