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據倖存者互相交談統計:改正時,已有10人被迫害死,18人殘廢,20多人逃跑生死不明,30多人失去聯繫。只剩下70多人僥倖存活,但也傷病纏身。
肖方之死
肖方被宣布開除黨籍、軍籍,押送農場勞改時,痛不欲生,號啕大哭說:「我死也想不明白,我從參軍,出生入死,保衛黨的生命,怎麼一夜之間變成了人民的敵人了?……」到農場後,拚命勞動。1962年,被摘了帽,但仍叫他「摘帽右派份子」,強迫留在農場勞動。1968年,「文化大革命」「清理階級隊伍」高潮中,農場「毛澤東思想捍衛隊」又把他揪出來,天天晚上批鬥,指控他有「新的反黨罪行」,逼他交代。
1969年冬,一天晚上召集200多人鬥他,因他交代不出新反黨罪行,就集體輪換用皮鞭木棍亂打,打得他皮開肉裂,全身鮮血,死去活來,滿地亂滾,號啕大哭。深夜12點還逼他跪在屋外毛澤東像前「請罪」2小時。回到冰冷的囚室後,他因流血過多,要求喝水。專政隊不給,要他喝尿!他要大便,叫他便在自己血褲中。
滅絕人性的迫害,痛得他深夜裡撕心裂肺地大哭大叫:「我實在沒有罪……救救我吧!……」慘叫聲驚醒了附近的職工,都說:「太殘酷了。」第二天還強迫他下地勞動。他爬到門外,就倒地死了,時年43歲。肖方死後,專政隊用一張破葦席把他屍身捆上,拋到海灘,讓海潮沖走。
汪慶凱之死
汪慶凱,湖北人,1957年被定為右派份子。送來果樹農場第一天,就被農工隊長厲聲喝罵一頓:「把你那一身皮扒了!(因他穿著新軍裝),臭美什麼?你們都是有罪的人,不是來享福的!」逼迫他下午挑水上山抗旱。從山下河溝挑水,要爬100多米的高坡。受到如此侮辱,他悲憤難抑,下午僅僅挑了2擔水,就躲到靜僻處,在一棵樹上吊死。時年31歲。他死後,農場領導還組織大批判,說他「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死路一條,死了也好!……」
劉庚堯、夏存國、於學航之死
他們都是先在陸軍受過戰火考驗,1950年從陸軍選送到空軍航校學習修理飛機技術、分配到基層一線的青年骨幹力量。反右運動中被定為右派,送到農場來勞改。1970年「文革」高潮中被「毛澤東思想專政隊」追逼交代新罪行,交代不出,就日復一日,白天逼迫上山幹活,夜晚開會反覆毒打。在絕望情況下,他們被迫走上絕路。
劉庚堯是抗日戰爭時期參軍的老幹部。他被毒打多日後,一天又逼他給果樹打農藥。他料到夜晚必定還要受毒打,就躲進一個廢棄的礦洞喝農藥自殺。屍體被發現時,已高度腐爛。因為給他準備的土坑挖小了,專政隊就用鐵鍬砍斷他的腿,才埋入坑裡。
夏存國則是遭反覆毒打後,深夜躲進一座水泵房上吊自殺的。於學航是遭受毒打多日,見劉、夏二位難友已死,料定下一個必是自己,深夜就在家裡上吊自殺。他的屍體被埋在一處山坡上。第二年修梯田,就把他腐爛軀體和泥土挖出作肥料,挖出他的頭骨,專政隊們叫喊:「把階級敵人的腦袋掛到樹上!」並在骷髏頭上寫上「於學航」三個字掛到一棵槐樹上。
黎明峰、孫昶、陳清萼之死
黎明峰,湖南人,文弱單薄。1960年5月,糧食定量下降至每人每天僅八兩毛糧,加之食堂盤剝,吃到嘴裡的更少,並且還要應付無休止的重體力勞動。人們的身體一天天垮下來,黎尤甚。1960年12月全體勞力上北山採柞樹葉,黎因身體實在太虛弱,留在隊裡幹些零活。這時他生命已呈現危殆的徵象,表情木然,行動遲緩。一天吃完晚飯,他又在外屋灶坑用飯盒煮一個蘿蔔根兒和蟲蛹。次日早晨,人們發現他已爬在灶坑前死去。死時26歲。孫昶則身高體壯,曾作為空軍代表參加過全軍體育運動大會。有一天晚上,領導發現他兩天沒上山勞動,讓難友們批判他,大家等了一個多小時,他才走了進來,原本高大體壯的他,當時瘦得像一個只會出氣的木乃伊。他站在那裡,兩眼望著房箔說:「李大夫叫我回家休息。」(這是他生前給我們留下的最後一句話。)大家沉默無語,過了一段時間,他什麼也沒說離開了會場,領頭人有氣無力地宣布散會。第二天後半夜他就和我們永別了。當時我們都不在家,他的一塊貴重手錶被人掠去。聽說他的遺體被裝在一個小板櫃裡埋了。死時26歲。不久,27歲的陳清萼也餓死了。
楊靜波之死
楊靜波,原是空軍第五速成中學政治教員,1958年被劃為右派,在前所農場二隊勞動。1958年年底,農場集中右派修建三隊水庫,任務是取土運土。勞動時,一大塊凍土塌了下來,楊靜波被砸倒壓在下面。死時年僅27歲。
李德本之死
李德本係第八航校雷達教員,來農場不久即發現視力下降且日趨嚴重,請假求醫,隊領導認為他是借病逃避勞動,不批准外出。後來嚴重到走路不穩,經常摔跤,才獲准外出診治,結果查出腦部有瘤壓迫視神經,隨即赴京就醫。在協和醫院檢查後認為治療太遲,手術會有危險。結果1959年初死在了手術台上。時年27歲。
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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