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事變，最後的輓歌(圖)
從2011年歲末開始的方舟子韓寒大戰，因為缺乏新鮮勁料，到2012年1月末尾，論戰之勢已是強弩之末，審美疲態盡顯，由上億網民構成的網路話語空間期待著一個更具轟動性的大事件。信不信由你，反正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神奇之處就是，有什麼樣的期待，就可能會有什麼樣的結果。一出遠比方韓之爭更刺激也更離奇的政治大戲魔幻登場，——這就是2月7日重慶市副市長王立軍神秘的美領館之行。
目前尚沒有足夠的信息來讓人們瞭解那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不過民間各種碎片信息的發布和疊加，官方欲蓋彌彰的慌張反應，以及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做出的漏洞百出的信息發布，已經足夠讓人們勾勒出這次事件的基本脈絡。這出諜變劇的主要線索是，「打黑英雄」王立軍政治上失勢，深夜倉惶逃到成都美領館尋求政治避難，各方緊急博弈試圖主導議程。由於牽涉到高層權鬥、中美關係、政治突變以及精彩迭出的劇情轉換，這些因素足以讓無數網民興奮異常，睜大眼睛，屏住呼吸，期待更多勁料。對此情此景，在2月8日前後瀏覽過微博和網路的人都應該深有感觸！以致有網友戲言道，「這麼多人，包括男人和女人，在深夜等待另外一個男人的信息，這真的是很變態」。雖然不久之後，官方就王立軍事件的輿論與相關信息的封殺全面鋪開，不過藉助激情燃燒的網路輿論，王立軍深夜私奔美領館事件，已經從各種角度得到闡述，以重慶紅與黑、重慶病人等為標題的平面媒體的跟進更是讓這一事件穿透到社會各個階層。從不同角度來看王立軍深夜私奔美領館有不同的寓意，而從這件事對中國未來政治演變引發的衝擊波，筆者願稱之為「重慶事變」。
從政治源頭來看，這次重慶事變聚焦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身上。客觀地說，在中國政治格局中，重慶向來無足輕重，直到來了個薄熙來。薄熙來憑藉其太子黨血統，政治上向來春風得意，鋒芒畢露。不過自中共17大後，在政治角逐遊戲中被習近平後來居上，只能蟄居重慶，成為一位地方諸侯，其失意之態溢於言表。作為一個有個性有抱負的政治人物，薄熙來自然不甘屈居人後，也不想做一個尋常封疆大吏。因此他上任伊始，就開始做出系列非常規之動作，比如高豎毛澤東塑像，高調唱紅打黑，試圖以正統中共傳人自居，籍此在政治上更上一層樓。這些做法，使得他成為一個十分另類的地方大員。薄熙來似乎也毫不掩飾其政治野心，他的話語體系，他的書法，他對外形象展示，似乎都有刻意模仿毛澤東的意味。薄熙來利用其掌控的媒體，聯合一些無良左派學者，共同唱響所謂的重慶模式，染指意識形態和政治符號領域。一時之間，重慶的政治重要性風生水起，在媒體關注和放大之下，重慶和薄熙來的言行成為觀察中國政治走向的一個重要窗口。
這種政治異象的出現是非同尋常的。中共作為一個高度中央集權的政治機器，地方黨委書記雖然可以稱霸一方，在經濟和社會管治領域擁有諸多大權和特權，但是在國家的政治結構中往往是無足輕重的，意識形態及與政治道統相關的話語權，向來是中央獨攬，是地方行政和黨務領導人的禁臠。薄熙來治下的重慶，卻公然在意識形態和政治符號層面，頻頻展開攻勢，這固然是因為薄熙來擁有更多政治保險，政治風格上更有進取心，同時也的確說明瞭高層和地方之間的權力博弈開始感染到政治敏感地帶。當然，薄熙來所推動的重慶模式，在主旨和立意上都強調中共正統意識形態，符合政治正確，可以堵住政敵口舌，間接裹挾中共高層。整體上，中共高層對薄熙來在重慶的做法既有默許，又似有忌憚，而從客觀政治後果來說，薄熙來系列特立獨行的做法，結合權力去中心化的進程，讓人浮想聯翩，說明瞭中共高層權威衰減，也說明中共黑箱政治被撕開一個不大不小的口子。
中共高層對重慶模式的曖昧態度，激發了更多的猜測，也在更大領域內造成了公共認知混亂。其實，當下社會精英階層對所謂重慶模式是有一定共識的。這種經濟上政府強勢干預，政治上厲行人治和集權，社會管理上以警察統治翻版的所謂重慶模式，對於經歷市場化和自由化洗禮的社會精英來說，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反動。薄熙來和重慶模式意圖重續社會主義正統理念，通過疾風驟雨運動的方式來建立政績，無疑是極其危險的。正如某政治評論人士所說的，薄的行為資助、刺激、鞏固了90年代以來的新左思潮，配合、爭取、挽救了毛左殘渣，豐富、擴充、救活了官方宣傳話語，將意識形態分歧和思潮分裂敵對化、極端化、混淆化，形成毛左、斯大林主義、孔教和民族主義的混合體。
這些年來，薄熙來雖然政治光芒逼人，但民間、媒體、網路和公共知識份子們，從來沒有吝惜過對重慶模式的批評。尤其是所謂雙起論和李莊二季之後，薄熙來和王立軍的形象已是眾矢之的，在網路上和相對自由的媒體空間裡，王立軍的酷吏形象已被深刻塑造。這其實是多年經濟發展和社會發育帶來的民間軟實力。對於特定的政治現象，民間雖然不具有行動權，組織動員能力，但是民間擁有評論的制高點，這種民間軟實力一直在對抗著薄熙來試圖把重慶模式拓展開來的動能。
不過，除了言論上的抨擊和對抗之外，公眾並沒有其他工具來影響社會進程。而最近數年的社會情勢，是由紅色意識形態的回歸，政治改革上的停滯，法治建設的倒退和經濟自由化進程逆轉等基本脈絡構成的，這些歷史性的倒退顯然強化了社會不安全和群體性焦慮。在這個基本盤面下，重慶模式如何演變，薄熙來的政治前途如何發展，都成了牽動公眾情緒的重大籌碼。在2012年末世揶揄文化氛圍中，在中共18大權鬥日益白熱化的背景下，忽然出現的上述讓人瞠目的王立軍事件，自然是一件具有深刻影響的重慶事變。
很多評論人士把這次事件和當年林彪叛逃相提並論。歷史充滿了嘲諷，這次重慶事變最嘲弄人的就是一向高舉紅色大旗的王立軍，在最後最關鍵的時刻，竟然選擇了美國領事館作為避難所，這真是十足的黑色幽默，和當年作為毛澤東最親密助手林彪出逃而摔死在蒙古溫都爾汗，幾乎有異曲同工之妙。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當年的林彪事件對公眾的信息封鎖更加嚴密，叛逃事件引發的震盪需要更長時間才顯山露水。而在微博和網際網路時代，王立軍事件幾乎以現場直播的方式，把各個新聞碎片逐步拼接完整，通過微博，網路媒體，和境外媒體的互動，幾乎一夜之間傳遍各個角落。官方的掩蓋和抵賴已經失去意義，其中的休假性治療，精神高度緊張等話語只不過是自爆窘境而已。
正如林彪事件帶來的衝擊波源遠流長，重慶事變帶來的震盪也需要相當長的時間，才能顯山露水。目前最直接的後果表現為人事調整，可以預見的是王立軍和薄熙來政治生命的宣告完結。但是如果這場衝擊波僅僅停留在官場，那麼對中國社會來說，也只是死水微瀾，作為政治獵物的王立軍和薄熙來被絞殺後，其退場多出的政治空間可以很快被填補，新的政治聯盟將很快出現，新政治聯盟很快能固化為一個特殊的權貴集團。網民狂歡之後，也就像看過一部好萊塢大片，電影散場之後，該回家的就回家，該洗洗睡了。
然而時代畢竟不同了，在一個萬眾焦慮、人們普遍期待變化的社會心理場域，重慶事變真正擊打的是公眾的內心，通過極具戲劇化的場景變換，重慶事變葬送的是紅色意識形態最後的庇護所，喚醒的是普通民眾對於新的政治符號的期待。
客觀地說，紅色意識形態的潰敗早已開始，只不過是不同政治症候的人們以不同的方式對待這個潰敗和高層權鬥相互糾纏在一起，這個過程又有所反覆，直到薄熙來入主重慶後，紅色意識形態被最後充滿了雞血，以高調的方式挑釁著常識和公共認知。也許有人認為，紅色意識形態早已在公眾腦海裡死去，因此重慶事變並不增加一份衝擊波，刻意的把重慶事變往意識形態死亡的角度去闡述未免有些牽強。這種分析不無道理，的確紅色意識形態的喪鐘早已敲響。不過從更廣泛的社會人群來看，公共認知是分層的，對於知識界和輿論界，唱紅所引發的惡感是普遍的，但是對於缺乏抽象思考能力，對意識形態感覺比較麻木的人群，他們對於社會潮流更多的是根據現象而來的感知。只有官方宣傳機器還在唱紅，那麼紅歌就能起到政治符號的作用。不要小看這種符號化的紅色意識形態，雖然公眾從來沒有當真，但是共產黨對其的堅持，從社會認知意義上來說，依舊具有通過一個特定符號來引導社會認知和社會行動的功能，因此，一個沒有人相信的政治符號，只要它依然存在，他就對公共行為有著約束和規範的功能，只不過這個政治符號的功能發揮，不是基於認同，而是基於恐懼，基於政治冷漠。
弗洛姆在其經典社會心理著作《逃避自由》中提到過，自由意味著責任，意味著獨立性，正因為不是所有的人都願意去承擔這種責任，所以有的時候，人們會逃避自由而不是追求自由。服從的基礎是很容易打造的，當人們潛意識將流行的政治符號內化為他們自身的經驗時，他們就能避免真正的自由思考，也就不存在真正的自由行動。思想上拒絕探究，行動上跟隨大眾，這種最保守的選擇，卻是最流行的選擇。這種比較普遍的社會心理模式其實是極權主義有意塑造的。喚醒個體對自由的渴望，喚醒個體對責任的承擔，喚醒個體對價值觀的思考和認同，這需要一系列的事件，需要長期的積累，才能形成的後果。薄熙來治下的重慶模式的狂飆突進，到以戲劇化的重慶事變的方式墜落，完美而生動的表徵了紅色意識形態的迴光返照。從此以後，那多年流轉，為害無數的紅色意識形態將無處寄居，直至被雨打風吹去。
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共高層依舊可以作鴕鳥狀，拒絕政治理念的更新和嬗變，因此也無法主張任何新的有力的政治引領符號。但是歸根結底，決定政治走向的是民心和民意。重慶事變打破了公眾最後的政治幻覺，過去是回不去了，紅色意識形態已經戲劇化消解。在一個動盪的年代，保守現狀，逃避自由的道路已經不存在，舊的政治符號已經徹底消失，新的社會心理秩序必須在新的政治符號基礎上建立。在未來更加變幻莫測的社會演變過程中，其實人人都是事件的直接或者間接參與者，而這個過程中，除了努力去實現自由，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讓心靈保持安寧，讓精神保持自由。從這個意義上說，重慶事變是紅色意識形態最後的輓歌，而在其廢墟上，自由樂章將逐漸奏響。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