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婦孺都不能倖免於人性災難
在中國，城管儼然就是無數社會底層最為驚懼的人。不是因為城管被妖魔化，而是這個群體總在不斷製造令人難以容忍的惡行，讓人看到人性喪失的一面。
「城管掐女商販脖子押上警車，孩子一旁大哭」，這是最近網上瘋傳的一幅畫面。說的是3月6日，在廣州街頭，城管執法試圖趕走一帶著小孩的女小販，雙方發生口角後，一名城管執法人員當著女小販孩子的面，掐住女小販脖子意圖將其放倒，後來這名女子被強行扣押上警車。
看到這樣的畫面，無數人覺得心酸。小販真可憐，城市太蠻霸。產生這種情感，不僅因為小販是社會底層，是弱勢群體，容易激起人們天然的同情。更多的原因，就是人應該有起碼的人性，人應該走向文明，而不是野蠻。
在孩子天真的眼睛面前，在孩子悲傷的眼淚面前，一個人如果還能無動於衷地施行暴力，這是人性淪喪、良知泯滅的表現。世界上有太多事例都說明，一些原本伸出的罪惡之手，最後縮了回去，就是因為他發現需要面對孩子的眼睛。遺憾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廣州街頭卻有城管不憚於在孩子面前掐住母親的脖子。這種惡行傳遞的人性淪喪，自然容易激起人們的義憤。
這種人性喪失或許也是一個切口，當人性總是遭遇非人性的踐踏，被侮辱和損害的人性，不在沉默中扭曲，就在沉默中暴發。
比如，夏俊峰案。3年前，瀋陽小販夏俊峰在路邊擺攤，被城管帶至辦公室，後來刺死兩名城管隊員，震驚全國。太多跡象顯示，夏俊峰曾遭受城管嚴重毆打。這兩年，「刀下留人，讓夏俊峰活著!」也一直成為一種民間呼聲。
這裡無意於過多陷於夏俊峰案的爭議中。只想說，在夏俊峰案背後，有太多城管曾經製造過令人不堪的暴力。比如，當年，湖北天門城管毆打市民魏文華致死案，就曾掀起輿論風潮，讓人們看到，在一些地方，城管暴力執法已是工作常態，而當時的城管局長就多次明確要求以「粗暴對野蠻」。
同樣，此次廣州街頭的城管當著孩子面展示的粗暴與野蠻，再次證明城管存在人性喪失的一面。
其實，人們痛恨城管，也未必就是覺得，這個群體就真有那麼體面光鮮，擁有多大的社會地位。甚至，也不會認為，這個群體的存在是不必要的。城市需要公共管理，城市需要美麗光鮮。但是，這一切都不能建立在侵犯小商小販們的生存權基礎之上，都不能偏離法治和文明的基本框架。
遺憾的是，一些地方的城管恰恰就是丟掉了這樣的底線，在不斷製造出種種社會悲劇。這種情況，也只會導致底層人群與執法人員之間上演更為激烈「以暴制暴」的衝突，也容易導致公眾對政府公共管理更大的失望。
在城管與攤販的「貓鼠遊戲」中，對峙與衝突的結果，是更多的苦難還得由小販來承擔。事實上，現在一些地方城管還配備PDA終端、防刺背心、頭盔、防割手套……，被戲為「武裝到牙齒」，再加上城管有公權力做後盾，拖著孩子的小商小販，在城市裡如同「鬆散的土豆」，在城管面前又哪堪一擊。
那麼，城管到底又為何會丟掉了起碼的人性與良知。必須承認，人性是容易被改造的，而權力和利益，則是最有效的手段。
不必諱言，有太多的公權力本身就存在著蠻霸與野蠻的特性。這些年，隨著民意監督權力的增加，一些公權力越來越懂得掩蔽自己的醜行，並且通過種種虛偽手段，把野蠻和暴力通過其他方法進行傳遞與釋放。
城管，從某種意義講，就是公權力「雇佣兵」。城管的人性與品質，從某種意義上，就是在公權力的驅動與控制之下發生了異變。很多城管本身也是社會底層，但是，在利益面前，在穿上那件權力賜予的外衣之後，他們也接過權力暗示的意旨，通過暴力與野蠻的手段，將權力意圖和理念進行最有效的實現。
公共管理陷入狹窄的政績理念，公權力道德品質本身存在嚴重問題，是城管人性發生變異的根本原因。
在這個春天，在中國北方城市長春，盜車案犯周喜軍在發現偷來的車內有一個兩個月大的嬰兒，將其掐死埋入雪中，讓全國人都看到人性徹底泯滅的可怕；在中國南方城市廣州，城管當著孩子的面，掐住女小販脖子，讓人看到罪惡與暴行，讓婦孺都不能倖免於人性災難。
這樣殘酷的現實，必須引起嚴重的警示。人性沒了，城市再漂亮有什麼用，發展再快又有什麼意義？如果不能迅速改造那種被權力與野蠻扭曲的人性，有一天，我們都會發現，城市擺放的鮮花，其實就是人性的「惡之花」。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