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勵之教授在敏感時刻逝世

流亡海外的民運領袖王丹等人4月6日發出公開信，呼籲中國當局順應歷史潮流，以各種方式允許他們回國的同一天，竟然也是89學生運動的導師方勵之教授在美國流亡22年後，在他的寓所猝逝的日子。方教授以此最後提醒中共當局，六四平反與讓流亡人士回國的問題，不能再拖下去了。

這個問題的敏感，也在於薄熙來事件發生後，中共當局必須向國內民眾與世人表白，他們與薄熙來不是利益之爭，而是涉及改革還是復辟的大是大非問題，尤其要說服自己的民眾，「唱紅打黑」的重慶模式不可行；然而在「維持現狀」也行不通時，唯一的出路就是改革，尤其是政治改革！

然而中共的政治改革，從1980年代初期到現在，都無法取得真正的進展，六四後還出現嚴重的倒退，例如黨政分家、權力制衡都被否定了，對言論的箝制也加強了。現在再空談改革，已經爭取不到民心，非得拿出實際行動出來，才能取信於民，表明胡錦濤、溫家寶、習近平的主張比薄熙來更符合民心。也是在這個情況下，出現網禁鬆動的情況，尤其是人們最關心的六四網禁。

然而網禁的解封出現犬牙交錯的形勢，時開時關，讓民眾無法相信當局的誠意，甚至懷疑是不是「引蛇出洞」。因此薄熙來所作出的討好民眾的一些騙局還有一定市場，因為沒有真正的改革可以比較。

因此人們就要探討網禁的鬆動怎麼會時起時伏，這種情況，應該有以下幾個可能：第一，當局只是討好民眾的短線行為，所以不可能持久的開放網禁；第二，中共兩個司令部誰戰勝誰的問題還沒有解決，因此會有反覆；第三，當局決心開放，但是心有恐懼，所以先進行試探，開開關關，以便社會慢慢適應，避免沖得太快帶來震湯。然而方勵之教授的逝世，可能迫使中共當局加快做出到底要不要改革的抉擇。

對一個專制國家來說，一位重要政治人物之死，可能會帶來重大的衝擊導致社會變革。從中國的現代史來看，1976年1月周恩來的死亡，帶來「四五」天安門事件。毛澤東9月的死亡，又帶來10月政變逮捕「四人幫」，宣告文革的結束與改革開放的到來。1989年4月胡耀邦病逝，帶來八九學生運動而出現六四大屠殺，從而出現中國政治上的倒退。

也許，方勵之的地位沒有上述幾個重要，尤其是後期影響力也下降一些，但是對目前敏感時期的中國社會與黨內鬥爭，也會帶來一定衝擊與影響，所以再次出現網禁，就是表明當局內心的不安。但是如果當局真有改革的意圖而不是玩假的，就應該正視問題，放開討論，聽取民意，根據民眾的要求，走一條正確的道路，而不是再度像八九年那樣，對民意進行流血鎮壓。政治上的嚴重倒退帶來官僚的嚴重貪污腐化與社會的貧富兩極分化，導致社會動湯不安，「維穩」是越維越不穩，哪怕花上天文數字的經費，還出現薄熙來這樣的野心家。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人民日報》旗下的《環球時報》，在4月9日發表的社評，竟批判方勵之「挾洋自重」，從事對抗活動，最後「一事無成，漸被中國社會遺忘」。

是 「一事無成」嗎？當然不是，方勵之在他的天體物理學專業領域裡有相當的成就，發表過多篇學術論文，否則怎麼可能擔任美國亞利桑那大學天體物理學教授到逝世為止？而且方教授也一直關注中國的人權問題，不時發表評論與看法。2010年他還到奧斯陸，出席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劉曉波的大會。至於「被人遺忘」也不是事實，是中共害怕民眾知道他而長期將他的名字作為敏感名詞封殺，為此在他逝世後，網友也只能用「方校長」等來避開網路檢查。

《環球時報》發表這樣的社評，也許是某些人繼續維持高壓統治的做法，不過也得感謝《環球時報》用批判的方式讓「方勵之」這三個字在中國重見天日。

方勵之教授以自己的性命對中國的專制社會做一次最後的衝刺；也希望中共領導人不要辜負方教授的遺志，珍視這個危機就是轉機的時刻，讓中國走出黑暗的怪圈，創造出新的歷史。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