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義治國的帝皇(圖)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去世後，太宗皇帝到朝廷處理政事，對朝臣說：「人用銅作鏡子可以使衣冠整齊；用歷史作鏡子，可以知道興亡；用人作鏡子，可以看清得失。朕曾依靠這三面鏡子，以防止自己犯錯誤。現在魏徵去世，我失去一面鏡子了。朕最近派人到魏徵家裡，得到他遺表的草稿，只有一頁紙，才寫了一半，其中可辨認的幾行字說：‘天下的事情，有善有惡，任用善人國家就安定，任用惡人國家就破敗。公卿大臣之中，陛下對他們的感情有愛有憎，往往憎的只看到他們的惡，愛的只看到他們的善。愛憎之間，應當審慎。如果愛而知道他們的惡，憎而知道他們的善，除去惡人不猶豫，任用賢人不猜忌，國家就能興旺發達了。’遺表的大意就是這樣。朕思考這事，自己恐怕不能避免魏徵所說的這種過錯。公卿侍臣，可把魏徵的這些話寫在手板上，知道朕有這種過錯，一定要進諫。」
唐太宗李世民即皇帝位後，借鑒前朝成敗得失的經驗教訓，認識到一個人不能獨斷天下之務，要治理好國家，必須依靠忠良輔弼，聽取臣下的諫議，修正為政方面的過失。於是，便拜魏徵為諫議大夫。魏徵任諫議大夫後，為了唐朝的長治久安，使太宗少犯錯誤，在居安思危、施行仁義、去奢就儉、輕徭薄賦、舉賢任能、斥佞退邪等方面提出了大量好的意見建議。
有一次，皇帝問魏徵說「做君主的人用什麼方法能做到明，犯什錯誤會導致暗?」魏徵說：「君主之所以明，是由於能多方面聽取意見；之所以暗，是因為偏聽偏信。從前堯、舜打開四方之門，廣招賢才，目明能遠視四方，耳聰能遠聽四方，雖有共工、鮌這樣的惡人，不能矇蔽他們；言語動聽行為背謬，也不能使他們受迷惑。秦二世居於深宮，偏信趙高，天下離散叛亂卻不知道；梁武帝偏信朱異，侯景領兵準備攻城卻不知道；隋煬帝偏信虞世基，造反的人到處都是卻不知道。所以說，君主能多方面地聽取意見，那麼奸臣就不可能矇蔽君主，而下情也就能上達。」
貞觀三年(公元629年)，魏徵以秘書監的身份參預朝政後，以光武帝拒絕西域諸國請求設置都護的例子，勸諫太宗不要「為了異族而使中國受害」。皇帝稱讚他的「意見很好」，立即把發布的詔令追回。由於納諫如流、及時採納好的意見建議，太宗即位的第四年，一年中判處死刑的只有二十九人，幾乎達到刑罰棄置不用的地步，米價每斗才三錢。在這之前，太宗曾經感嘆道：「現在處於大亂之後，國家很難治理吧!」魏徵說：「大亂之後容易治理，就像飢餓的人容易給他準備吃的。」太宗說：「古人不是說善人治理國家要經一百年，然後才可以制服凶殘的人，從而廢除死刑嗎?」魏徵回答說「這話不是為聖人哲人說的。聖人哲人治理國家，理應像回聲一樣，一年便可以有成效，並不是那麼費力的事。」封德彞否認說：「不是這樣。夏、商、週三代之後，浮薄詭詐之風日益滋長。秦朝專用法律，漢朝雜用霸道，都想把國家治理好而不能，不是能把國家治理好而不想。魏徵是個書生，喜歡空談，他的話只會使國家混亂，不可聽從。」魏徵說：「五帝、三王不是換掉百姓而後教化，實行帝道便稱帝於天下，實行王道便稱王於天下，就看所實行的是什麼了。
黃帝驅逐蚩尤，經過七十次戰爭而制服蚩尤的為害，於是達到無為而治。九黎危害道德，顓頊征討它，獲勝後天下就得到很好治理。桀作亂，湯放逐他；紂無道，武王討伐他。湯、武王都在自己生前達到太平。如果人民日漸浮薄詭詐，不再返於淳樸，那麼到了今天，應當都成為鬼怪，君主又怎麼能教化他們呢!」德彞回答不上來，但內心以為魏徵的意見不行。皇帝完全接受魏徵的意見而毫不懷疑。到這個時候，天下太平。邊地異族君長受中華文明禮教的熏染，帶刀到宮中擔任警衛；東到海，南越過五嶺，都夜不閉戶，來往的旅客不用攜帶糧食，在路上就能得到供應。太宗對群臣說：「這都是因為魏徵勸我行仁義啊，現在已經有成效了。可惜封德彞已去世，不能讓他見到了!」
後來，皇帝在丹霄樓宴請近臣，飲酒之中，天子對長孫無忌說：「魏徵、王珪侍奉隱太子、巢刺王的時候，確是可惡，我能拋棄舊怨，任用有才能的人，也算無愧於古人了。但魏徵每次進諫，如果我不從，我發話，他總不馬上答應，這是為什麼呢?」魏徵說：「臣認為事情有不合適的地方，所以進諫，如果陛下不從而臣馬上答應，便怕事情就這樣施行。」皇帝說：「只管馬上答應，等機會再另陳述意見，難道不行嗎?」魏徵說：「從前舜告誡群臣說：‘你們不要當面順從我，退下後又有話說。’如果臣當面順從，答應陛下，又另找機會陳述意見，這就是‘退下後又有話說’，不是稷、禼用來侍奉堯、舜的辦法。」皇帝大笑道：「別人說魏徵舉止粗暴傲慢，我卻只看到他的柔媚。」魏徵一拜再拜，說道「陛下引導臣讓臣說話，所以敢這樣；如果陛下不接受進諫，臣又怎敢多次觸怒陛下呢!」
貞觀七年（公元633年），魏徵任侍中。當時尚書省有長期不決的訴訟案件，天子命令魏徵秉公處理。魏徵不是一向熟悉法律，只抓住原則，按照實際情況處理，（而不是完完全全依照法律條文去處理，）結果大家都心悅誠服。天子進封魏徵為左光祿大夫、鄭國公。魏徵多病，請求辭去官職，太宗說：「您難道沒有看見金屬在礦裡，沒有什麼值得珍貴的，擅長冶煉金屬的工匠把它鍛造成器物，人們才覺得它寶貴，朕正把自己比作金屬，把卿比作好的工匠，而對它加以磨礪。卿雖有病，但還未衰老，哪能就這樣辭官呢?」太宗文德皇后安葬後，太宗就在禁苑建高層望樓，用它瞭望昭陵。有一次領著魏徵一起登上望樓，魏徵細看後說：「臣兩眼昏花，看不到什麼。」皇帝指給他看，魏徵說：「這是昭陵嗎?」皇帝說：「是。」魏徵說：「臣以為陛下是望高祖獻陵呢，如果是昭陵，臣原已看到了。」皇帝哭泣，為此毀掉望樓。
後來，魏徵又進獻奏疏勸諫說：「《尚書》說‘宣揚道德小心刑罰’，‘只有懼用刑法’。《禮記》說：‘處在上級地位的人容易侍奉，處在下級地位的人容易瞭解，那麼刑罰就不會繁多。’‘處在上級地位的人多疑，那麼百姓就會感到迷惑；處在下級地位的人難於瞭解，那麼君長就會覺得疲勞。’處在上級地位的人容易侍奉，處在下級地位的人容易瞭解，那麼君長就不會覺得疲勞，百姓就不會感到迷惑。所以君主有一種美德，臣下就不會有二心。刑罰賞賜的根本，在於勸善懲惡。帝王給賞賜、用刑罰，全國劃一，是不應因為親疏貴賤而有所輕重的。現在的刑罰賞賜則不這樣，有時因為高興生氣，有時出於喜好厭惡。遇上高興的時候就惜於用刑，雖然依照法律應當用刑；遇上生氣的時候就離開法律去尋找別人的罪過；自己喜好的人就極力讚美，言過其實；自己厭惡的人就故意挑剔。（這樣必將導致刑罰過度、賞賜不當。）刑罰過度，那麼小人之道就會增長；賞賜不當，那麼君子之道就會消亡。小人的惡行不懲罰，君子的善行不獎勵，而希望達到天下太平、刑罰棄置不用，這是我沒有聽說過的。而且，空閑時清淡，都篤信、崇尚孔子和老子；到了發威動怒的時候，就專門效法申不害、韓非。所以道德的好處未能推廣，刻薄的風尚已先煽起。從前伯州犁與人串通作弊，楚國的法律便遭破壞，張湯心有所輕重，漢朝的刑罰便出差錯，更何況身為君主而自己有偏頗呢!近來處罰人，有的由於供應物品不充足，有的因為不能順從自己的慾望，這些都不是為達到太平而急需辦理的事務。
古人說，尊貴沒有與驕傲相約而驕傲自來，富裕沒有與奢侈相約而奢侈自到，這並不是空話……隋朝以富強而滅亡，原因是國家動盪；我們以貧乏而安寧，原因是國家平靜。平靜就安寧，動盪就混亂，這大家都知道，並不是隱晦難見、微細難察的道理。不走平坦的道路，而遵循已傾覆的車子的行跡，這是為什麼呢?原因在於安寧時沒想到危險，太平時沒想到動亂，生存時沒考慮到滅亡。當隋朝還沒有亂的時候，自以為一定不會亂；還沒有亡的時候，自以為一定不會亡。所以屢次發動戰爭，徭役不息，直到被殺受辱，還不明白滅亡的原因，豈不可悲!照看長相的美醜，一定要用靜止的水，照看國家政治的安危，一定要找已滅亡的國家。《詩經》說：‘殷朝的借鑒不遠，就在前一代的夏朝。’臣希望現今的行動，能以隋朝為借鑒，那麼存亡治亂的道理就能知道了。如能想到導致危險的原因就會安寧，想到導致動亂的原因就會太平，想到導致滅亡的原因就能生存。生存滅亡的癥結，只在於節制嗜好與慾望，減少出遊和打獵，擺脫奢華，停止辦理非急迫事務，小心不要偏聽偏信，親近忠厚的人，疏遠善於阿諛奉迎的人罷了，保持帝王之業是容易的，取得它則確實困難。現在既然已取得那難於取得的帝王之業，難道就不能保持這易於保持的帝業了嗎?保持它不牢固，是因為有驕奢淫佚之心在動搖它。」
皇帝建造飛山宮，魏徵進獻奏疏說：「隋朝據有天下三十多年，教化傳佈於萬里之外，威力使異邦的人感到畏懼，然而一時之間，天下卻全部喪失。那煬帝，難道討厭太平而喜歡滅亡嗎?這是由於他依仗國家的富強不考慮後患的緣故。……向外顯示自己的威嚴，對內行其險詐猜忌之道，邪惡的人受重用，忠正的人被斥逐，上下相互欺騙，百姓實在無法活命，因而導致自身死於平民之手，被天下人恥笑。……用暴虐代替暴虐，將走上動亂的道路。做事情不能為後人所效法，子孫就看不到榜樣。這樣，必將導致民怨神怒。民怨神怒，那麼自然災害就會發生；自然災害發生，那麼禍亂就會出現；禍亂出現，自己的軀體名聲能夠善終的那就很少了。」
這一年，天降大雨。魏徵上書陳述政事的得失說：「臣聽說治國用德、禮作基礎，以誠、信為領先。誠、信建立，那麼處在下級地位的人就不會有二心；德、禮具備，那麼遠方的人就會前來朝貢。所以德、禮、誠、信，是治國的重要綱領，不可以有片刻時間廢棄。古人的書上說：‘君主應該按禮來使用臣子，臣子應該以忠來侍奉君主。’‘自古以來人總是要死的，老百姓不信任統治者，國家也就立不住腳了。’又說：‘同樣的言語，有時能被信任，有時不被信任，可見在言語之前，存在著一個信任的問題；同樣的命令有時能被執行，有時不被執行，可見在命令之外，存在著一個是否真誠待人的問題。’這樣看來，言語不能聽從，是因為言語不被信任；命令不被執行，是因為命令缺少真誠待人之意。不被信任的言語，不能真誠待人的命令，君子是不發出的。自從帝王的正道美善興旺，已延續十餘年，國家倉庫裡的糧食越來越多，土地更加擴大，然而道德不能一天天增廣，仁義不能一天天加深，這是為什麼呢?因為陛下對待臣下，還沒有能完全達到真誠、信任，雖有善始的勤勞，卻無善終的優點。
所以阿諛奉迎之徒得以盡力施展他們的巧辯伎倆，說彼此同心的人是結黨營私，說揭人隱私的人是大公無私，說剛強正直的人是專權，說忠直敢諫的人是誹謗。說成結黨營私，雖然忠實不欺也值得懷疑；說成大公無私，雖然弄虛作假也沒有過錯。剛強正直的人害怕專權的非議而不能全部說出自己想說的話，忠直敢諫的人考慮到誹謗的指責而不敢直言諫爭。惑亂視聽，阻滯正道，妨害教化，損傷道德，沒有比這更厲害的。現在要追求達到太平，就把任務托付給君子，而事情的得失，有時則詢問小人，這樣誹謗讚譽便常操在小人手裡，而督察責罰則常加到君子頭上。中等才智的人，難道沒有點小聰明，然而其心思不能達到遠大，即使他們竭誠盡力，仍不能免於使國家傾覆敗亡，更何況內心懷有用不正當手段營利的企圖，專門承順天子的臉色、旨意行事的人呢!所以孔子說：‘君子中沒有仁德的人是有的，沒有小人而具有仁德的。’這樣看來，君子不能沒有小惡，但惡不多不妨害他是正人；小人也時常有小善，但善不多不足以使他成為忠臣。現在說某人是善人，又考慮他不可信任，這和豎立一根直的木頭卻懷疑它的影子不直有什麼不同呢?所以上級不被下級信任就無法使喚下級，下級不被上級信任就無法侍奉上級，信任的意義是很重大的呀!……如果想讓君子小人和是非不混雜，一定要用德來安撫臣下，用信來對待臣下，用義來激勵臣下，用禮來約束臣下，然後獎善而嫉惡，使賞罰分明。這樣，以德化民、無為而治的美政離我們也就並不遠了!如果獎善而不能提拔善人，嫉惡而不能除去惡人，懲罰不給予有罪的人，獎賞不施與有功的人，那就會有危亡的時候，國家也許不能保住。」皇帝看後，親自寫詔書對魏徵給以表揚和批復。
有一天，太宗宴請群臣，皇帝說：「貞觀以前，平定天下，輾轉奔波於亂世，這是房玄齡的功勞。貞觀之後，進獻忠誠的勸告，糾正朕的過錯，為國家的長遠利益著想，只有魏徵一人而已。即使是古代的名臣，也不能超越他們!」並親自解下佩刀，賜給他們兩人。皇帝曾經問「魏徵與諸葛亮相比哪一個賢能?」岑文本說：「諸葛亮兼備將相的才幹，魏徵不能同他相比。」皇帝說：「魏徵實踐仁義，以輔佐朕自己，想使朕達到堯、舜的地步，即使諸葛亮也無法同他匹敵。」當時進獻密封奏章的人很多，有的不切合世事，皇帝厭煩，想加以貶斥，魏徵說：「古時，堯設立誹謗之木，想知道自己的過錯。密封的奏章，就是古時立謗木製度的遺留吧!陛下想知道政事的得失，就當聽任人們上言。話說得對，有益於朝廷；說得不對，無損於國家政治。」皇帝很高興，對進獻密封奏章的人都加以撫慰後才讓他們離去。
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魏徵進奏章指出當初太宗「陛下答應臣實行仁義之道，保持它不喪失；節儉樸素，始終不變」，而後來漸漸不能堅持到底的十方面事，進行勸諫。一是不能像「貞觀初年，清淨寡慾，教化遍及荒遠之地」，勸諫要學從前漢文帝推辭不接受千里馬、晉武帝燒燬用雉雞頭羽製成的裘那樣保持清心寡慾。二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救助百姓、愛民如子，用子貢與孔子的對話來勸諫不要奢侈放縱：子貢問治理百姓的事，孔子說：「多麼危險啊，就像用朽爛的韁繩去駕馭馬車上的六匹馬。」子貢說：「為什麼這樣害怕呢!」孔子回答說：「不用道去引導百姓，百姓就會成為我的仇敵，怎麼能不害怕呢?」三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役使自已以有利於他人，勸諫不要縱欲勞民。四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親近君子、排斥小人，勸諫不要對小人親呢、對君子疏遠。五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不看重奇異的物品、無益的事情，勸諫不要奢侈糜爛。六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求賢若渴、各取他們所長，勸諫用人不能由內心的好惡出發，不能因一人的推薦而任用、一人的誹謗而拋棄，讓惡意中傷、花言巧語得以通行，使堅持正道的人日益被疏遠和產生隔閡。七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居於高位、拱手安坐、沒有打獵的嗜好，勸諫要保持原有的心志，不要以馳馬射獵為樂。八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對待臣下有禮貌，群情能夠上達，勸諫要禮貌、寬厚待下。九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孜孜不倦地尋求治國之道、常常感到自己好像有不足之處，勸諫不要依仗建立的功業之大，憑恃自己才智的超凡、英明而增長驕氣，放縱慾望，無事而出動軍隊，向邊遠地區的人問罪。十是不能像貞觀初年那樣憐惜撫養人民，使百姓在連年重大自然災害面前終無一戶逃亡，死不離心。
尖銳指出，「現在倘若有一年糧食沒有收成，百姓的心，恐怕是不會像從前那樣安定妥貼的。」並說：「禍與福沒有定規，只在於人們自己招致，人無縫隙，怪異反常的事物就不會隨便出現。現在乾旱的災害，遠及各郡，惡人製造的禍害，就出現在京城，這是上天用來向我們表示警告的，也是陛下應當憂愁、恐懼和操勞的時候。當今是千載一遇的盛世吉期，機會不容易再得到，賢明的君主能做到而不做，這就是臣之憂思積聚深深嘆息的原因。」這篇奏疏呈送給天子，太宗皇帝說：「朕現在已經知道自己的過錯了，願意改正它，以使已推行的善道得以堅持到底。如果違背這些話，朕與您相見，當把這臉面往哪裡放呢！正準備把您呈送的這篇奏疏，安置在屏風上，讓朕早晚都能見到它，還準備將它抄送史官，使千秋萬代都知道什麼是君臣之間的大義。」於是賜給魏徵黃金十斤，馬兩匹。
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魏徵病重。太宗皇帝命令停建一座小殿用其木料為魏徵修造正室；賜給物品；親自到魏徵家中問病，屏退左右，單獨和魏徵談了一整天才回宮。後來又與太子一起去看望魏徵，用手撫摸魏徵，流下了眼淚。到了天亮，魏徵便去世了。皇帝親臨哭吊，極其悲痛，下令朝廷停止辦公五天。天子命令朝廷內外官吏朝集使都前去送葬，追贈魏徵為司空、相州都督，定謚號為文貞。皇帝還親自為魏徵作碑文，並將它書寫在石上。
後來，在太宗攻打遼東的戰役中，高麗、靺鞨的軍隊進犯唐陣，李勣等人力戰破敵。太宗回師，心裏不痛快，說道：「魏徵如果在世，我會有這次出征嗎!」立即下令對魏徵增加了禮遇。唐太宗「從諫如流」，在中國歷代君主中是極為少見的。貞觀年間最著名的諫臣當推魏徵。幾年裡，他曾先後陳諫200餘事，指出太宗在施政方面的失誤，不斷提醒太宗要居安思危、慎始慎終，深得太宗賞識。在唐太宗的倡導和鼓勵下，20餘年間諫臣盈庭，諷諫成風，犯顏直諫，面折廷爭的事例屢見不鮮。當時，上自宰相御史，下至縣宮小吏、舊部新進，甚至宮廷嬪妃，都有人敢直言切諫。由於君臣上下，齊心一致，群策群力，為長治久安的局面奠定了政治基礎。
作為帝王，做到從諫如流是極不容易的，非有大公無私、大仁大義、大勇大智不可。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退朝回到宮中，怒氣沖沖地說：「總有一天，我要殺死這個鄉巴佬！」長孫皇后忙問殺誰，太宗說：「魏徵常常當面頂撞我，使我難堪，實在氣人！」長孫皇后聽後就退出去，穿上朝服再進來，向太宗道賀說：「君主聖明，臣下才敢直言進諫，魏徵敢於當面頂撞陛下，說明陛下是明君。」他聽了皇后的話，平息了怒氣，感到魏徵確是難得的直臣。唐太宗這種知錯能改、虛心納諫的恢宏氣度，是他能夠開創「貞觀之治」的繁榮局面，並成為中國歷史上有道明君的重要因素。
唐太宗由於親眼目睹了隋二世滅亡的歷史教訓，親身感受到了隋末農民大起義推翻隋王朝的偉大力量。所以即位以後，能認識到君如舟，民如水，「水能載舟，也能覆舟」，使百姓安居樂業，才能保住自己統治的道理，堅持推行利民政策。從貞觀元年到三年，關東，關中各地連續發生水旱蝗災，農民甚至出現了賣兒賣女的情況。唐太宗極為重視救災工作，命令開倉賑濟，取出國庫中的金銀珍寶，替那些賣兒賣女的父母贖回子女。在旱災蝗災最嚴重的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他下詔大赦天下說：「請將災禍移到我一人身上，保護全國百姓。」據說，他還在御苑中吞食了蝗蟲數隻，說：「百姓以谷為生，而你將它們吃光，我寧願讓你吃我肺腸，保留下穀物。」這些做法，起到了穩定民心的作用。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全國大豐收；到貞觀十六年(公元642年),幾乎連年豐收。「精誠所至，金石為開」，唐太宗推行的一系列政治、經濟政策，終於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唐太宗李世民為了讓自己的兒孫繼續治理好國家，長保江山社稷，晚年將自己一生學習賢聖明主的治國方法並結合自己的實踐經驗親筆寫成的《帝範》十二篇（「君體」、「求賢」、「審官」、「納諫」、「去讒」、「誡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等）交給太子李治。並叮囑說，這十二個方面，是帝王治國安民的綱領。國家是平安還是危亂，是興盛還是衰敗，治理的道理都在其中了。有人說，難的不是明白這些道理，而是不易實行；難的不是一時能夠實行，而是能否堅持始終。所以說，暴虐荒亂的帝王，原本不是只懂得作惡，而是不能堅持把善行做到底；聖明賢哲的君主，也不是沒有缺點和錯誤，但他們能始終行善背惡。確實是大道幽遠而難以遵守，歪門邪道近在眼前極具誘惑、極易踐行。
唐太宗李世民諄諄告誡太子李治說：人得到的福、禍，並非天命所定，正如《易經》所說：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人如果能夠在禍福面前幡然醒悟，痛悔過去的錯誤，雖然類似亡羊補牢，但這也是明智的做法。有了這樣的認識，後來做事就會更加謹慎小心，不至招來災禍了。你應該選擇那些聖賢的君主為學習榜樣，不要學習我，因為我的作為確實不足為榜樣，有許多錯誤的做法。從最好的學起，結果也只能得到中等的水平；從中等的學起，結果只能獲得下等的水平。自己沒有上等的治國水平，怎麼可以成為百姓的榜樣、讓百姓心服口服呢？我從即位為君以來，有許多做錯的地方。例如，服飾華艷，珠玉滿堂，這是我不注意克制自己私慾的表現；大興土木，筑臺掘池，這是我不知節儉、奢侈浪費民財民力的表現；鬥雞走馬，縱情聲色，招奇納巧，搜求無度，這是我不懂約束自己的身心努力治理好國家的行為；每每出宮巡察，講究排場威儀，勞民傷財，這是我不能委曲自己善待別人的表現。上述這些事，現在想起來，是我自己都不能原諒自己的過錯，希望你千萬不要仿效。
我雖然有許多過失，但我已經先給人民百姓帶來了極大的好處，如率師平亂，安定天下，救民於水火，給人民造的福利遠遠大於危害，功勞大於過錯。所以，我的德行雖然不太完美，但百姓不會怨恨、計較。儘管如此，回顧自己的一生，畢竟沒有做到盡善盡美。想起來就深感慚愧。至於你，自己不曾建立過絲毫的功績，卻直接從父祖這裡繼承了皇位，又怎麼能不更加奮勉努力呢？如果追求善道，弘揚美德，那麼就會基業康泰，身位平安。相反，如果放肆情慾，不知約束自己而走上邪路，那就會使國家大業傾危，自己身敗名裂，皇帝寶位喪失。要知道，國家的大事業，確實是完成很慢而敗亡很快；皇帝的執政地位，也確實是得到很難而失去很容易啊！自己怎麼能不珍惜呢？
（原文：「此十二條者，帝王之大綱也。安危興廢，咸在茲焉。人有雲，非知之難，惟行之不易；行之可勉，惟終實難。是以暴亂之君，非獨明於惡路；聖哲之主，非獨見於善途。良由大道遠而難遵，邪徑近而易踐。小人俯從其易，不得力行其難，故禍敗及之；君子勞處其難，不能力居其易，故福慶流之。故知禍福無門，惟人所召。欲悔非於既往，惟慎禍於將來。當擇聖主為師。毋以吾為前鑒。取法於上，僅得為中；取法於中，故為其下。自非上德，不可效焉。吾在位以來，所制多矣。奇麗服，錦繡珠玉，不絕於前，此非防欲也；雕楹刻桷，高臺深池，每興其役，此非儉志也；犬馬鷹鶻，無遠必致，此非節心也；數有行幸，以亟勞人，此非屈己也。斯事者，吾之深過，勿以茲為是而後法焉。但我濟育蒼生其益多，平定寰宇其功大，益多損少，人不怨；功大過微，德未虧。然猶之盡美之蹤，於焉多愧；盡善之道，顧此懷慚。況汝無纖毫之功，直緣基而履慶？若崇善以廣德，則業泰身安；若肆情以從非，則業傾身喪。且成遲敗速者，國基也；失易得難者，天位也。可不惜哉？」）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病逝，享年51歲。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生，武功文治交相輝映。他的開明作風和政治智慧，恢宏的氣魄，吸引了大批忠貞才智之士，一時間人才薈萃，群英滿堂，上下一心，共同創造了「貞觀之治」，為中國封建社會的繁榮寫下了輝煌的一頁。他以民為本的思想，廣開言路，虛懷納諫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準則；鐵面無私，依法辦事的氣度；構成了貞觀之治的基本特色，成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樣。使唐朝在當時與西方國家相比，無論在政治、經濟，還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