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環保高官：中國本有機會避免環境災害(圖)
「新霧都」北京
近日，中國首任國家環保局局長、被稱為中國「環保之父」的曲格平接受香港《南華早報》採訪，稱中國在三四十年前本有機會避免環境災害，現今惡化的環境是為經濟增長支付的代價。
1月21日香港《南華早報》採訪現年83歲的中國首任國家環保局局長、現任中華環境保護基金會理事長的曲格平。這位前中共體制內高官感嘆中國在三四十年前本有機會避免現今的環境災害。
他回顧上世紀70年代，中國總理周恩來曾邀請日本一名記者向政府官員發表演講，講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曾發生在日本的重金屬汞污染醜聞（日本曾發生汞污染水源導致的水俁病案例），及快速工業發展造成數百人死亡的環境悲劇。他認為中國目前也在重複這樣的悲劇，在中國快速城市化和工業化30年後，中國為高速經濟發展欠下了巨大的環境債務。
《南華早報》報導分析，近年中國環境危機出現分為三個階段，第一次始於1984年鄉鎮企業的發展時期；第二個階段是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後，急速發展基礎設施和工業項目導致城市空氣質量惡化、湖泊被污染；第三個階段則是被稱為胡錦濤掌舵的「黃金十年」，大量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如石油化工、水泥、鋼鐵等企業大量興起，中國大陸成為世界範圍內最大的環境污染地。
對此曲格平表示，在1983年，環境保護被正式確立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1987年聯合國又推出「可持續發展」概念。但中國經濟增長下呈現「人治」而不是法治，這使環境法規無法實施，中國也錯失一個非常重要的環境時間點；而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背後的政治體制也存在明顯矛盾：「政府在控制經濟發展造成的環境污染方面，所做的一切遠遠不夠，為什麼環境保護的戰略無法實施？是因為對政府權力沒有監督，權力仍凌駕於法律之上。」
曲格平於1988年至1993年任中國國家環保局局長，其後任中國人大環境與資源委員長達10年，1987年曾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金質獎章」，是中國最早提出避免走「先污染、後治理」路子的環境官員。他在接受《南華早報》採訪時情緒激動，但認為如果在不改變整個政府系統的情況下，像他一樣個體的努力終無法改變現狀。
近日北京霧霾使中國環境污染成為世界性的話題和公眾關注焦點，中共候任總理李克強表示要求及時向公眾公示PM2.5數據，他同時強調環境問題是一個長期過程，解決也需要一個長期過程，今後將加大執法力度。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都是體制惹的禍？
中國國家環保部環評司正司級巡視員牟廣豐認為北京霧霾像中國其它環境問題一樣「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僅以北京為例，環北京周邊地區興建了大批鋼鐵、水泥甚至是化工企業，加之北京目前機動車保有量太高，現有的環形城市建設不利於散污，以致於形成北京霧霾，他相信這場霧霾也會引起中共高層對環境問題的重視。
中國社科院前研究員、清華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教授李楯向德國之聲表示，曲格平作為環保部門前高官，看到了環境問題的現象和癥結，但發展到改革開放後，市場和權力結合，環境問題越來越嚴重，歸根結底，中國環境危機有著經濟和體制上的雙重原因：「中國的環境污染和被破壞，除了有世界發展中國家共性的原因，也有中國特殊的原因，現在的污染從經濟上說是結構性污染，從政治上是體制性污染。一方面在利益考慮上，在維護他們的體制的情況下，有另一種思考，這種思考的排位是排在環境保護之上的；造成大量的生態污染是和這個體制中的權利和資本運作相結合。」
「環保部門是政府部門中的劣勢部門」
李楯也表示，曲格平在採訪中談及環保法規無法實施，也體現了環保部門的困境，在中國政府的多個部委中，與發改委、國土資源部、水利部等部門相比，環保部在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處在一個尷尬位置：「我們的政府部門缺乏相對獨立性，如果獨立性存在就會形成一種制衡機制。我們的環保部相對於發改委這樣的機構是處於邊緣的，他們說話不管用。」
李楯也將矛頭指向環保部門的主要官員，指他們並未履行責任，缺少早年間發起「環評風暴」的潘岳這樣的環保官員，2005年起，現環保部副部長潘岳曾連續掀起「環評風暴」，當時一批大型工程項目被叫停。但「環評風暴」刮過之後，這批項目依然上馬，「環評風暴」並未阻止中國環境惡化的勢頭，據傳潘岳也因此觸動利益集團遭遇政治升遷「瓶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