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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時撕碎兩毛錢也可以算做滔天大罪(組圖)

文革:撕碎兩毛錢有多大的罪?把你打成反革命!

 2011-10-20 18:31 桌面版 简体 打賞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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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9月9日,「偉大」領袖去世;

9月10日,山東省滕縣姜屯公社大彥南村大隊68歲社員侯致魯在家中門前的菜地裡因撕毀了同村張*巒向他買菜的兩毛錢人民幣而被隔離審查;9月11日,大彥南村大隊向公社匯報了情況,並說明瞭情況,強烈要求上級機關逮捕侯致魯;同日,姜屯公社黨委經研究決定對侯致魯依法逮捕,並向縣公安局匯報;

9月12日,滕縣公安局批准逮捕;

9月13日,滕縣縣黨委同意公安局意見,同意逮捕。

短短四天,侯致魯老人從天上掉到了地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開始了勞動改造的生活。從這個「案件」的結論來看,被打成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理由是:「當我們偉大領袖主席逝世之際,撕毀人民幣,認為人民幣不能花了,盼蔣思想特別嚴重,性質嚴重,民憤極大」。

侯致魯在被第一次審訊時和張*巒被問訊時講述了事情的經過:9月10日下午2點,同村的張*洪家因請人打灶臺而要招待人,遂讓弟弟張*巒去侯致魯家裡買幾根黃瓜,侯致魯並不是專門賣菜的,只是在地裡種了幾溝黃瓜,平時鄰居來買時也一般都不收錢,這次,侯致魯同樣也沒有準備收錢,但張*巒還是硬把兩毛錢丟給了他,侯就說:「不要錢,給你,不要我撕啦」,張沒有要,轉身拿著黃瓜就走了,侯致魯於是賭氣就把這可能會影響他餘生的兩毛錢撕了扔在了田裡。事情到此應該算是結束了,也許按照現在的看法,可能也算是鄰里之間禮讓的一件事。但是事情後來的發展完全出乎人意料之外:

張走後,侯致魯覺得不太對勁,趕忙將田裡的撕毀的兩毛錢揀了回來,藏到了火柴盒裡,從自己的錢裡拿了兩毛錢送回到張家,但是已經晚了,張回家後已經把侯撕毀錢的事告訴了哥哥張*洪,在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再加上張*洪也是村裡的幹部,覺悟比較高,所以當侯送錢回來時張家兄弟自然要盤問一番,侯當然拒不承認,張家兄弟並沒有就此罷休,而是到田裡找,不巧的事,找到了被侯遺漏的被撕毀的兩毛錢的一角。證據確鑿,侯致魯被扭送到大彥南村大隊隊部接受盤問。

這是初次審問和詢問雙方所述經過,在濃厚的政治氛圍中、在強大的人民專政機關的攻勢下,或許可能還有某種意圖的提示下,後面的審問的回答和初次審問的回答就完全是兩種答案了,但從審問的記錄上可以看到侯致魯老人的無奈,下面是1976年10月10日審問記錄,也是檔案材料中最後一次審問:

問:侯致魯,這幾天考慮的怎麼樣啦?
答:這幾天考慮對新社會不滿
問:你說說吧!
答:對於對裡種40畝棉花和種蘋果樹我不滿,認為多種糧食社員多分點糧食多好,種蘋果社員又撈不到吃。
問:再講。
答:平時幹活天熱啦,我不去幹活,隊長批評。隊長派或有時叫我刨刨地頭,我認為活重。這些我對隊長都不滿。
問:再講。
答:頭幾個月隊裡分的小豬秧子,我分了個小的,沒人要啦,給我啦,我給隊長吵啦,人家為什麼不拿小的,把小的給我,我對隊長不滿。
問:你對隊長不滿,怎麼能聯到新社會呢?
答:我對現實新社會沒有什麼看法。
問:挖你的反動思想根子!
答:我撕人民幣就認為毛主席逝世啦,人民幣沒用啦,在撕時。
問:為什麼撕人民幣?
答:我對新社會不滿,有變天思想。
問:你怎麼對新社會不滿的?
答:對隊裡進行套種,如麥地裡種玉米,把麥都壓倒啦,我記了幾次。我守舊老套種法,對科學套種不懂。
問:交待你的反動思想!
答:我想起以前在國民黨35軍73師421團當軍需時,人人都買我的帳,說一句算一句,能當家,現在說話沒人聽啦,我不滿意。
問:交待你近幾年來的壞思想。
答:就認為主席逝世啦,錢沒用啦。
問:什麼思想指導的你?
答:我的變天思想,是還想過去那樣,我說一句算一句,人家好買我的帳。
問:對其政策教育……
答:我的壞思想,還是不滿新社會,有些制度如農村幹活等,我不滿,看不懂。
問:再交待!
答:平時見了村幹部不願多說話,就(給)看不起他們一樣。
問:你對幹部看起看不起。
答:我對他們看不起。
問:你怎麼看不起的?
答:認為他們不如我。
問:那個地方不如你?
答:(不語)
問:繼續交待。
答:我的壞思想都交待啦!有翻天思想,認為以前我當官時說一句算一句,認為現在不如那時候好,主席逝世啦,人民幣沒用啦,我才撕的。
問:再交待!
答:沒有啦。
問:回去考慮。
答:是。

文字錄到這裡,有些哭笑不得,侯致魯可以說挖空心思的把他這幾十年的壞「想法」一一道出,甚至對村幹部的某些行為不滿也承認為對社會的不滿,而問訊的人也是實在沒有辦法,再也深挖不出來什麼了,只能說「再交待」、「回去考慮」這樣的話,我不知道侯致魯還能交待出什麼。

按照人民專政機關的看法,侯致魯這個撕毀兩毛錢的舉動是發泄對新社會不滿的行為,這樣的反動行為是有動機的,是蓄謀已久的,並且是有其歷史因素的。看看侯致魯68歲以前的經歷就知道為什麼專政機關會因為這樣一件事上綱上線:

1909年出生;
1918年前開始讀書,其中有兩年在縣高等學校上學;
1927年在軍閥張宗昌所辦的濟南東流水軍需實施學校學習半年;
1931年開始在家務農;
1933年,投靠傅作義部隊,在35軍(軍長傅作義)421團(團長孫蘭峰,同村人)上士軍需、少尉軍需、上尉軍需等職;
1938年太原保衛戰後回老家,到1941年期間,在家務農、做小生意、參加杜光典的游擊隊和在龍振標部隊中當司務;
1942年後在偽魚臺縣政府任辦事員二年;
1946年在國民黨滕縣政府任科員;
1947年至1953年,在家務農;
1953年以後至1969年,先後在武漢大學和武漢水利電力學院寫講義、刻蠟版,又在水利電力學院水泥廠當保管員,後又到武昌街道口洗染行當職員;
1969年全國疏散大城市人口時被遣返回原籍至事發時。

從上面侯致魯的前68年的經歷可以看到,他有過歷史的污點,雖然在土改時家庭出身劃為貧農,但個人成份卻被劃為偽頑分子。在六十年代中期之前,他的日子是比較好過的,六十年代中期以後,隨著極左思潮的氾濫,階級鬥爭的弦越繃越緊,他的好日子也就結束了。從檔案材料上看,為不遺漏一個反動分子,滕縣從1964年開始就到武漢調查他的情況,先後多次被訊問,文革中武漢的紅衛兵造反派也曾外調過他的情況。到1969年,迫於國際形勢,全國大城市開始疏散人口,成份不好的侯致魯首先被遣送回了原籍。回到原籍後,他也先後幾次被訊問情況,讓他交待問題。有過這樣歷史污點的人,正當全國人民沉浸在巨大的片悲痛之中,他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撕毀人民幣兩毛錢,一直沒有對他放鬆警惕的人民專政機關肯定是放不過他的。好在隨著文革的結束,滕縣公安局的上級地區公安局沒有批准縣公安局的逮捕請示,而是按照他犯有政治錯誤來結的案,責令對其進行批評教育。1976年10月以後他的情況我在檔案中沒有看到,但我相信,在糾正了極左思潮的情況之下,他的日子會好過些。

兩毛錢惹的禍究竟有多大?對於侯致魯老人個人來說恐怕還是可以度量出來的,但對於整個民族來說,這兩毛錢惹出來的禍就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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