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撼的歷史 大躍進中的何家壩(上)
【看中國2013年06月20日訊】
寫作緣由
情景回放：高中一年級教室，學生自讀課。
老師：「本節自習課，請同學們自讀課文《人口》，有疑難問題就提出來，我好給大家解答。」
學生甲：「老師，葛劍雄在《人口》這篇課文中（課本第221頁第一段）寫道：‘20世紀60年代初的飢荒使中國至少損失了1800萬人’，這包括我們四川省，特別是包括弧稱天府之國的‘上五縣’溫江縣、郫縣、崇慶縣、新津縣、灌縣嗎？」
老師：「包括，當然包括這‘上五縣’」。
學生乙：「老師，什麼原因造成這麼大的飢荒呢？」
老師：「是自然災害，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
學生甲：「是哪種自然災害呢？是水災還是旱災？是蟲災還是病害？是瘟疫還是地震？這損失的1800萬人口比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蘇聯戰死的1000萬士兵還多800萬，他們是淹死的還是病死的？是凍死的還是餓死的？老師，您是共和國的同齡人，從那個年代過來，您應該知道真相，告訴我們吧！」
老師：「都有吧，都有吧。總之是自然災害，水災也有，旱災也有，蟲災也有。」
學生丙：「可是我們這裡是成都平原，都江堰的自流灌區，千百年來都是旱澇保收，怎麼會出現連續三年的自然災害呢？我查了若干資料，這三年四川氣候都為正常呀！老師，這飢荒或許有人為的因素吧？課文中的‘損失’一詞，可不可以理解為‘餓死人’？」
老師：「……這……有人為因素，浮誇風、共產風，人災！這樣吧，以後我再抽時間給你們解答。今天答疑到此結束，下課！」
眾學生：「唉，老師今天咋了，解答疑難吞吞吐吐……」
這是我幾年前上課中的一幕，文中的老師自然是我，學生自然是我的學生。
本人教書30餘年，向來視傳道授業解惑為神聖，對學生的疑難問題，總要給予完備準確的回答，並以此贏得不錯口碑。惟有在這一堂課上，在這個問題前，自覺言不由衷，深感被動窩囊，在學生有所準備的步步緊逼之下，只能節節敗退，可悲地、不甘地掛起了免戰牌！
其實，我可以主動答疑因為我「從那個年代過來」，我「知道真相」，但我自有我的苦衷！
在葛文「20世紀60年代的飢荒使中國至少損失」的1800萬人中，也包括我的50歲的父親，我們村的第一任生產隊長，我們縣的支前模範、我們縣的第一屆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縣長曾親自給他挂過獎章），還包括佔我們村四分之一人數的30多名鄉親。對葛文中的「飢荒」一詞，很久以來的用語是「三年自然災害」，對「餓死人」的說法，過去一直視同於攻擊社會主義制度，攻擊「三面紅旗」的反革命言論，諱莫如深，是最大的禁區。就是在今天，葛文也只能用中性詞「損失」一詞模糊過去。而像「餓殍遍野」、「十室九空」這些我們這輩人親歷親見的事實，也只准人相信那是文言詞彙，是遠古蠻荒之時才能發生的事情。
鑒於此，我怎能不經一番思考就隨便告訴學生真相呢？這「惑」難解啊！
而這一思考，就是兩年。兩年後，我感到我應該，也能夠給學生解「惑」了。
故，在那尷尬的解惑過去兩年之後，寫出我經歷的三年大飢荒，作為給我的學生以及後來人的解答。
另，文中所涉及到的人和事，作者就事論事，絕無貶損之意，還望我的父老鄉親有所諒解。
（一）
我的家庭是一個貧苦農民的家庭。母親一生養育了6男2女，我排行第7，上有5哥1姐，下有1妹。母親雖目不識丁，卻深知讀書識字明理的重要，所以在當年農家子弟盛行學門手藝掙碗飯吃的時候，她斷然謝絕了若干個木匠、泥水匠收我們為徒的美意，把我們通通送進學校，說讀書才是正路，才能派上大用場。結果，靠她的汗水、艱辛和助學金的供養，我們家6兄弟就出了3個大學生，1個中專生。
至於父親，雖然他短短的50歲的人生沒給我們留下一張照片，在他離去時我也才12歲，但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歷歷在我腦海裡閃現：魁梧高大的身軀，強健無比的體格，絡腮鬍黑黑，胸毛森森，父親他簡直就是個標本式的中國農民。
父親雖然出身貧苦，一字不識，但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他真是無所不能：一根不起眼的毛竹，在他手裡擺弄一會，便被製成一架精巧的「水窩弓」，放到莊稼地裡，不一會兒就為我們捉來一隻兩隻的喜鵲、烏鴉；一節竹管，不到半天，就被他製成竹簫，吹出如《王大娘補缸》、《昭君出塞》之類的悠揚樂曲；一個不起眼的雞籠，經他改裝，安上叫「消息子」的機關（一種安裝在雞籠鴨舍捕捉山貓、黃鼠狼等小獸的裝置），常常就能在半夜裡關住來偷雞的黃鼠狼、野貓。父親還是舞獅的高手，放獵鷹的能手，三江、懷遠、崇慶、大邑的平原高山，都留下他的足跡，與他同時代的老人們現今說起他，仍然有說不完的故事，道不盡的傳奇。當然，父親更是種田的好手，一口氣不息能插8分田的秧，擔180斤的谷挑子二里路不換肩。父親疾惡如仇，豪氣凜凜，常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聽母親說，1948年，正是栽秧趕水關頭，惡霸堰頭（舊時管理水務的地方小吏，又稱「水管事」）卻守住水口獨霸不放。眼見全村十幾戶人家秧枯難栽，父親怒火中燒，停住犁耙，赤條條提著牛鞭趕去，劈頭蓋臉抽得堰頭抱頭鼠竄，而後來他只得被迫遠走雅安，靠給人挑水為生達一年之久；在劉公堰，為開河引水，當地惡霸帶人強行阻攔，雙方箭拔弩張僵持不下，父親挺身而出，一個箭步飛過丈二寬河坎，一鋤頭打爛對方報警鑼，嚇得百人連連後退！如果上述這幕只是據母親所說，那下面這一幕便是我親眼所見：1957年春耕，生產隊租來一頭未經教過的大牯牛。春耕大忙在即，只得自己教牛。可在教牛犁田時，那牛猛一角將在前牽繩引導的何紀雲撬出老遠，腿上起了個碗大的洞，鮮血直冒。可這牛還不罷休，掙脫犁頭還要做第二次進攻。在這千鈞一髮之時，在後掌犁的父親，飛身上前，粗大的雙手緊握如刀尖般的牛角，「嗨」一聲暴喊，雙手一掰，那瘋牛頭就猛地一扭，四腳朝天，山搖地動般地摔了下去。圍觀的人在驚愕中醒過來，歡呼雀躍，被救者更是感恩不盡，長跪不起。那時，父親確是我心目中的英雄，大大的英雄！
養育8個兒女的父母親，吃的苦，受的罪可想而知。所以，正如中國千百萬農民一樣，受苦受難之際，他們巴望著有新的生活。在父親40歲正當壯年的時候，他迎來了共和國。父親他是懷著多大的喜悅，多大的熱情來投入這新的生活的呀！我隱約記得，父親和大哥從地主家抬回了分給我們的勝利果實——一個大衣櫃和一個大澡盆。父親喜滋滋味說，衣櫃給大哥娶媳婦，澡盆給全家洗澡正合適。
的確，在我幼年時的記憶中，我們的日子是好過的。父親和母親買了耕牛，置辦齊了犁耙、拌桶、晒墊、風谷機等農具，辛勤愉快地耕種著政府分給的十多畝水田，秋收後交了兩雞公車公糧後，剩下的穀子裝了幾拌桶，新糧蓋舊糧，年年吃不完。過年了，家中還殺年豬，全家都縫新衣、做新鞋。農閑了，父親還到成都大哥工作的廠裡，二哥當兵的部隊裡玩，回來給我們講汽車、電燈，講他在武侯祠大樹下石板上睡到天黑關門，講二哥部隊的服務員每天早飯都要給他送上一大杯「米湯」，他一直沒喝，直到二哥告訴他是牛奶才喝的趣事，惹得母親哈哈大笑，惹得我們幾兄弟心中痒痒，巴望著有天也到成都開開眼界。父親還丟下抽了許多年的水煙袋，改抽紙煙。他買來了個銀灰色的鋁煙盒，一包紙煙買來後，都要將煙一根根抽出，整整齊齊地放在鋁制煙盒裡夾成兩排，然後才一根根抽出悠閑滿意地吸著。那時，我常跟著父親下酒館。父親喝的是西江牌的崇陽大曲，我卻只能吃血旺子和豬耳朵，不敢吮吸父親蘸在筷頭上的酒滴，常引得醉醺醺的父親開懷大笑。
父親堅決支持母親把我們統統送進學校，說不是偽政府時候了，娃娃要讀書奔大好前程，還先後把大哥送進工廠，把二哥送去參軍，送去平息西昌的土匪叛亂。二哥平叛負傷，母親哭了，父親心中不安，但仍平靜安慰母親，說當兵就要打仗，受傷死人難免，那麼多人都過得，自家咋就過不得。大約是1952年吧，父親第一個報名支前，擔著一百多斤軍糧，和縣上幾百民工隨軍西進，經灌縣、汶川，到雜谷腦（即今四川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理縣—編者注），翻直貢山一直深入到馬唐草地（即今川西馬爾康一帶）藏區。許多人病倒、累倒，有人還當了逃兵，父親卻堅持到完成任務才返回，還救了一個民工的命。
這就是我的父親，一個典型的農民的形象，滿懷著對美好未來的憧憬，張開雙臂擁抱著嶄新的生活，投身於新生活的建設。建社了，鄉親們選他當第一任生產隊長，他愉快地接受了。從此事事更走在前頭，要修學校了，他把自家祖上留下的十幾棵柏樹和備下的房料全獻了出去；要打老牆土造肥了，他帶頭把自家幾十丈院牆推倒代之以籬笆；要平墳造田了，他又帶頭挖了自家祖墳，默默地把祖先白骨深埋；要入社了，他帶頭把土地交了出去，把剛買兩年的耕牛農具，積下的陳谷新麥、葫豆豌豆統統交了出去；再後來要大煉鋼鐵、獻銅獻鐵了，他又把家中的大鍋揭下，把廚櫃中的錫壺、母親的水煙袋砸碎甚至把衣櫃上的銅鐵飾件撬下，統統交了出去。他說，上級講了，公社化了，大躍進了，總路線了，三面紅旗好得很，一天等於二十年，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而當時的事實也告訴他，幹活是「大兵團作戰」，幾十上百人的隊伍上午戰西邊三里的陳村，下午戰東邊五里的王莊，吃飯是公共食堂，要「鼓足幹勁搞生產，敞開肚皮吃干飯」，共產主義的供給制就在眼前，「理髮不要錢，吃飯不燒鍋」即是鐵證，「奮戰六十天，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豪邁口號，激得人們熱血沸騰。「夜不閉戶」的升平景象，也並非幻想，社上的糧車十輛八輛夜停打場無人看管，從來都不見差一粒，倒是有如王子清這樣大字不識一個的老實農民，雞叫就起來推到王場的國家糧站上交公糧，比雷鋒的優秀還早幾年。
由於父親出色的工作，由於他的忠誠和熱忱，他被選為勞模，出席了崇慶縣第一屆勞模大會，縣長親自為他戴上一枚金光閃閃的「社會主義建設積極份子」的勛章，讓全村人自豪了好久（從母親的一張舊照片上，今天，我們仍能看到這枚勛章）。然而好景不長，就在兩年後的1960年3月12日，我這50歲的父親，竟同全村1/4的農民一起，活活餓死在這塊生他養他的土地之上，成為今天我的學生們常詢問的「1800萬」中的一員。
我常聽現在6070歲的人們痛惜地說道，就照1952年1953年那樣，各家各戶單干把每人的1畝2分田種到今天，不去搞什麼大躍進、人民公社，那中國農民不知要富到何種地步，其實當年已初現了小康。結果折騰20年，又回過頭重來，多冤啊！而我還要說，這折騰的結果，不只是物質的極大匱乏，不只是「至少損失1800萬人口」，更重要的是人思想精神層面的損失，是人性，信仰的傷害，是對中國幾億農民純樸、忠厚本性的傷害。不是嗎？當初那種一呼百應、公而無私、夜不閉戶的升平景象，何時才能重現呢？
（二）
飢餓童年的記憶是不易抹去的。像大躍進、人民公社、總路線三面紅旗飄飄的情景，我至今仍有清晰的記憶。
正當父母親滿心歡喜地耕種著那10多畝水田，享受著太平豐收的時候，從1953年起，相繼出現了互助組、合作社、人民公社的生產組織形式。互助組，顧名思義，那還是農戶間的生產互助形式，土地、收成仍歸各家所有，農民當然歡迎。我至今還記得，輪到我家割麥插秧的大忙時節，村裡各家或帶上農具，或牽上耕牛前來幫忙，十多個人一兩天就互助我家收割栽插完畢。母親則在家備上好飯好菜好酒款待這些鄉親們。田間地頭，酒足飯飽，鄉鄰間笑語歡歌，其樂融融。完了，父親母親則又到另一家互助，可惜，這種互助組沒搞到兩年，1953年，便過渡到合作社。合作社從本質上改變了生產資料私有，是完全的走集體化道路。土地、農具、耕牛等一切都入社充公，收穫歸集體所有。由於事前有很好的宣傳動員，更由於人們對翻身的感激，對「新中國」的信任，入社是空前的踴躍。第一批被吸收的必須是先進份子，黨、團員優先，無上光榮。第二批、三批的視為落後，單干戶視為落後典型，很覺臉上無光。像我們村何躍章一家，1949年前開皮革作坊，置下田產30多畝，土改時劃為富裕中農，最後入社，多收了兩季莊稼，災荒來時，全家二十幾口以此保全，未「損失」一人，竟因禍得福。
我清楚記得，入社那天，是個冬天的早晨，村裡何學明等好多人來到我家，從拌桶裡，罈子裡挑走了所有的陳谷新麥，胡豆豌豆，而父親母親卻一臉的坦然放心，鄉親們也嘻嘻哈哈，充滿著美好的憧憬。還記得我們的課文就這樣寫道：「單干好比獨木橋，走一步來搖三搖。合作社鐵橋雖然好，人多車多過不了。人民公社是金橋，通向天堂路一條。」既然是通向天堂的金橋，人們等不得了，合作社沒兩年，人民公社在一片歡呼聲中誕生了。人民公社的最大優越性是「一大二公」，是共產主義的具體體現。它的「大」表現在規模大：在縣區以下，按35萬人組成一個公社，當時崇慶縣30多個公社，再由45個自然村上千人1000多畝田的規模組成一個基本的生產、生活單位叫管理區，後來又叫大隊。勞動者按軍隊的營、連、排、班組建，由連、排、班長帶著生產，或耕地，或插秧，或餵豬或種菜，或煉鋼或熏土，全看情況而定。為體現「組織起來力量大」，常組織「大兵團會戰」。「夜戰」幾百上千人黑壓壓一片，紅旗飄飄，喇叭聲聲，長途奔襲，就近挑戰，號令一出，萬人奔騰，好不熱鬧，好不壯烈！它的「公」表現在共產主義的精髓——消滅私有財產。土地、農具、耕牛等生產資料公有了，剩下的就是飯碗了。消滅飯碗私有的有效手段就是挖灶、揭鍋、滅個體煙火辦公共食堂。從根本上解決滅私為公，從「靈魂深處鬧革命」。
我清楚記得，每天天剛亮，各家大小就各帶著碗筷到二里外的王村王琛如的大院裡「吃公共食堂」。那飯堂好大喲，分排分行安著上百張從各家各戶抬來的方桌、圓桌甚至八仙桌。開飯了，炊事員抬著好幾個兩人才能合抱的大飯甑挨排放下，竹編的甑蓋一揭開，雪白的大米飯上騰地冒起一團白霧。人們一擁而上，用大碗小盆盛上，端到自選的飯桌前狼吞虎嚥起來。吃不了的，隨意倒掉，家中有貓有狗的，還要給貓狗們盛回一碗。我至今還記得，父親為干涉那打貓飯的王洪順打一盆顯然太多，把「貓」念成「毛」引來哄堂大笑，令我在同學面前丟臉的情景。至於菜，開初一段時間是有的，那是從食堂的菜蔬地裡割來的青菜、白菜、蘿蔔之類，水煮鹽烹，每桌能舀上幾杓。吃肉的事，記憶中有兩回，一回是上級檢查團來檢查伙食團，殺了兩頭豬，一回是國慶節，也殺了豬，除此之外，就沒有過了。因為上千人的食堂，吃一次肉確非易事，公社養豬場那80頭豬，除了要為一千多畝田地積糞，更主要的是要迎接各式各樣的參觀團，檢查團，那是人民公社的門面，怎好輕易損毀呢？
早飯吃完，營長或連長就吹幾聲哨子，等大家安靜下來後，就安排大人們當天的農活，或到二里外的何家堰打土巴（一種農活，即把大塊田土打碎以便於耕種），或到三里外的王墩子點麥，或到八里外的張河壩扯油菜秧，或就近熏土積肥，按連、排、班各自帶上工具由連、排、班長帶走具體實施，如果是會戰，則由營長親自帶隊。農活的安排往往是一天或一天一夜，所以營長特意告訴大家，為了不耽誤農時又不影響大家身體，午飯、晚飯由炊事班送飯到地頭，所以不要忘了帶碗筷下地。除非有醫院證明，不得請假。而我們學生，則高高興興背上書包上學。
可喜的是，我們小學生也有公共食堂，地點就在學校隔壁的「紅兵連」（即今白頭鎮衛生院斜對門，我至今不知為啥叫「紅兵連」）更可喜的是，學校離家雖只兩三里遠，但我們卻可以在這條放學路上吃上兩三頓飯：第一頓，在學校「紅兵連」吃，八人一桌，白米干飯隨便舀，有菜有湯。放下飯碗，一出校門便到父親的使牛班集中的大柏樹下吃第二頓飯，隨手抓個饅頭，啃兩口丟了繼續往前趕，來到二隊母親插秧的婦女連，抓個飯碗到田坎上的飯甑裡按上碗白米飯刨上兩口又完事。最後回到二隊公共食堂裡，老年人的晚飯剛開甑，又可吃耍一頓。
那時的我們，簡直無憂無慮，只是聽大人們說，這叫「共產主義供給制，公共食堂最安逸」。為此，有人還專門寫了一篇名叫《笑聲滿食堂》的文章，被選作我們小學生的課文，以歌頌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優越性（有心讀者可以從檔案資料中查到這篇小學五、六年級的課文）。
私有制消滅了，共產主義成了人們認為馬上就可以實現而且已經部分實現了的理想。資本主義的英、美算得了什麼，必須超過它，甚至取代它，我的老師何玉書就順應全體人民的呼聲，將自己所生的一對雙胞胎姐妹取名為「周超英、周超美」，贏得上下喝采。要超英趕美，要「奮戰60天提前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就必須躍進，大躍進！
大躍進，就需要大生產，高產量。於是「組織起來力量大」的半軍事化的公社組織之下的各種增收措施和「科學方法」也隨之出現。首先是從改良土壤，增加肥效著手，具體辦法就是熏土。即將田土進行一番煙熏火烤。莊稼收割後，人們便馬不停蹄地將田土犁轉，在田中將大塊的田土壘成半人高的土牆，再架上樹枝、稻草、麥草或者木柴猛燒猛熏幾天幾夜，直到田土被燻黑烤乾烤酥，再推倒打碎播種栽插。播種栽插需講科學，玉米、大豆須一粒粒按序擺放，叫「螞蟻出洞」，秧得「東西成行，南北開廂」或要「雙龍出海」，還得破千年老規矩，改一季稻為雙季稻，按測算肯定是雙倍的豐收。儘管後來有人說「與其三三見九，不如二五一十」。（指一年稻麥兩熟，每季500斤共1000斤勝過兩季稻加一季麥每季300斤共計900斤）人們認為這分明是攻擊大躍進的右傾言論。人們也知「莊稼一枝花，全靠肥當家」。「豬多肥多糧才多」，毛澤東就明確指出：「一畝一豬，一人一豬」，然而消滅了私有制，私人養豬早已被禁止，上千人的一個伙食團，一個集體，一千多畝田，只能辦起一個養豬場，餵上百頭豬，已屬不易，更何況這些莊稼賴以生長的主要肥源，還要靠人一擔擔挑到三里外的王村，五里外的李村，湯湯水水，蕩來蕩去，搖晃三五里後所剩無幾，每畝攤下來也難得有三五擔，從1959年1962年伙食團「下放」的3年中，毛豬更是絕跡，莊稼全都種在「衛生田」（指未下糞的清水田）裡了。大減產甚至絕收在所難免。實在不行了，人們就靠灑石灰、積草皮渣肥來養莊稼（那時還沒出現化肥）。灑石灰倒能在當季起一些作用，但這四川盆地是典型的水稻土，使用石灰後，第二季就板結了，無疑於挖肉補瘡。至於土肥，人們鏟草皮掃地灰打揚塵，推倒各家院牆打老牆土，挑至地裡當肥用。但人力畢竟有限，肥力畢竟有限，對上千畝莊稼來說，仍是杯水車薪，「莊稼不吃瞞心食」、「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結果是地裡草比禾苗高，「一趟都跑得過」，割谷時，有人一手就捏完48窩（現在最多10窩），有的地頭甚至長不出莊稼，完全荒蕪了。這，大概就是後來人們歸之為「自然災害」的理由了。這種減產甚至絕收在之後的三年中惡性循環，所以就叫「三年自然災害」。我們那裡的農民都認為，這是三年大飢荒的根本原因，哪有什麼自然災害！
面對莊稼歉收減產，有人另想出增產辦法：平墳造田，一是增大種植面積，二是墳地肥沃，用不著施肥。直到今天，我仍記得跟隨父親帶人平祖墳的情景——
我家是「湖廣填四川」時遷來的大家族，祖籍據傳是湖廣北省麻城縣孝感鄉。1949年初未入社那幾年的清明節，父親都要帶著全家老小去「上墳」。那是好大一片墳地喲，古柏森森，鳥語陣陣，墳塋座座，一片莊嚴肅穆。父親帶著我們在一座座墳前燒香化帛，除草壘土，並告訴我們那是一世祖、二世祖，這是爺爺、奶奶、二伯完了，一家人就在古樹下的草坪上吃著供品，喝著美酒。在我的感覺中，那簡直就是一年一次的難得的踏青春遊。而現在，父親卻正領著全村人在早已砍光樹的墳地裡平墳造田。我親眼看見，一座座的新墳古墓被鐵鍬鋼釺撬開，有的棺木白骨已朽至酥脆發黃，人們幾鋤敲碎，幾腳踏平，填上土即成平地。有的棺木還很結實，紅漆黑漆還閃閃發亮，人們就將長板拖來搭橋，短的劈開送去公共食堂煮飯，白骨就地埋掉。挖到爺爺墳時，父親顯然沒有了往年上墳時的安詳坦然，他滿臉憂傷，把爺爺骨骸深深埋下，並又在上面蓋上推倒的墓碑，然後才在上面填上一層厚土，並做了記號。難挖的是一座用紅沙石條砌成的大墓，人們用鋼釺撬，用十字鍬挖，好半天才撬開一個大洞，有人好奇，大著膽子進去，撿出幾柄生著綠鏽的銅劍，覺著無用，幾鋤頭打彎，丟了。最後全撬開，棺木骨頭都爛完了，一地都是亮晶晶的液體，父親說那是水銀。還有許多怪模怪樣的陶罐、陶人、陶獸之類，也都打碎埋了。只是有兩對玉圈，有人不怕不吉利，拿去給娃娃耍了。
印象深的是挖本家何益林大老爺的墳。1949年前何益林是村裡首富，白頭場(即今白頭鎮)的袍哥舵把子，有田100多畝。他孫子何盡義畢業於四川大學，1949年前一年接任其叔伯兄長何學涵出任成都兵工廠副廠長職務，時年30歲。何益林死於1950年9月，何盡義為祖父大辦喪事廣散家財，讓全村人熄火3個月，天天在他家吃喪飯，貓狗都全包，活活吃完了兩倉米。就在1950年臘月三十那天，在「解放軍」攻取崇慶縣城的炮火聲中，他匆忙將祖父抬到祖墳下葬。不幾天，他便在成都向政府投降了。據說他可以飛臺灣的，一因祖父死而未葬；二因形勢吃緊，他想飛時已不准帶家屬了，想到自己是學生出身，剛接手別人丟下的亂攤子兵工廠，無多大罪過，留下陪著老婆孩子或許無妨。但是，何盡義還是在成都被當時的人民政府「鎮壓」了。而他的川大同學，他的前任何學涵卻比他聰明，一看形勢吃緊，馬上從重慶趕回老家，在勸說父母兄弟一起飛臺灣無效後，就帶上老婆孩子飛去臺灣了。20世紀90年代初，何學涵回大陸探親，雖說已退休，但鑒於他在臺灣空軍中的官位太高，影響不一般，崇州市政府按有關政策給白頭鎮政府的請示復函仍是：不公開宣傳，不官方接待，按一般台胞探親低調處理。儘管如此，何學涵回家仍很風光，辦了十幾桌酒席請鄉親父老，並一一送了禮物，在聽說何盡義情況後，唏噓不已。
再說何益林的墳被挖開後，只見棺木衣衫如新，屍身完好。有人把他從棺木中扶起，還能端坐如生。村民龔裁縫見了，一鋤頭打去，頭即飛走。屍身上穿的9層壽衣，結實光鮮，村人何祝安見了，甚覺可惜，一一脫了下來，帶回家中洗後，父子四人便一人兩件三件分而穿之。說來也怪，這綾羅綢緞製成的衣服褲子，穿不上幾天後，就化絲破碎，穿不上身了。第二年下半年，何祝安父子四人連同何祝安老伴，全都死於飢荒，成為村裡第一家死絕戶，惹得人們議論紛紛。
大躍進使得「一天等於二十年」，人民公社是「組織起來力量大」「一大二公」，地也擴了，土也熏了，雙季稻也種了，就連偷吃莊稼的麻雀也被劃為「四害」發動全國上下的人搖旗吶喊萬炮齊轟給消滅了，農業當然該空前大豐收了。蘇聯人衛星上天，咱中國農民也應該放「衛星」，遵循「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只要有了人，什麼人間奇蹟都可以創造出來」的原理，人們一次又一次地，後浪推前浪地創造著勝利，放射著「衛星」。今天，王村才報畝產千斤的喜訊，明天李村又報產雙千斤，後天陳村更傳出畝產萬斤……到處的牆壁上，黑板報上，報紙上，廣播裡，都畫著、寫著、登著、喊著畝產千斤萬斤放衛星的喜訊號召和決心，這是多麼振奮人心的氣魄啊！我學的一篇課文《我來了》就這樣宣告：「天上沒有玉皇，地上沒有龍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龍王。喝令三山五嶽開道，我來了！」便可看作是當時人們的真實寫照。
光是報喜還不行，因為千斤、萬斤還只是嘴上紙上的數字，於是就有了半成熟的稻田密不透風，稻穗緊密得上面放上個雞蛋掉不下，坐個小孩壓不彎。可有人說，這奇蹟是人們在事前便將十多畝快成熟的水稻連根拔起，連夜移栽在一塊田裡創造出來的。儘管如此，照片也登出來了，新聞也廣播了，緊跟著，各種各樣的參觀團，檢查組來到村上，要實地看豐收的成果。於是，人們打開糧倉，一看果真是滿倉滿囤的黃谷大米，玉麥小麥，可知情人知道，只有上面薄薄一層，下面全是稻草麥草，檢查組也心知肚明，拍拍倉，吃完招待的酒菜，滿意地走了。這就是後來人們說的「浮誇風」。
大躍進光有農業的豐收還不行，要使國家富強，還得靠工業，而工業，必須以鋼鐵生產為基礎。於是，一個全民大煉鋼鐵的運動同時在全國上下推廣開了。一時間，公社的院壩裡，學校的操場上，一座座「土法上馬」的小高爐建成點火了。爐火熊熊，人們日夜奮戰，從百多里外的山裡肩擔背馱背來礦石、煤炭投入爐中，一天兩天後，終於流出了鐵水，儘管只有那麼可憐的二三十斤，但畢竟出鐵了，於是一張張喜報飛向公社，飛向縣府。在得到肯定和表揚後，人們幹勁更大了，信心更足了，熱情更高了，決心幹出更多的成績放大衛星。但靠人力從百裡外背來挑來的礦石煤炭畢竟有限，難以維持。於是人們就地取材，沒有礦石，便把家裡的飯鍋，廢棄的犁耙，鐵釘鐵絲甚至傢俱上的銅鐵飾件獻出，無償支援這偉大的事業。煤炭不夠，就砍樹代替，不管是柏樹榆樹，見樹就砍。不久，樹沒了，但鋼還得煉，於是人們便又拆起房子來。
拆下房料送公共食堂煮飯或送高爐煉鋼並非難事，一點也沒有阻力，因為已經「公共食堂」了，「公社化了」，「你的就是我的，我的也是你的」，私有財產早已姓「公」，「家」的概念也大為淡薄。吃在食堂，干在連隊，「家」只是個晚上歸來睡覺的冷冰冰的空房子。所以有好些人，為圖吃飯近方便或睡得舒服些，乾脆捲上被蓋收拾起碗筷遷到食堂附近的公房住下，把自己住了幾代人的老屋丟下不聞不管。比如我家隔壁的何紀雲家，祖上行醫，置下了一座面積達一畝多的農家小院，小青瓦房的大院壩裡是個果園，院門一關，小院裡鳥語花香，幽靜清爽，果子成熟時，我們常去摘桃子李子吃。公共食堂了，何紀雲到公社皮革廠做工，吃住都在那裡，他媳婦王淑君就帶上孩子回到緊挨食堂的娘家去住，空下這麼好的農家小院沒人住，果樹砍了，傢俱燒了，自然成了第一批拆來送食堂、煉鋼爐的柴火了，毫不在意，毫不可惜，十分自然。同樣的還有何學川家，何學貞家，原都是獨門獨戶的農家院，到公共食堂了，不分彼此了，結果何學貞一家搬到富農何德興家，何學川家搬到何益林家的老房子。而他們兩家的20多間草房瓦房，最終當然也進了公共食堂的灶膛，而住何益林老房子的還有從三隊雙廟子搬來的李治安一家。總之，那時真是吃有定點，居無定所。人們隨遇而安，頭腦也相當單純，任由別人支配。僅憑隊長一句話，人們就可以騰出自己住了幾代的老屋而去和另一家擠在一起，或憑自己幾句話就可以進入別人家的大瓦房而丟棄自己的茅草房。所以說要拆張家李家幾間房來送食堂煮飯或送煉鋼爐煉鋼，並非難事，並無阻力，這話的確不是天方夜譚。
我家老宅是一世祖何痴入川擇業時置的，黑漆彫花大龍門樓，進門後有前後兩進正房。我們住的前面大院裡，有4棵上百年樹齡的大油板栗樹，將整個大院蓋得嚴嚴實實。春天，每當栗花開放時，花粉如雪飄飄而下，滿院飄香，樹上濃葉密枝裡，紅嘴八哥、灰色斑鳩甚至貓頭鷹都在上面壘巢棲身，生兒育女。每當黎明時分，鳥兒們便呼朋引伴，嬉戲打鬧，使得整個院子熱鬧非凡，生機勃勃。不幾天，栗花謝了，掉下無數二三寸長的毛茸茸的條狀花穗，我們便把它收集起來，編成酒杯粗的長繩，晚上點燃當蚊香用，既清香滿屋，又能驅蚊避臭，一直要用到整個夏天結束。10月，板栗熟了，「娘開胯，兒落下」，這是母親給我們猜的一個謎語。謎底是說板栗熟時，栗苞裂開，落下紅油油的大板栗來。多年來，這幾棵板栗樹都當成全家的搖錢樹，年份好的時候，賣的錢可抵得上兩頭肥豬的價。記憶中，我們沒少吃母親做的乾炒板栗，雞燒板栗。最好吃的還是母親把板栗埋在沙中一直放到過年挖出時吃，仍新鮮如舊，或是放到廚房中的炕笆上，過年時取下，板栗肉已干縮金黃，吃起來香甜得膩人。至於落下的栗苞，雖滿身是刺，卻是上好的燃料，整個冬天，我們都燒它——或用它燒火煮飯，或用它燒火取暖，而用它燃後剩下的火炭裝烘籠子，烤上一夜都不滅。可以說，我的童年就是在聞著栗花香、吃著板栗果、烤著板栗火中度過的。可是現在，這祖上留給我們的板栗樹保不住了，不屬於我們了。先是板栗熟了，誰都可以來打，來拾。有一天，我對來打栗子的何學松說：「這是我們的！」而他卻惡狠狠地說：「現在連命都是共產黨的了，樹還是你們的？」我只得悄聲走開了。有天下午，母親見沒人，就悄悄拿竹竿打了些下來，正在往一書包裡裝時，一個駐社工作組的人來了（不知為啥是位軍人）硬是把母親手中的栗子連書包一起提走了。這又是我親眼所見，母親那悲憤的表情，至今仍深深印在我腦中。不久，這幾棵上百年的板栗樹也沒逃過被砍掉的命運。這就是人們後來說的「共產風」，或叫「一平二調」。再後來，1963年吧，國家對這樣的事有過「賠退」，即將兩年前無償徵用毀掉的房屋樹木等私有財產給予一定數目的經濟賠償，還在的給予退還。我們家4棵大板栗樹、5棵百年的青岡樹(又名青岡櫟)和幾十棵大柏樹等，統共退賠了24元錢，買了幾斤米吃，那幾家房子沒了的，各領了百多元，相繼在原宅上建起了草房、瓦房居住至今。
農業、工業都大躍進，放衛星了，教育當然也要大躍進。四哥進了縣城裡中學，我和五哥進本地完小，父母們則進夜校，一些年輕人則進「紅專大學」。中學畢業的三哥和幾個高小生晚上就當夜校老師。那幾個高小學生當老師的班，大都是青年婦女，姑娘小夥，上課的主要內容就是教唱歌跳舞，那「南風赤溜溜地吹，吹到南山去，鋤頭犁耙下糞水，今年收成一定好」的歌兒，至今我還能哼唱。而三哥教的班，大都是如父親一樣的四五十歲的男人，雖然冷清，卻在昏暗的煤油燈下認認真真學了幾個字，如「蘿蔔、茄子、挑篼、扁擔」之類。至於「紅專大學」，校址在今何家壩群眾橋頭的一座小院裡，從外觀看，院牆粉刷雪白，大紅的標語口號格外醒目，裡面不時傳出歌聲，裡面的大學生是些經過挑選的男女青年，比如村裡的何俊瑤就是其中之一，這裡既有歌聲笑語，又免去熏土煉鋼，能進去確也讓人羨慕。至於裡面什麼人在當大學老師，上什麼課，結果如何，因人小，不敢進去，就不得而知了。只是那地方，至今上了歲數的人，仍管它叫「紅專大學」。
上述一切，大都發生在大躍進的1958年，可以說，這一切，恰是三年大飢荒的前奏前因。
（本文略有刪節，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