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梁慕嫻《我與香港地下黨》(圖)
「香港林道靜」之「剔骨還父」
梁慕嫻
一九五九年炎熱的夏天，香港修頓球場附近的馬路上車水馬龍，街上行人熙來攘往。一名身上穿著淺藍色陰丹士林布旗袍的少女，換了幾次電車，施施然地來到一家不起眼的餐廳。半個多世紀以後，已是年邁的老婦人的她，在回憶文章中如此寫道：「這也是我最喜歡的旗袍。如果再加上一條白色長圍巾，就像極了小說《青春之歌》的女主角林道靜的形象了。」她，確實可以稱為「香港林道靜」。
她，名叫梁慕嫻，當時剛剛從香港香島中學畢業，受共產主義理想的吸引，加入了共青團及共產黨，這是她第一次奉命與地下黨的同志接頭，而這身裁剪得體的旗袍，正是這次接頭的暗號。從這一天開始，她十多年最美好的青春歲月，都打上了深深的紅色烙印。雨打風吹之後，昔日的紅色變成了醜陋的灰色。
對於一般人來說，回憶起浪漫的青春時代，滋味大都是甜蜜的；但對於梁慕嫻來說，她的回憶卻無比痛楚。愛因斯坦說過：「三十歲之前不相信共產主義，可謂沒有良心；三十歲之後仍然相信共產主義，可謂沒有智慧。」可見，人在年輕的時候多半會經歷一個受共產主義意識形態蠱惑的階段，這並非一樁天大的罪過。但是，梁慕嫻對過去的地下黨生涯卻有刻骨銘心之痛，她不能假裝那一切不曾發生過，更不願將那段歷史帶入彼岸世界。於是，她寫出了《我與香港共產黨》這本書。梁慕嫻的好友、香港資深政論家許行如此評論說：「年輕時信仰共產主義，加入共產黨之後，逐漸瞭解到它的謬誤和黑暗，終於脫離它，批判它，這種情形相當普遍，是一種時代現象。我不知道一般脫黨者的心情如何，但我知道梁慕嫻是非常痛苦和內疚的，她將過去參加共產黨香港地下黨當作一種原罪，不只反省，而且懺悔。」
一失足成千古恨，反戈一擊奔自由
從一九六二年到一九七四年，在長達十二年的時間裏，梁慕嫻一直擔任由地下黨控制的重要社團「學友社」的主席。近年來，梁慕嫻勤奮筆耕，以一名港共團體負責人的親身經歷，揭開地下黨神秘一角，顯示中共怎樣在香港對一些年輕人洗腦，進行地下階級鬥爭，進而發動六七暴動，破壞香港社會安定。
歷史的那一夜早已翻過去了，梁慕嫻為何還要寫這些文章？不少昔日的同僚「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地認為，她沒有從黨內得到好處，沒有在香港回歸之後加官進爵，所以才當了「叛徒」。其實，梁慕嫻的「反戈一擊」，絕非出於個人的利益或恩怨，而是她自身精神蛻變、思想升華、良知復歸的自然反應。
梁慕嫻的覺醒經過了三個大的轉折。首先，是一九七一年的林彪事件。她對光芒萬丈的「紅太陽」產生了懷疑，對中共高層慘酷的內鬥感到震驚。本來她是中共港澳工委眼中的紅人，如果繼續為黨工作，可以更上層樓，榮華富貴，近在眼前。但林彪事件已經撬動其共產主義信仰的根基，她不再相信黨灌輸的一切，決定於一九七四年移民加拿大，並脫離共產黨。她比那些九七回歸前夕才匆匆選擇移民的香港人提早二十多年離開，可謂先知先覺。
然後就是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殺。雖然早已身在桃源般安寧的大洋彼岸，但「六四」的鮮血讓她念茲在茲，「‘六四’瘋狂大屠殺，徹底地驚醒了我」，「每年的‘六四’，我一定要看到燭光，我堅守燭光，尋找燭光的影子，像尋找親人一樣」。她的人雖不能到維園，心卻在維園。從此，梁慕嫻對「共產黨可以變好」不抱任何希望。當二零一一年溫家寶接見香港「老資格地下黨員」吳康民，不少港人憧憬多次呼籲政改的溫家寶至少會落實「柔性治港」之原則時，梁慕嫻一針見血地指出，「溫吳會」乃是親共派企圖「以分豬肉的方式」分配特區政府的官位，是對民主的漠視與褻瀆。
而真正讓梁慕嫻「萌生與中國共產黨來一個思想上的了斷的想法」的觸發點，是一九九五年她讀到李志綏寫的《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這本書「使我徹底地承認自己上當受騙，受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欺騙。當時我感到全身毛骨悚然，猶如被髒水浸淫過一般」。她意識到，不能只當終日以淚洗面的受害者，而要成為講出真相、控訴罪惡的見證者，「寫是了斷，也是清洗污垢的最好辦法」。她將地下黨禍害香港的歷史和盤托出，同時，也不斷對自我作出反省和懺悔，她坦誠地寫道：「一個曾為凶殘的中國共產黨做過事的人，覺悟之後，能做的就是揭露和懺悔。我願終生為此懺悔。」這是她二零零零年受洗成基督徒之後，從基督信仰而來的懺悔精神。
梁慕嫻的勇氣讓我想起了李慎之。李慎之在一九八九年之後毅然決定「不在刺刀下做官」，在其晚年以《風雨蒼黃五十年》一文，「削肉還母、剔骨還父，赤條條一素身」。劉軍寧也以聖經中摩西「出埃及」的故事來形容李慎之晚年「不怕顛沛、敢於造次」，找到自由主義的新的精神歸宿。與之相比，「剔骨削肉」這一自況最準確、最入木三分而令人感同身受。正如王怡所論：「因為‘剔骨削肉’不但顯示了最堅定而慘烈的一種絕裂姿態，更顯示出絕裂者與其精神之‘父’深入骨髓的淵源。」梁慕嫻何嘗不是如此呢？雖然她不是李慎之那樣的思想家，但她在行動上似乎比李更為徹底。因為她在香港這個資本主義社會長大，雖有地下黨員的身份，卻始終不是靠黨吃飯的人。李慎之晚年思想日益精進，但在中共無所不在的單位制度之下，仍然無法實現「肉身翻牆」，完全脫離官方分配的住房、副部級的醫療待遇等束縛。而梁慕嫻卻可以移居加拿大，自食其力，身體和精神同時獲得自由。
所謂「特區」，已成特務之區
《我與香港地下黨》一書，雖然稱不上一部完整的香港地下黨的歷史，但冰山一角，已經觸目驚心。作者述及學友社的波瀾起伏，與若干如今在香港政商兩界呼風喚雨的名流，如葉國華、曾鈺成、曾德成、程介明、程介南、梁振英、蔡培遠等人，都曾經是「同一個戰壕」的戰友，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對這些人的前世今生，可謂瞭如指掌。
論及學友社部分，是全書的重點。我特別注意到一個細節：當時階級鬥爭的弦都繃得很緊，幾名以左派自詡的骨幹，突然把矛頭對準一名他們認為有疑點的青年，將其召集到辦公室，用幾個小時對其窮追猛打，「以毛的階級法律私設公堂審訊，像大陸的紅衛兵，簡直無法無天」。這個青年被開除出去，從此走上學術道路。數十年以後，這個名叫黃玉山的青年成了香港科技大學副校長。而不少深陷革命道路的青年人，晚年一事無成，貧困潦倒。黃玉山之得失，真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學友社有一個由七人組成的「核心黨組」。當時，核心組特別組織學習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毛澤東思想正式在學友社播種，而我的藝術抱負就此幻滅。」後來，梁慕嫻逐步意識到，正是毛的這個講話，成為中國文學藝術的催命符。她進而指出，批判毛澤東思想非常重要，是根除毛毒的根本。她呼籲說：「衷心希望深受毛澤東思想毒害的中國藝術家們，從二十世紀的陰影走出來，擺脫一切羈絆走上文學藝術的正途，在未來歲月裡創作出幾部真正偉大的作品。」然而，北京的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百名作家手抄延安講話的「手抄本」，他們說，抄寫毛的講話時，感恩戴德，畢恭畢敬。這些「奴在心者」，焉能寫出偉大的作品來？
梁慕嫻還重點回顧了當年地下黨是如何策劃六七暴動的。地下黨到處安置炸彈，甚至派出殺手，用澆汽油的方式燒死香港新聞界名嘴林彬兄弟，以此暴行恐嚇良知之士。梁慕嫻指出：「這絕不是所謂某暴徒的個別行為。在幾十年之內，中共有領導，有組織，有計畫地消滅生命，它千變萬變，卻萬變不離其宗，本質沒有變。」共產黨就是一個超級恐怖組織，與本拉登之基地組織有何差別？荒謬的是，作為「香港的本拉登」的「六七暴動鬥委會」主任楊光，本當在監獄裡結束其罪惡的一生，幾十年後卻將自己漂白，並恬不知恥地接受了特區政府的大紫荊勛章。誤將屠夫作閑士，香港的前途豈不危哉？
梁慕嫻是最早向香港人發出「狼來了」的警告的人。她指出：「香港地下黨組織不單只是存在於中聯辦，中資企業，民建聯和工聯會等機構內，而是已經遍佈全港，正以不可阻擋之勢層壓式地全面發展。他們的目的是最終掌握全港所有機構和部門。」香港人在英國統治下久享太平，不知道中共之陰毒殘暴，對梁慕嫻的呼籲如當耳邊風。當梁慕嫻警示梁振英有可能坐上特首之大位時，大家都認為這是天方夜譚。誰知，眨眼之間，狼就來了。唐英年與梁振英，前者是豬，後者是狼。當年，儲安平精闢地指出：「在國民黨統治下，自由還是一個‘多’與‘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自由就變成‘有’和‘無’的問題。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意志。」國共之差異，也就是唐梁之差異。梁慕嫻將這一論述移用到香港的現狀上：「現在香港面臨的選擇是：如果中共間接統治，這個自由民主，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若中共直接統治，則變成一個有無的問題了。」梁振英上位，讓「自由是有和無」這個嚴峻的問題擺到每一個香港人面前。
在這一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不僅是香港人，而且所有關心香港的前途與命運的人，都當讀一讀梁慕嫻這本嘔心瀝血、剔骨削肉之作。《孫子兵法》雲，「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或許，讀者可以從書中找到克制地下黨為禍香港的妙方良策。
二零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