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中筠：中國三代留學生的演變(圖)
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前所長資中筠女士（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3年10月17日訊】諸位好！我是1951年畢業於清華大學，當然我一年級的時候上過一年燕京，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其實不應該在這兒講，因為我覺得我沒什麼資格。首先我自己沒有留學的經驗。第二我不像剛才那幾位講話的老師，都是有過很多統計，有過很多研究，最近幾年來或者是歷史上留學生都有哪些數字，起了什麼作用，這些我也都沒研究。我就是有一點感性認識，有一點感慨。
我自己本人也沒留過學，我最多就是在改革開放以後做過訪問學者，每次也不超過一年。所以，嚴格說起來，也不算。
既然要我來講，我就只好信口開河，人家說童言無忌，我想老言也無忌，我想直率地講一下我的感想。
張老師希望我講一講1949年以前過去的留學生起了一些什麼作用，是怎麼樣的狀況。我的父輩和老師輩有很多很多都是留學生，大家也知道第一批真正大留學生是1873年在容閎的建議下，大批幼童出去留學。但是他們那個時候很有意思，容閎說服了滿清的執政者應該派留學生出去，於是他們就下命令叫貴族子弟，每一家應該派人出去留學。可是那個時候認為出去留學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有身價的子弟是不願意出去的，常常是找替身。我認識一個人，他的父親當時就在一個王宮家里門房的兒子，就替他主人頂了那個名額出去留學。所以，那時出去留學好像不是被認為非常榮幸的一件事情。
這批留學生出去之後，當然就受到很多西方文化的感染，慢慢慢慢的就西化了，就在生活方式上或者是在思維方式上，當時的學官就認為他們不得了了，這批人不能再留學下去，再留學下去就要接受很多異端邪說，1888年把他們招回來，根本沒學成，只有其中現在大家比較知道的詹天祐造鐵路，他們學的都是工業、科學，但基本上在這方面建樹都不是太大，而且大多數都是用他們的外文，後來進了外交部，有些是做了比較高的職務，但大多數也是當文書、翻譯這一類。
甲午戰爭之後又有一個高潮，所有的朝野痛感中國的落後。所以，有一個官費留學的高潮。那個時候大概絕大部分是去日本，日本留學生佔很大的比例。去日本留學一個是覺得被日本打敗了，去學軍事的比較多，同時也進入其它的專業。但是那個時候的日本留學生絕大部分都搞革命去了，在日本的時候真正按部就班地學習的比較少，大多數都在那兒搞革命活動，孫中山的同盟會都是在日本成立，而且日本成為西方文化的二傳手，很多早期西方的文學都是從日文轉譯過來。這是當時的一批人，留日的比較多。這一批人開始傳播外來文化也確實是起了很大作用。
最主要還是庚款留學生，義和團的事件之後，八國聯軍之後，美國退還將近一半的賠款，那時美國分到的賠款相當於2400萬美元，它後來退還的是1100萬美元。這還是當時中國外交官跟它理論過來的，跟它交涉，說你拿多了，你算來算去不應該賠這麼多。當然這也跟當時美國的政策有關係，他痛感義和團如此之仇外，覺得應該有所溝通，應該辦教育，能夠使得培養一些能夠理解西方、能夠互相溝通自下一代。
當然我們後來說他居心叵測，為了進行文化侵略。文化和侵略兩個字連在一起是很值得商榷的，我們可以做出好多論文來，文化如何侵略，侵略是強加的，文化侵略是日本佔領淪陷區的時候，逼著我們學校改教科書，如果不改，後來我們的校長就被他們暗殺掉了，這叫文化侵略。在一般的情況下，文化和侵略這兩個字要慎重把它聯繫起來的。
說文化互相滲透比較合適一點，滲透是客觀存在的，願意也好，不願意也好，反正會滲透，只要一接觸就滲透，除非你完全封閉起來。庚款所培養的留學生，第一是人數非常多，時間跨度很長，還有由於美國帶頭，後來英國、日本、法國都有一些庚款辦學，中法大學就是法國庚款辦的大學，用這個錢必須是在日本的掌握之下，在中國搞它的文化設施等等。但是後來有一些已經官費留學去日本的，在這個過程裡頭，後來得到庚款，他要繼續待下去的時候，得到日本庚款的津貼。庚款到1943年美國帶頭廢除不平等條約，那時已經是抗日戰爭，既然廢除了不平等條約，庚子賠款本身就沒有了，整個退款完全歸中國人管了，有這樣一個過程。
這些學生回來之後，這批學生對中國現代化的奠基起了最大的作用，打下了中國現代化的基礎。因為你回頭來看一下，他們起作用這個時間是在民國初年，辛亥革命之後到抗日戰爭之前，特別是在北伐之後，中國相對統一了以後這段時間。但是既使是在北伐之前，在北洋政府下，又新辦各種各樣現代化的事業，這批回來的留學生都起了骨幹的作用。
他們起作用的領域，除了科學、工業、工程這些方面，應該說所有學校的專業，建立一個科、一個系，都是由他們開始的，工、農、醫、辦實業、金融、新聞包括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教育。當然在教育制度方面，在辦學方面，一方面是外國的教會、英國辦了很多學校，還有一批中國人自己辦的，但是實際上都是留學回來的這一批人，在學科建設方面起了奠基的作用。從前我們很多學科都是沒有，甚至整個學制的建設。現在就算1949年所繼承的各個大學、學制建設，實際上已經存在，我們現在有很多學校，大概前幾年都在紀念建校百週年，一百年前成立的各種各樣的大學，後來在發展的過程裡，在學科的建設裡，籠統地說是庚款出去的一大批留學生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
哪方面的作用呢？一個是在各個領域裡頭，包括現在比如說新聞、報紙怎麼辦，中國有朝廷的邸報，跟現在的報紙完全是兩回事，跟現在的新聞概念是兩回事。20、30年代的新聞報紙，當時非常繁榮，是按照外國的理念和制度辦起來的。
還有當然是在外交界起作用。他們知道怎麼樣跟外國人打交道，知道怎麼樣合理地維護自己的利益，應該說他們當然都是在維護中國的利益，但是如何維護中國的利益，就像過去在閉關鎖國的時候，比如說以為禮儀是天下最重要的事情，下跪不下跪對我的尊嚴是最重要的，這是一種。還有就是對於外國人到底意圖是什麼，他本來就是想來做生意，你以為他是居心叵測不知道幹什麼事情等等，但是他實際上是有多少力量能夠侵犯你的利益，你也不知道。所以，在這個方面，這批留學生如果是在外交界、政府裡辦事，他們對於如何跟外交人打交道，如何正當地維護中國的利益，這方面確實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比如說大家都知道1919年巴黎和會，大家都認為是由於五四運動、學生運動使它不簽字，實際上是在當時談判，顧維鈞當時不是團長，他還是資格淺一點的人，但他是力主不能簽字的。那個時候的代表團已經大多數的人心裏頭認為是不能簽字的，不過五四運動的遊行使得他們就更加有話可說了，你看我們國內是這麼樣的一種民意。如果他不瞭解國外的情況，或者是他根本不懂外文，顧維鈞的一次演說，大概使得全場對他非常佩服。他用什麼樣的話來說服，使得外國人瞭解我們的理直氣壯，我們不應該出讓山東，都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沒有這批留學生留學的經驗，是起不了這個作用的。
從總的大體上來講，這批人是站在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高處，起點很高。因為這些人在出去之前都是受過非常深厚的傳統教育的熏陶，實際上是屬於更新了的中國的士大夫。他們的國學底子非常雄厚，現在我們又在宣揚所謂國學，現在宣揚國學的不少人連文言文都沒念過幾篇，他們是真正瞭解中國文化的，然後他們才知道中國文化的弊病在什麼地方，要跟人家學是學什麼東西，所以引進的也是西方文化的精華。這一點非常重要。
如果自己什麼都不知道，是完全無知的，看著人家什麼都好，或者是認為什麼都不好，取其精華去其糟粕的起點應該自己對自己的文化有比較深的修養，然後才能進得去、跳得出來。我認為這批人有這個條件。這批人是什麼人？就是我的老師輩的那批人，包括你們知道的像馮友蘭，比他們老一點和比他們再稍微年輕一點的這一代人。不管他們在什麼地方留學，不管他們的專業是什麼，他們的中文修養都是非常非常好的，中國的文史哲這方面有比較深厚的底子。因為，他能夠出得去。
像魯迅、陳獨秀這樣強烈地批判中國傳統文化，但是這個基礎是他們自己的中國傳統文化修養非常之深。所以，他也批在點上，而不是出於無知，出於完全崇洋，不是這種情況。這一大批人非常重要，在這種情況下他們可以經得起考驗，能夠形成一種民族精神。不管他們打不打倒孔家店也好，或者是有人說要全盤西化的話也好，實際上我覺得是在兩種文化精英都能夠吸收的一批人，所以他們形成了一種民族的精神，這個精神經過什麼樣的考驗呢？就是抗日戰爭的考驗。
抗日戰爭一起來，他們原來的生活地位都是非常優越的，包括物質生活都是很優越的。但是抗日戰爭一來，一下子打下18層地獄，一下子從天上掉到地下，到了重慶、昆明之後，簡直就是真正的揭不開鍋了。所以為什麼後來在西南聯大，好多教授夫人都上街去賣點心來補助家用，那個時候真的物質生活已經到了這樣一個地步，研究的條件、著述的條件當然更談不到。可是在那個時候他們第一教書育人一點都沒有懈怠。第二，出了好多成果，很多著名的著作都是在那個時代寫出來。這種精神，代表了中國士大夫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勇氣，也等於融合了西方自由主義的獨立人格的精神。
因此，他們一方面是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能夠堅守，一方面他們跟貪官污吏不同流合污。因為國民黨政府在抗日戰爭之前還比較有朝氣，到後來就開始腐敗得比較厲害，他們在官場堅守不了艱苦，就開始腐敗，而這一批知識份子的批判性是非常強的，那個時候並不一定說他們都接受了左傾思想或者是馬克思主義，不一定完全是這樣，但是他們堅守士的底線，他們都沒有媚上之舉。即使有人在政府裡有個職務，比如像1944年什麼，但是他還是堅守了中國知識份子的一種骨氣，它的獨立性、批判性。
現在出了很多關於民國時代這一批知識份子的各種傳記、資料，相信很多人都能夠看到。但是他們如果不留學，還是原來傳統的中國士大夫的話，我覺得他們就不會有這樣大的成就，對於中國現代化的奠基也不會做出這樣大的貢獻。同時，在人格上、社會批判這方面，也不會有後來這麼大的後勁。所以，這批人的貢獻有的是有形的，有的是無形的。
法國勤工儉學這一批革命者嚴格說起來應該不算留學生，因為他不是去學習的，他實際上一直都是在那兒搞革命，這一批領導人回來，連語言都沒真的學好，說某某領導會講幾句法文或者是什麼，他們沒能真學會。這個不重要，重要的是什麼呢？這個對他們有什麼好處呢？就是開了眼界。開不開這個眼界跟他後來的政策取向還是有一定的關係，他跟完全山溝裡出來的，對於現代科學的熱愛和要求就是不一樣。所以，比如說聶榮臻，那個時候對領導科委，對於支持一些現代化的科學建設，就有一些眼光，就知道原來現代社會是這個樣子。至於說政治上的取向，是因為後來學了蘇聯，俄國革命的傳統，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開不開這個眼界也還是有很大關係。
客觀上他們為什麼能起這樣的作用？剛才我講的都是他們主觀上的條件。在客觀上有一個原因，他們回來的時候，物以稀為貴，他們不愁找不到工作，而且職位都比較高，容易一下子找到比較受尊重的職位。但不一定當官，大部分是從學，在教育界，在科學界。還有一個原因，因為當時的氣氛比較寬鬆，沒有大一統的思想，因此在意識形態方面有一個百家爭鳴，他們可以比較放開手來干，做他們的事業。包括晏陽初做他的試驗，陶行知做他另外一個試驗，大學裡也是百花齊放，這對他們能夠做出貢獻來起很大的作用。包括新聞報紙，新聞自由也是有一定的可能。軍閥混戰管不了思想，他們有這樣一個空隙，在客觀上為他們提供了這樣的條件。
我很快地講一下後來的情況，80年代再次開放的時候，大批的人都一去不復返，這裡的客觀原因特別多。客觀原因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反差太大了，出去一看整個，無論是物質條件還是思想方面反差都太大了。因為我對這個痛心疾首，是因為我當時是美國研究所所長，我送出去的人幾乎不回來，絕大部分都沒回來。原來是按照計畫培養的，並且是我自己去跟福特基金會談，我們去一年或者是兩年，這個學美國政治，那個學美國的什麼，然後最後全不回來。當時我的感觸特別深。
但我碰到他們，我又覺得可以原諒，因為他在那兒能夠得到的條件，當時國內是給不了的。但是很可惜，他們都不再研究美國，而是都在販賣中國，美國需要他們能夠得到工作的不是在那兒講美國，那美國為什麼需要中國人去講美國呢？當然就需要他去介紹中國，而他們對中國又不是很瞭解，跟我說的上一批的對中國文化具有非常深厚修養，是文革裡出來的人，就算自己自學非常優秀，不是很瞭解中國歷史，然後他們就在那兒教中國歷史，按照外國的需要和所謂方法論來講中國歷史，是非常隔靴搔痒的，這是很可惜的一批人。
當然90年代以後情況又不一樣了。90年代以後回歸的留學生，我只想提一點希望，剛才有人講到他們應該瞭解中國的情況，不能把外國的一套搬過來在中國行不通。所以，我只想對90年代回來的不管是海鷗也好，海歸也好，還是要把外國優良的東西弄回來，而不是現在我們已經有錢了，我們也不需要學習你了，我們一切都挺好的，也不需要改了。還是回到我們原來的國情，我們這樣也挺好，那就完全失去了留學的意義。這是我的一些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