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魯大學：中共的大壩對中國河流斬盡殺絕(圖)
(武警在長江龐大的水電工程(三峽大壩)巡邏著。攝影：蕭一九(音)/ Corbis)
【看中國2013年11月09日訊】(看中國記者陳柏霖編譯報導) 據《衛報》（The Guardian）2013年11月4日（週一）報導，耶魯大學「環境360」的報告分析稱，被吹捧為一個低碳能源的中國水電計畫，正在肆虐全國各地和東南亞的河流系統。
為了尋求再生電力，中國的工程師以人類歷史上無可比擬的速度建造大型水壩。許多遠遠大於科羅拉多河上的胡佛水壩 - 221米高，能夠產生超過2,000兆瓦的電力 - 正在中國最大的河流上興建。最有名的是於2008年完成的三峽大壩，跨越長江綿延1.5英里，並能產生胡佛水壩十倍的水電量。然而，三峽只是中共目前大壩計畫的一小部分。
政府目前以大階梯的方式從事新的水壩擴展，一個水庫接一個水庫 - 在全中國西南部約130個這樣的水庫。到2020年，中國的目標是產生12萬兆瓦的可再生能源，其中大部分來自水力發電。政府宣稱這樣的水壩安全，可避免污染，應付未來氣候變化，控制洪水和乾旱，以及提高人類的生活。
這些說法在很大程度上是不真實的。相反，中國的大型水壩阻斷河流的流量，增加地震的機會，破壞珍貴的環境，並毀掉了千百萬人的生活。中國的大壩建設者正在與自然做一個浮士德式交易，非污染電源讓沒有讓人們受益，經濟增長驅動他們出賣自己國家的靈魂。
1950年以來，超過15米高的水壩中國已建立了大約22,000座，大約目前世界總和的一半。在上世紀90年代，隨著經濟快速增長，以及空氣污染促使人們對清潔能源的需求，他們越來越尋求建造大型水壩。環境保護主義者的抗議活動已經減緩一些近年來的建設。但在第十二個五年計畫（2011-2015年），政府似乎已經拋開束縛。反對黨一直被壓制，現在大壩建設者可以隨意向前推進。
大約100座在長江及其支流 - 雅礱江，大渡河和岷江的水壩，正處於在建或規劃中的各階段。在被稱為東南亞的湄公河的瀾滄江上將建立超過24座的水壩，還有更多將建立在中國最後兩條自由流動的河流 - 怒江(在緬甸被稱為薩爾溫江)，以及雅魯藏布江(在印度被稱為布拉馬普特拉河，而在孟加拉國被稱為賈木訥河)。
所有這些河流從青藏高原流出，那是一個地質不穩定的地區，平均高4,500米（14,800英尺）。當這些河流流過軟的沉積岩，它們切割出陡峭的峽谷，許多比大峽谷更深。地震的風險是很高的。加拿大非政府組織「探索國際」在2012年4月警告說，中國的新水壩幾乎有一半是位於地震風險非常高的地區，大部分剩餘水壩則是在中度危險區。
大壩本身可能會導致地震。水庫季節性上升和下降帶給附近的岩層額外的壓力。當2001年岷江流域50層樓高的紫坪鋪大壩開始時，中國地震局的地震學家警告說一個主要的斷層離不到一英里遠，但是中共忽略了。在2007年和2008年，水庫灌滿後，水位有很大的波動。在2008年5月，四川汶川7.9級地震發生在僅5.5公里的下游，造成80,000人死亡。從那時起，已經有超過50個研究發現的證據表明，水庫通過斷層系統引發小地震，最終變成大地震。
五年後，2013年4月20日，雅安市7.0級的地震發生在同一斷層線。近200人死亡，超過5000人受傷，成千上萬無家可歸。四川省地質礦產勘查開發局總工程師範曉(音)認為，這次地震可能是汶川地震的餘震，因此也可能與大壩相關。
根據法律規定，每個擬建的大壩必須通過環境影響評估（EIA），但這個過程已過時也有缺陷。繁文縟節和腐敗盛行。而且環境影響評估一般只能解決個別項目，直到最近都沒有對連串水壩的環境影響評估。由於河谷傾向於遵沿著地震斷層線，溪谷下一系列的水壩可能加重了地震風險。萬一一座水壩失去功能，湍急的水流可能壓倒下游的下一座水壩，造成眾大壩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塌。
在1975年淮河支流上118米的板橋大壩在一次大暴雨中決口。下游的大量水壩被沖毀，形成了一個7300平方公里的大湖。6個縣城被淹沒。保守估計有26000人死於洪水，另有145000人死於隨後的瘟疫和飢荒。
有幾個大的連串水壩漸具規模。在長江和其上游支流金沙江，15個水壩在規劃中、在建中或已竣工。在這些水壩中，有四個大壩建在三峽上——包括 280米高的溪洛渡水壩——預期將在2020年完工。沿著長江的重要支流雅礱河，21座連串水壩在規劃中。與雅礱江平行的大渡河上將有17座水壩，其中有最近獲准的314米高的雙江口水電站，只比埃菲爾鐵塔矮10米。在湄公河的上游瀾滄江，一連串26座水壩在規劃中。現在還是自由流動的怒江，或稱薩爾溫江，將有多達 13座水壩。在地圖上，每個規劃的連串水壩看上去就像一串珠子。
儘管水壩的碳排放量比火力發電站少得多，但中國聲稱水電站提供清潔能源的說法基本不實。在水庫中被淹沒的樹木和植被會腐爛，釋放出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和甲烷從水庫表面冒出。每當水位下降的時候，腐爛的植物再次暴露出來，釋放更多的甲烷。
關於排放量的估計差別很大，與水壩所處的氣候、被淹沒的植被數量和類型、水庫的深度和使用年數有關。在氣候溫和的地域，一個水壩的規劃使用年限內的排放量相當於天然氣廠的1/3到2/3。在溫暖潮濕的林區，例如中國西南部，排放量將會更高，特別是在一個電廠運轉的前幾年。建造水壩還包括間接排放，如水壩工地、物質設備的製造和運輸、廢物處理和最後的退役處理。
大水壩也無法防止洪水和乾旱。水壩在雨季蓄水，在旱季放水，這樣一來就扭轉了河水的自然流動。下游的沼澤、湖泊和濕地被剝奪每年一次的淹水而導致乾涸，並喪失承受洪水的功能。湖南省的洞庭湖和江西省的鄱陽湖曾經可以承受長江的洪水，但自從三峽大壩建成後，這兩個湖泊迅速縮小，很多更小一點的湖完全消失。2010年夏季破記錄的洪水中，三峽水庫的水位上升到超過12米「警戒線」。為了保護水壩，三峽運營方把水閘開到了最大。下游968人死亡，507人失蹤，經濟損失達260億美元。
三峽大壩挨過了它的第一次考驗，但是長江的沖積平原在未來不可能容下大洪水。
當河水減少的時候，水壩運營方為了保證發電量會蓄水不放，讓沖積平原乾旱加劇變得乾燥之後。在2011年1月到4月大旱期間，長江下游地區的水位急劇下 降，造成幾千艘船擱淺，並造成中國中部和東部缺電。黃河上游往北的一連串大型水壩使得中國北方平原的旱情惡化。此外，全球暖化時冰川融化會減少河水水量，水庫無法蓄滿，大壩那時候就成了巨大的累贅。
水壩對河道的生態破壞是巨大的，把自由流動的水路變成了毫無生機的湖泊，殺死了植物和樹木，讓魚群不能遷移和繁衍，滅絕物種，並破壞了人們現有的生活。一個說明這類破壞的例子是雲南省三江並流區域面臨的威脅，在那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在不到75公里寬的地域裡各自流過深達3000米的峽谷。2003年三江並流由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認為世界遺產，這片壯麗的地區是地球上環境最多樣也最脆弱的地方之一。現在水電公司計畫在此地建25座水壩。
計畫建在三峽水庫上游的小南海水庫將切斷魚群為繁殖而遷移的最後通道，包括珍稀和特有物種，比如白鱘（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和數量急劇下降的長江鱘。中國的白鰭豚已在2006年宣布滅絕。
水壩還造成污染。水庫會截留化學物、化肥殘留、人體廢物和各種垃圾。在2010年的洪水中，漂浮的垃圾堆積在三峽水庫後方大概有5萬多平方米的區域，堆這麼厚，湖北日報戲稱「人都可以踩在水面上走路」。沒有了年度洪水後，被水壩截斷的河流無法把污染物衝到下游。當河水滲透進土壤，它們把污染物帶進了地下水層——根據今年中國國土資源部的一份報告，在198個城市的地下水約有60%被評為質量差。
被水庫圈住的淤泥減少了水庫容量並降低發電量。淤泥無法帶著營養物隨河水流到下游，且沒有了保護性的淤泥，鹽水會侵蝕河口，破壞農田。河口在上升的海平面面前也會更脆弱。
大壩還破壞了人口。根據《中國青年報》，在過去半個世紀，約有1600萬中國人必須因水電計畫而遷移，其中1000萬人生活在窮困中。每個新計畫上路，人們的居住地變得支離破碎，生活被破壞。人們搬遷到新的城鎮，或被迫在較差的地方安家。他們經常拿不到許諾給他們的搬遷款或者工作培訓，致使很多人又開始漂泊。僅三峽大壩就淹沒了13個城市，140個鄉鎮，1350個村子。到2007年，三峽工程已造成140萬人遷移。
當兩個足球場高的瀑布溝水壩在大渡河上建起來時，在2001到2010年間就有10萬人被迫離開家園。甚至在2004年取得最終許可之前，搬遷人口就開始了。成千上萬人暴力對抗建水壩，據稱是中共成立以來最大的農村抗議活動。
中國的水壩計畫也威脅到了其它國家的民生。上面說到的江河中，只有黃河和長江完全在中國境內。瀾滄江/湄公河、怒江/薩爾溫江，雅魯藏布江/布拉馬普特拉 河，這些河流在中國境外還流經東南亞的幾個國家，如印度和孟加拉國國。自從1997年中共拒絕簽署將會掌控它主要跨國河流的聯合國水資源分享公約，中共繼續建造水壩而不考慮其下游的鄰國。.
中國的水壩正在影響湄公河的農漁業。在寮國和泰國，當上游水壩放水時，莊稼常在成熟前就被沖走了。富含營養的淤泥不再隨河流到達湄公河三角洲，導致魚群減產。在緬甸和泰國，環保組織一直以來就中國怒江/薩爾溫江的水壩計畫對野生動物和人口的威脅發聲。在西藏內雅魯藏布江上墨脫段有一個38000兆瓦的計畫提案。這一計畫不僅對青藏高原造成嚴重威脅，還威脅到了印度和孟加拉國，因為雅魯藏布江在那裡分成布拉馬普特拉河和賈木訥河。
目前的五年計畫表達的更大遠景是發展清潔能源、降低污染和保護環境，然而中共史無前例地大建水壩是對其莫大的諷刺。
四川地質學家範曉於2011年反對小南海水庫的信中的描述可能會更確切：「這些大型計畫就是這個時代最糟糕的浪費，它們留下的歷史痕跡將很難抹除。」範曉警告這些大壩將成為「尚未出生的未來幾代人永恆的悲痛和遺憾來源。」
• Charlton Lewis在紐約城市大學布魯克林學院教授中國史長達35年。他遍訪中國各地並深入研究。近年來，他轉向研究中國環境，專注於發展中的水資源危機和水電站對中國社會和自然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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