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軍後代：父輩少年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圖)
臺灣老兵後代口述：父輩的流亡與鄉愁
1949年，幾十萬國軍軍隊撤往臺灣，當時唸唸不忘的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網路圖片/看中國配圖）
餘光中的《鄉愁》打動了台海兩岸，但國共對峙造成的生離死別、終生遺憾，卻遠非「鄉愁」兩個字所能概括。1987年以來，老兵們就像候鳥一樣，往返於臺灣 的「家」和大陸的「根」之間，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漸漸凋零。家國之痛，滲入他們的血脈，在子孫身上無盡地傳承....
劉以善在學校裡也受到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也知道「大躍進」、鬧飢荒。讀軍校，每晚軍官訓話時都會說：‘海峽對岸的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中’講到這裡，我們這些軍校學生常會掉下淚來。」
1949年，國民黨幾十萬軍隊撤往臺灣，隨軍而去的還有大批家眷，以及對新政權心存疑懼的逃難者。當時他們都不會想到，這一去將困守孤島四十年，兩岸杳無音信，望眼欲穿。
一場突如其來的撤退，製造了中國幾百年來規模最大、最集中的移民潮，也釀成了人倫悲劇。臺灣迎來一百萬背井離鄉的遊子，大陸留下一百萬破碎的家庭。20世紀80年代末，臺灣終於開放老兵回鄉探親，對於大多數家庭來說，隔開親人的不再是一灣淺淺的海峽，而是一方矮矮的墳墓。故鄉雖在，但已物是人非。劉以善：逝去的「老家」
2009年1月，《寶島一村》在臺北國父紀念館上演，臺灣空軍少將劉以善陪時任「副總統」蕭萬長去看這出話劇。劉以善，生於1946年，祖籍河南，他與記者說臺灣普通話，回身與家人說話時，則是地道的河南方言。他一生與眷村有不解之緣，青少年時期一直在眷村玩耍，成年後從軍校畢業，後分配到政工部門，眷村管理和服務事務是他的工作重點之一。劉以善感到，那出舞台劇仍然是片面的，一場戲，一個舞臺，幾個佈景，很難把眷村和「外省人」幾十年的甘苦表達出來。究竟是什麼沒有表達出來，他也說不清楚。
3歲赴臺爺爺和外公在大陸遭批鬥死去
劉以善的父親劉自銘生於1920年，是黃埔軍校七分校第十五期（1938-1940年）畢業生，抗戰時期服役於西北戰區胡宗南的部隊，抗戰勝利後奉調青島，是一名陸軍上尉。撤離青島那天是1949年6月1日，現已91歲高齡的劉自銘記得很清楚，因為那一天是農曆五月初五，端午節。劉自銘帶著即將臨盆的妻子和3歲的兒子劉以善，匆匆登上「延平輪」，在海上漂泊8天，到達臺灣北部的基隆港。
百萬大軍湧入小島，許多冗余軍官分配在澎湖成立軍官總隊。劉自銘請求退伍謀生，獲准後去新竹投奔遠房親戚。「說是退伍，其實叫做‘辭職’更恰當，因為當時沒有發放退伍金。」劉以善回憶說。「為了給媽媽找生產的地方，父親在人家房檐下，用籬笆圍了間屋子，全家住在那裡，每月給房東四十斤大米作為房租。母親上船前在腰上纏了一些戒指和‘袁大頭’，初到臺灣的幾個月，父母就靠變賣這些細軟維持生活。雖然艱苦，但我父親能帶上妻兒一起逃難，已經是不得了了。父親後來在宜蘭縣三星鄉當了公務員，母親生產後也繼續小學教師職業。」
與劉自銘一同赴臺的官兵，有的來不及帶家眷，有的是單身漢，但到了臺灣也不許結婚。那時還準備「反攻大陸」，士兵結婚會喪失士氣。早年規定30歲才可結婚，後來放寬到25歲。許多軍人退伍時早已過了適婚年齡，本地姑娘又不願嫁給無根基、無生存技能的外省兵，於是今天的臺灣有許多終身未婚的老「榮民」，淒涼孤獨。
到臺灣初期，藉助一些權貴，還能得到大陸的零散訊息。劉以善父母得知，家人在他們去臺後境遇淒慘。
「我父母的出身用大陸的說法是‘黑五類’。」劉以善說。爺爺劉金生在河南老家鋪路造橋，是做善事的鄉紳，很受民眾愛戴。「當時說要批鬥我爺爺，農會骨幹和鄉親們聯名幫爺爺講話，這樣反而更糟，他成了有勢力的‘善霸’，更要批鬥。民國四十一年（1952年）農曆四月初一，爺爺被打成重傷躺在地上，沒人敢管，直到天黑後才有三個親戚去把已死的他背回來匆匆掩埋，埋在何處至今不能確定。」劉金生在此前預見到形勢不好，把兩個女兒即劉以善的二姑和小姑送到外地，她們改了名字，加入解放軍文宣隊，免於受到家庭牽連。
劉以善的外公杜庭瑞在抗戰時期是第十五集團軍政治部主任，後來一直從事國民黨黨務工作。大概在1949年春天，劉自銘赴湖南衡陽出差，杜庭瑞當時在武昌，去衡陽給女婿送錢，以備不時之需。「我爸爸勸外公說，既然來了就不要走了，一起去青島，萬一局勢有變，還可從青島向海外撤離。可外公卻說：‘李宗仁跟周恩來還在談嘛，再說還有長江天險。’」杜庭瑞當時以為國共和談可以「劃江而治」，沒料到時局變化如此之快。劉自銘剛剛回到青島，解放軍就渡過長江了。「湖北一解放，外公杜庭瑞就在批鬥大會上遭酷刑而死，屍骨不知去向。」
少年時理想是解救大陸同胞
童年的劉以善一放學就騎腳踏車去眷村玩。「外省人剛遷至臺灣那一二十年，與本省人之間隔閡很大，我們被視為‘外省佬’，本地人也被反唇相譏為‘土老臺’。雖然我心中並無地域歧視，但受到社會環境影響，大部分好朋友都是外省小孩。」在他的記憶中，眷村有濃濃的人情味兒，鄰里之間相互扶持像一家人。「週末熱鬧得像過節，軍中的‘光棍兒’都會被有家眷的同事邀請來做客，吃頓家鄉口味的餃子，吃完就一起打牌、話家常。」
受家庭影響，劉以善從小對大陸有深厚的情結，儘管離開時他還是懵懂的幼兒。在學校裡，他也受到「反攻大陸」、「解救同胞」的思想教育，常看到反映大陸狀況的時事漫畫。「大躍進」、鬧飢荒，臺灣的青少年都知道。「那時看這些覺得半信半疑，怎麼可能有那麼多人餓死？人們都去吃樹皮，這是不可能的吧？儘管有懷疑，但內心還是很受震動，我16歲報考空軍幼年學校也跟這些教育有很大關係，感到重振祖國的重任就在我們這一代肩上。每天晚上軍官訓話時都會說：‘海峽對岸的同胞處在水深火熱中??’講到這裡，我們這些軍校學生常會掉下淚來??」
劉以善讀軍校時，學校裡曾發生一件大事：1969年5月，他的同學朱京蓉隨教官黃天明「叛逃」大陸。從1949年開始，臺灣空軍官兵「叛逃」事件不時發生，有的人是因為「想家」，有的人是因為在臺灣生活或事業境遇不順。而劉以善堅信朱京蓉是被迫的。朱也是3歲跟著父母到臺灣，「從小在眷村長大，父母都在臺灣，怎麼會自己跑去大陸呢？」幾十年後劉以善在大陸見到老同學朱京蓉，確認是教官趁飛行訓練時直接把飛機開到大陸，朱作為學員毫無辦法。落地之後，他只得承認大陸的官方說法：協助教官駕機起義立功。臺灣解嚴後朱京蓉與分別二十幾年的父母見面，才知道，他「叛逃」後父母在眷村備受歧視，一家三口辛酸滿腹，無以言表。
人老了，只想瞭解祖輩的真相
20世紀80年代，臺灣逐漸允許老兵到香港「會親」，1987年9月，劉自銘到香港見到了從河南趕來的二弟和三個妹妹。「我二叔去的時候已經得了癌症，會親不久就去世了。」後來，劉自銘又回大陸探親兩次，不僅去河南，也去了劉以善母親的娘家武漢。「那時台胞回鄉流行帶‘四大件’：電視、冰箱、洗衣機和摩托車。我媽媽的退休金幾乎都拿到香港換成東西帶給親戚。我爸心裏想，我們在臺灣稍微節儉一點，就可以給老家人生活帶來很大的改善。」
劉以善本意出資在河南老家修建祠堂和圖書館。「二叔對我說，‘以善哪，沒有家了，哪裡能生存，哪裡就是家。’」劉以善不明白二叔的意思，直到他踏進村子，才看到老宅已是殘窯破瓦，親戚散落四方，「老家」的概念不復存在。經過「破四舊」，鄉間曾經常見的祠堂早已消失多年。「這麼多年來，我家不管搬到哪裡，父母都會在家中設祠堂，供奉劉氏歷代宗親之神位，爺爺奶奶外公外婆的相片也放在神位旁邊。大陸親戚到臺灣來，看到我們供奉牌位，甚至覺得奇怪。我和父母都很感慨，兩岸傳統觀念上的隔閡已如此之大。」
幾十年的絕緣，使親人彼此有些陌生，故土仍在，人情冷暖卻不是當年的感覺。「大陸的親戚們，哪怕是親兄弟姐妹平素都不來往，只有我去的時候他們才聚會一次。過去他們是被迫‘劃清界限’，現在也不親近，這種情形讓我很難過。」
種種原因使劉以善近些年很少再回大陸，但在臺灣，劉家依然嚴守祭祖的傳統。「這幾十年以來，只要一想到爺爺和外公的死，我們一家人內心那種痛苦，是無法用語言表達的。」直到現在，劉以善和親戚還在努力尋找外公杜庭瑞的墳墓，並試圖查清爺爺劉金生的懸案。「我們不是想要算賬，雖說殺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可就是想算，又和誰算呢？冤家宜結不宜解。我們都老了，只是想知道事情的真相，想知道自己的祖輩是誰，是什麼樣的人。我想這是人性的本能。」
謝侑霖：事隔二十年才知道奶奶死於飢荒
在臺北老牌商業區西門町，41歲的謝侑霖帶記者來到一家開了半個多世紀的咖啡廳，這裡的裝修讓人想起三四十年代的上海，糕點櫃臺售賣「鮑魚酥」、「雞仔餅」、「驢打滾」等廣式或北方傳統點心。謝侑霖說，你嘗了才知道，臺灣的點心味道更正宗，這都是大陸一流老師傅傳承下來的手藝。當年國民黨大員撤退，必帶金條，再就是廚師和糕點師傅。「我外公是駐在湖北的軍閥，有好幾個老婆，撤退時因為船上位置有限，他只帶了正室（即我外婆）和其中一個妾，因為這個妾（我叫她姨婆）當時懷了我舅舅，其他沒有孩子的女人就不帶了。在船上放貨物的地方，還有空位，於是我外公可以多帶一個人，你猜帶了誰？不是小老婆，是他的廚師。」
往船上擠的老百姓被槍托打到海裡
謝侑霖的父親謝日中來到臺灣的旅程則要艱險得多。「1948年，我爸20歲，跟著‘山東聯中’流亡隊伍撤退至上海，去投奔我爺爺的分公司。爺爺在山東開辦農產品貿易公司，企業規模不小，在上海霞飛路有辦公室。」
所謂山東聯中，是山東幾所中學從抗戰到國共內戰時期組成的流亡學校，經上海南下廣州，共八千多名學生，欲往臺灣繼續學業，後來被稱為「八千子弟」。「八千子弟」往澎湖中轉，因為澎湖防衛司令李振清是山東人，他們是去投奔老鄉，不料卻被李扣下，所有男生被強行充軍，聯中校長張敏之和反抗的學生被槍斃，這就是臺灣白色恐怖第一大案：澎湖案，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昭雪。
謝日中因為在上海脫隊，躲過了這一劫難。1949年5月24日深夜，解放軍開始從徐家匯攻入市中心。「我爸到晚年還常說起，解放軍進城那一刻，他穿個睡衣就往外跑，跑下樓一看，街上每個人都在跑，東邊的往西跑，西邊的往東跑，亂成一團。上海都是有錢人，怕共產黨清算。我爸一直跑到港邊，遠遠看見一艘即將離港的輪船，後來他才知道，這是上海逃往臺灣的最後一艘船，一直拖到解放軍入城才準備起航，因為在等當時的上海市長上船。這艘船隻運軍人，往船上擠的老百姓一律被衛兵用槍托打到海裡，船被海浪晃動，船身跟碼頭一撞，人當場就夾成肉醬。碼頭上行李掉滿地，什麼都有，連金條都可以揀到。可我爸顧不上撿那些東西，他撿了一個名牌，名牌就是軍裝上繡的一塊寫著名字的布條，為了假冒身份，他撿了就上船了，除此之外全身上下什麼證件和財物都沒有。他是順著輪船的纜繩爬上去的，纜繩用麻繩跟鐵絲絞成，爬上去後刮蹭得一身都是油和血。」船上只有當兵的才有飯吃，於是謝日中當了兵，謊報他撿的那塊布條上的名字，姓何。直到兒子謝侑霖20歲，「何家」才改回姓謝。
給孫立人當軍醫
剛到臺北時，很多軍營駐紮在西門町，謝日中就跟著軍隊住在西門町一個大廟裡。周邊有很多電影院，有一次謝日中看電影時竟遇到他在山東讀書時的老師。「我爸在撤至上海前考上了山東醫學院，這位老師帶著我爸到教育部查學籍，出面證明這個姓何的就是檔案中的謝日中。當時有台大和國防兩個醫學院給他選，不過台大要自費，所以我爸選了國防，畢業成了軍醫，給國民黨陸軍總司令、抗日名將孫立人擔任醫官。」
謝日中曾目睹蔣介石對孫立人的猜忌。一次蔣對孫發火，提起1945年「艾森豪威爾為什麼找你去歐洲盟軍總部，不找我去？」孫立人無語。謝日中走上前說：「報告總統，艾森豪威爾只是將軍，邀請元首是不合國際慣例的！」蔣也覺得自己不講理，正要找個台階下，便拍著謝日中肩膀說：「不錯，有前途。」後來在回去的車上，孫立人跟謝日中說：「你笨吶，不會跟他要個官做？」
孫立人後來被蔣介石拘禁，謝日中退伍開了診所，與謝侑霖母親相識結婚。雖然兩岸長期戒嚴，謝日中還是想辦法通過香港與老家通信。「我爸會把爺爺寫來的信放在床頭櫃，每晚都要拜讀，信是用很薄的紅色橫線紙寫的，寄一次信不容易，每次都寫來一大本。」
在謝侑霖童年的想像中，大陸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因為父親的口頭禪是：「在大陸很普通的東西，臺灣怎麼就是做不出來！」小到一塊點心、一粒中藥丸，大到傢俱、生產工具，抱怨這個「蠻荒小島」比人傑地靈的故鄉實在差太多。兩岸開放前，謝日中曾取道東京偷偷回山東探親，孩子們都非常興奮，因為爸爸要帶回好東西了。「我爸帶回了月餅，從小我就聽他形容大陸月餅比臺灣精緻多少倍，我們幾個孩子搶來月餅狠狠咬下去??咦？咬不動？再咬，還是咬不動！原來這就是老爸懷念的大陸啊！在我心中一下子幻滅了。哈哈！」
直到回到老家那一刻，謝日中才知道家中曾被批鬥得很慘，母親已在飢荒年代餓死，在這之前，他一直以為母親還健在。「爺爺在信裡只能寫‘我們都很好’，如果寫了不好的事，信恐怕寄不出。」
華曼瑩：外公的手臂上刺著梅花
101大廈號稱世界第二高樓，以它為中心的臺北信義商圈，是全臺灣最繁華的地段之一。就在這座高樓腳下不遠處，記者看到一大片與摩登街景極不協調的菜地，菜地中還有幾座老舊的平房。這就是臺北第一座眷村——四四南村，也是臺灣僅存的幾個眷村遺址。
對於26歲的華曼瑩來說，四四南村滿載她童年的美好記憶，小時候，爺爺奶奶就住在這兒的一間小房子裡。華曼瑩的爺爺名叫華宗蘭，88歲的老人操著標準的浙江鄉音，藉助華曼瑩的「翻譯」，記者瞭解了他的早年經歷。華宗蘭年輕時學了木工，到軍工廠工作，從大陸一直做到臺灣，印象最深的是1958年「八二三」炮戰（即金門炮戰），他在兵工廠幾天幾夜不眠不休地做炮彈箱子。在眷村，華宗蘭的木工手藝有了用武之地，簡陋的房屋被他配上精巧的門窗和傢俱。因為華家孩子多，軍隊分配住房時特別給了他最靠邊的一間，這樣就可以自由擴建，一間小平房後來被華宗蘭改裝成了閣樓。
1949年華宗蘭26歲，是一名上士，來不及通知父母親人，就隨大部隊漂到小島。華曼瑩的奶奶當時也隨所在單位撤到臺灣，孤身女子舉目無親，對華宗蘭一見如故，但她比華要年長四五歲，擔心對方不肯娶她。正好所有大陸人員都要重新登記戶口，她便虛報了年齡，假稱自己與華宗蘭年齡相彷。這一「騙局」直到孫子們都長大後才無意中被揭秘。華曼瑩說：「我們一直說爺爺這個‘窮當兵的’因為長得帥才騙了奶奶，誰料到是奶奶騙了爺爺。」
「兩岸開放後，爺爺回老家找到了親人，那時他父母都過世了，但親姐姐還在。」華曼瑩說。但她的外公就沒有這麼幸運。「我外公到臺灣時已經36歲，他對祖國、家鄉的感情更深。」在華曼瑩印象中，外公性情內向，在家裡很少說話。外婆出身臺灣宜蘭縣大家族，祖籍閩南。「當年她是因為在家照顧生病的母親，耽誤了結婚，才作為‘大齡剩女’嫁給我外公這個已經40歲的外省軍人。兩人結婚後，一個說閩南話，一個說河南話，直到他們第一個孩子出生，兩人才勉強理解對方的意思，孩子再大一些，就給他倆當翻譯。臺灣開放老兵回鄉探親，我外公也託人去老家打聽，但是一點消息也沒有。後來外公就放棄尋找了，畢竟我外婆在，外公怎麼好尋找他的元配。」
「我外公的手臂上有梅花刺青，因為梅花是中國的國花。」2004年，華曼瑩的外公去世，享年90歲，直到去世那一天，也沒能與大陸的親人取得聯繫，終其一生，他沒有再踏上那片深沉思念的土地。
今天，四四南村已改建為眷村文化館，一進館就能看到臺灣詩人餘光中作於1972年的《鄉愁》。這首著名的詩歌打動了台海兩岸，但生離死別、終生遺憾，卻遠非「鄉愁」所能概括。從1987年臺灣開放外省人回大陸探親，20多年間，老兵們就像候鳥一樣，往返於臺灣的「家」和大陸的「根」之間，在百感交集的穿梭中，他們漸漸凋零。家國之痛，滲入血脈，在子孫身上無盡地傳承。（應受訪者要求，華曼瑩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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