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國與「新社會」大比評(圖)

清末老上海灘彩照（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御用專家們經常這樣教育我們：同清末的腐敗，以及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的「黑暗」統治相比，中國人民已經生活得非常幸福了。事實果真如此嗎？

因為這是一個足可以寫就一本書的命題，本文重點就美國已故羅斯福提出的人所應有的「四大自由」來做比。「四大自由」指：言論自由、信仰自由、遠離貧困的自由和遠離恐怖的自由。

先說言論自由。無論是清末，還是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老百姓都享有了一定的言論自由，比如可以自由地辦報紙。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具有現代意義的中文報紙就已出現，而梁啟超等於1896年創刊的宣揚變法思想的《時務報》更是成為當時銷量最大的報紙。

清朝滅亡後，中國進入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事實上，不管這些軍閥怎樣的霸道，都沒有不要國會（袁世凱短暫稱帝時期除外），而且對言論自由、思想自由、學校自治都不過多干涉，且尊重知識份子。當時的知識份子和社會團體並不害怕對國家政治生活表達獨立的看法。正是由於公共輿論參與政治並監督執政者，使得軍閥們不僅害怕社會輿論，也敬畏法律程序。比如段祺瑞，當他被任命為總理時就主張新聞自由，後來雖然受到輿論大肆批評，但沒有壓制，反而選擇了下野。再如袁世凱，他對待百般謾罵自己的國學大師章太炎，也只是軟禁而已，而且每月出資五百大洋供養。

北洋軍閥統治時期，言論自由還體現在報刊雜誌的自由出版上。1920年全國報刊雜誌就有一千多種，據說「每隔兩三天就有一種新刊物問世」。非常有意思的是，那時的記者都願意批評政府和要人，而且言辭激烈。當然，如果太過分，北洋政府也會下令關閉報館，不過人家再開，政府也就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此外，政府對輿論的管制，只是設個新聞檢查官，發現不合適的，也只是叫人家開「天窗」。當時記者被關、被殺的很少。那個轟動一時的邵飄萍記者被殺案也是源於其通共，而被張作霖手下殺死。

此外，這個時期，人民上街集會、示威遊行也並不罕見。北洋政府大多以安撫為主，即便抓捕了學生，也會很快釋放。雖然曾有開槍驅散學生的所為，但從不曾像中共那樣下令大規模的鎮壓，製造大規模的血腥事件。

國民黨政府統治時期則秉承了北洋政府對知識份子尊重的傳統，對其人格、知識和信仰都保持了一定的尊敬，同時給予了相當高的待遇。1937年前，大學教授每月工資為400-600元，副教授260-400元，講師200-260元，助教100-180元；城市中學教師160-200元，小學教師22-55元。

這是一個什麼概念呢？當時北大圖書管理員月薪為8元，工人為10-40元，警察為4元。北京四合院一個月租金為20元，一個四口之家，每個月60銀元就可以維持相當不錯的生活，上海100元就可以，中小城市標準更低。1932年，北平註冊的私人轎車不超過200輛，其中，大學教授擁有的汽車就佔了五分之一。

當時的教授還可以自由流動，根本沒有編製、檔案、組織關係之類的約束。這也是知識份子能彰顯個性的前提。

自然，辦報紙和出版雜誌、示威遊行也是相當自由的，如中共就可以在國民黨統治區內辦報紙、出版書籍，宣揚其思想，誣蔑國民黨，並組織學生抗議政府。國民黨雖時有干涉，但並未禁止。而對於電影製作，國民黨政府雖然也有審查制度，但更多地是關注語言上的淨化。

抗戰時期，在國民黨控制的西南地區，由於人民擁有充分的思想、言論和出版自由，因此，文化也豐富多彩。那時「各種學術，不但沒有退步，而且有很大進步」；此外，僅重慶一地就有全國性民間學術團體141個。

在清朝末年、北洋軍閥和國民黨統治時期，享有了一定言論自由的中國人充分享有了信仰自由，信仰佛教、道教、儒家、天主教的人民彼此和諧相處。有了這樣的自由空間，當然人們也遠離了對極權的害怕，享有了遠離恐怖的自由。

至於中國人在上述時期是否享有了「遠離貧困的自由」，這個解釋起來比較複雜。因為不斷的戰爭，導致了社會大變動，平民百姓所遭受的痛苦自不必說。不過，以1927-1937年相對穩定的時期來看，在北京，一塊錢可買30斤大米，8斤豬肉。高薪的教授不必說了，就連工人等普通市民的生活也都說的過去。

反觀中共建政以來，一次次的運動不僅將人民的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一一扼殺，而且讓民眾對中共政權產生了莫名的恐懼：對於這樣恐怖的政權，還是什麼都莫說為妙。五十年代末中共製造的大飢荒，更導致4千萬人被餓死的慘劇，而當今中國衣不蔽體、食不果腹的中國人也並沒有消失，更多的百姓每日為了基本的生計辛苦地奔波。這樣的政權「新」在哪裡？這樣的政權不才是壓迫的、黑暗的、剝削的、醜陋的、愚昧的、災難的、恐怖的、不義的嗎？這也就難怪「新社會」的人對於「萬惡的舊社會」無限嚮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