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年蘇聯農業集體化人吃人慘劇(圖)
一九三○年一月斯大林發動蘇聯農業集體化，強制農民放棄土地、牲畜、農具，飢荒和鎮壓，導致數百萬人死亡（斯大林親自承認過）。（開放雜誌）
七十九歲的前蘇聯退休軍官巴夫洛維奇中校，回顧他童年人吃人的經歷，重現斯大林三十年代恐怖的剝奪農民的血腥政策。
在莫斯科廣播電臺工作多年的維佳，退休後常與我聊天。說到一些他認識的老軍人們道出的鮮為人知的黑暗過去。例如：蘇聯衛國戰爭的時候，斯大林下令把監獄裡關的重刑犯人（十年至二十五年徒刑）全部放出來擔任殘忍的送死隊。把他們送到最危險回不來的地方去打仗送死。
戰爭期間，許多壯年紅軍士兵解決不了性飢渴的問題。部隊唯一的女性就是護士或者醫生，但是除了當官的，士兵如果與護士發生關係或者強姦護士是要槍斃的。這些憋得慌的男人，就在戰場上尋找合法的機會。一位女護士剛被打死，大家立刻上去扒掉才犧牲者衣褲，輪流姦淫體溫尚存的屍體
......
蘇聯進行氫彈爆炸試驗的時候，在計算的不同距離，放下坦克車、動物，遠一點的是大批身穿防化服的士兵組成人牆進行活體試驗。防化服裝的性能品質不可靠、不起作用，許多士兵當場斃命（核輻射後遺症多啦）。
今年六月二十九日十一點，我們去拜訪一位年事已高的退役軍官：亞歷山大．巴夫洛維奇中校（以下簡稱巴中校），他精神矍鑠地站在遠東軍區司令部軍官家屬樓迎我們。
巴中校被迫當兵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下面是他講述的人生經歷：
一九三三年強制徵集糧食
蘇聯十月革命後，到處紅色恐怖，濫殺無辜，男人缺少。父親找了一位姑娘結婚生活。他們沒有房子，就到鄉下住在教堂的一間十幾平方米的飼料室內裡。出生了我們姊妹四個人：我是老大，餘下的三個是女兒。
一九三三年集體農莊運動開始了！，從城裡派出大批工人黨員工作隊下鄉徵集糧食。按照黨中央命令工作隊不顧農村現狀。盲目確定指標，硬性規定每家必須繳納多少糧食，不按規定數量繳納糧食就地槍斃。
農民有少數把活命糧食藏了起來的，「工人老大哥」搜查出來一點，也要把人槍斃。那一天我家進來了三名城裡來的共產黨。其中一個女的，上身穿著皮夾克，腰間挎著一把手槍。掃視了一下我們一貧如洗的家，就動手尋找糧食。搜查出還可以供我們全家人吃兩天的大麥，全部裝入口袋；又在一個破木箱裡找到了一公斤多散雜糧食，也全部掃入口袋。母親看著四個嗷嗷待哺的孩子，只有這一點維持生命的口糧，就伸手爭奪，母親手裡抓住米袋子不放，用牙齒咬他們的手背。那個女的掏出手槍，雨點般地砸向母親的頭和臉，打得鮮血直流。這時候他們三個人坐下來寫判決書。並當場宣讀：布爾什維克法庭決定：抗拒交納糧食，一家人全部槍斃！
他們分別掏手槍時，是母親拯救了全家。她掙脫跑出屋外，大聲喊叫：「共產黨員要殺我們了，共產黨員要殺我們全家了！」周圍農民紛紛拿著鐵鏟鐵叉跑過來把他們圍住了。兩名男人膽怯了，說：我們晚上再來執行槍決。說著他們就退卻逃走了。
鄰居們告訴我們，紅色政權必然要來報復，讓我們趕快逃命。媽媽去找來了爺爺，他趕來一輛大馬車，讓我們全家人躺在車上，身上蓋上大麥草，然後向上面裝了滿滿一大車牛糞。拉著我們出村莊。全家人逃到森林裡，找到了一個廢棄的獵人臨時住的小窩棚貓下來。當時全家只有一個大圓麵包，我們分吃了兩天。
逃到森林，開始吃死人維生
過去了幾天，一點吃的也沒有了。爸爸要我回村莊裡去尋找點兒吃的。就交給我了一把斧頭，一個口袋。母親還是決定陪我同去。我們走了幾戶人家，人都沒有了。到鄰居家，一看十三歲的男孩子別佳死在屋子裡。就大喊「媽媽，別佳死了！別佳死了！」媽媽讓我用斧頭砍下他的腿和胳膊回去吃。並且囑咐我，不能砍腦袋，那就不尊重死人了。我們拖著死人的胳膊和腿回到了森林裡。
從此吃死去的人肉，這是我們唯一能夠找到的活命食品。六歲的我（一九二七年出生）從此負擔起養護全家六口人的重擔！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砍下肢體背回來。有一次一條活活餓死的牛，只有皮包骨頭，扔在了村莊邊。我發現牛肚子已經被狼撕著吃了，就砍大腿砍脖子皮。
這時候已經冬天，氣溫在零下攝氏二十五度到三十度。村莊裡被槍殺死了和餓死的人比比皆是，露天扔在村外無人掩埋，變成冷凍殭屍。半年的長冬，我每天出去尋找屍體和新打死、餓死的人。那時候宣判執行槍決的人家，逃跑出來，躲藏到森林。尋找死人吃活命，是大家唯一的出路。人吃人者已經成幫結夥了。每當村莊裡向外扔死人的時候，我們大家趴伏在遠處瞧著，等著，等他們走遠了，我們一擁而上，紛紛砍剁軟綿綿的皮肉
......
村子多數人被打死或餓死
一年以後，在一個農莊擔任文書的舅舅，給父親找了一份工作：一個偏僻的山林作護林人，我們才在那裡搭起來兩間草窩棚棲身。
在那兩三年的期間，躲藏無產階級專政在白雪覆蓋的深山老林，凡是不吃人的都活活餓死了。巴中校說：「我雖然長期吃人肉，但是我可以保證--我沒殺死過一個活人，沒有吃過活人！」
維佳幫著解釋：他一生特別痛恨列寧和斯大林滅絕人性的政策！
全家人甚至沒有棉衣、棉被禦寒。冰天雪地的天亮爬起來，面對著外面堆放的死人斷肢殘臂，怎麼都夠一天果腹；住處周圍，堆積如山是人的骨頭；一個少年兒童在過膝齊腰深的大雪中，掙扎出來奔向遠方，尋找各種面孔痛苦死亡的屍體，砍成拿得動的小塊拖回來。七十多歲的俄羅斯老太太，曾經向我說，三十年代，飢餓的人們在自己土地裡挖出一個生土豆吃，立刻被處死！我現在才懂得了它的份量。
被共產黨槍決打死的人和活活餓死了的人，太多太多了！衛國戰爭期間，人們都沒有那個時期挨餓、困苦、朝不保夕。這就是走「集體農莊」道路。
除了城裡派來的共產黨員工作隊，當地農莊的少數布爾什維克黨員，也加入他們的行列，配合幫助行凶搶劫。村莊裡一多半人被打死或者餓死了
...... 能對付活下來的，都是皮包著骨頭的骷髏，颳大風一定能夠把人吹倒！
「你們那個村莊有多少人？叫什麼名字？在什麼地方？」我問。
「有幾萬人--最少兩萬人以上。村莊在伏爾加格勒，歸薩拉托夫市叫「亞切夫斯卡」。
父母辛勤能幹養活十三個兒女
說到後來：「媽媽曾經給一戶富裕的家庭當過女佣，那戶有見識的人家告訴媽媽，‘想方設法讓兒子讀書吧！’媽媽牢記住這一條出路，把我前後送到遠處十幾個農莊，更名改姓十多次，終於在建築大學畢業。我報名當了兵，經過考試授少尉軍銜。是部隊的建築工程師。二十五年的部隊生涯領導了好多規模宏大的建設工程。
「一九五一年開發軍事工業新城市‘共青城’，我們到那裡。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們結了婚。」他的太太看著我在攝影記錄，就找出了他在部隊穿的軍裝：肩牌上兩條槓兩顆星，胸前掛滿了各種勛章。太太幫助他穿上，讓我繼續攝影、拍照。
「我們是同齡人」，他的太太卓婭說。「我們家在毗鄰新西伯利亞的阿勒泰地區，名字叫做茨別那依郭勒斯克。那裡是高寒地區，冬天的最低氣溫可以達到零下六十度。
我父親是最勤勞能幹的農民。「新經濟政策」的幾年裡，父親蓋起了四間大房子，母親前後生養了我們十二個女兒，父親讓她再生，第十三個是個男孩子，我們的弟弟。養育十五口之家，能夠生活富裕多不簡單！是「十月革命後」農村中倖存的能人。
「一九三三年同樣的罪惡政策也施行到我們那裡。父親被定為‘新富農’。全家人被掃地出門。房屋財產全部沒收，誰讓你敢在共產時期先富起來？父親逃到深山裡，免遭處死。
「母親帶領我們十三個無家可歸的孩子，躲藏到城市潮濕陰暗的地下室裡，後來孩子們陸續大了一點，就送到了孤兒院。父親東躲西藏還是被抓住。讓他到軍隊前線「送死隊」。還算幸運，父親由於能幹會做飯當了伙夫。一次大事故燙傷了雙腿，才活著回來了
......
七十九歲的安娜，是位美女。這位「新富農」的女兒，天生遺傳基因就是能吃苦、能幹。蘇聯解體以後，年近七十歲的她，肩扛手提當「倒娘」，一趟又一趟的跑中國綏芬河，買貨回來賣，硬是為五十多歲的兒子買下了一套房子！現在的退休金每月四千盧布，丈夫六千盧布。
把歷史、真實的經歷如實地講述出來，巴中校如釋重負。顯得鬆了一口氣。我告訴他們，讓世人知道這一段秘聞，也是對歷史的貢獻和交代。
二○○六年七月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