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需要下功夫 鳥籠政改也應有所作為

【看中國2013年11月19日訊】若借用陳雲的比喻，中共推行的就是「鳥籠政改」，堅持黨的領導是鳥籠，政改要在籠子內進行，不得飛出籠外。不過，「鳥籠政改」不等於無所作為。

中共十八屆三中會公報發表後，有部分評論表示失望，認為會議只強調經濟改革，對政治體制改革卻幾乎交白卷。

這失望是不可避免的，因為他們憧憬的政治體制改革是多黨制議會民主，而這正是中共之大忌。中共歷代領導人在如何建設國家的問題上可能會有分歧，但在堅持共產黨領導的問題上卻保持高度一致。他們認為，共產黨的江山是二千多萬烈士用生命換來，絕不能在自己手上丟掉。他們反覆強調，中國絕不能照搬西方的多黨制。

習近平在三中全會發言時引用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時的講話：「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何謂社會主義？在當局的詞典上，社會主義國家就是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可見，期盼中共實行西方式的政制改革，只能是一廂情願。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的社論，把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政治體制改革歸納為「緊緊圍繞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深化政治體制改革」。言下之意，就是增強人民的民主權利和依法治國，都要在堅持中共領導的框架中實行。

中共元老陳雲曾提出「鳥籠經濟」理論。他把社會主義制度比作鳥籠，把經濟發展比作籠子裡的鳥，鳥兒在籠裡可以自由行動，但不可以飛出鳥籠。若借用陳雲的比喻，中共推行的就是「鳥籠政改」，堅持黨的領導是鳥籠，政改要在籠子內進行，不得飛出籠外。

不過，「鳥籠政改」不等於無所作為。事實上，過去三十五年來，當局在政改方面並非全交白卷。上世紀八十年代是中國政壇充滿生機的時期。鄧小平、胡耀邦、趙紫陽三頭馬車推出了黨政分開、政企分開、黨中央委員和人大常委差額選舉產生等一系列改革。

更重要的是，在鄧小平推動下，中共廢除了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國家主席、副主席，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副委員長，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連續任職不得超過兩屆。其後中央因勢利導，規定了各級黨政官員的退休年齡。

經歷過文化大革命的人都能理解這一舉措的意義。那時長期擔任最高領袖的毛澤東沉醉於個人崇拜中無法自拔，成為實際上的獨裁者。他雖然病入膏肓，神志不清，但他用含混不清的語言發出的「最高指示」，仍主宰著八億中國人的命運，令國家危機四伏。

反觀現在的中國，領導人無論水平多高，貢獻多大，資格多老，一旦任期屆滿就要退出政壇。二十多年來，此制度已深入人心，以致有退休領導人企圖過問朝政，就馬上受輿論譴責。中國已不存在產生獨裁者的條件，終於告別強人政治了。

由此可見，「鳥籠政改」還是可以搞出點名堂的。但在目前形勢下，政改的重點是什麼？習近平在十八屆三中全會表示，改革要有強烈的問題意識，要以重大問題為導向。眾所周知，當今中國政治體制中最大的問題是官場腐敗，而這問題之所以長期無法解決，而且越演越烈，就是因為缺乏制度制衡。如何從制度上解決官場腐敗問題，應該是當前政制改革的重點。

十八屆三中全會也作出了一些決定，例如把各地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改為上級紀委與同級黨委雙重領導；推動省以下地方法院、檢察院人財物統一管理；探索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這些都是從上而下的制衡措施，真正要抑制官場腐敗，還需構建自下而上的監督機制，但三中全會公報沒在此問題著重墨，只重彈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制度，發揮民主黨派的監督作用等老調。

有必要指出的是，一些過去已實施的改革近年正在走回頭路。例如村民自治制度曾被外界視為中國民主進程一大突破，現在卻名存實亡。過去由村民提名候選人，無記名投票，不分黨內外都有機會當選，但其後將村黨委和村委會選舉合二為一，村主任的人選就侷限於中共黨員。有些地方更借選派大學生村官，變相把村主任改為委任。

中國《憲法》規定，縣以下的人大代表直選產生，除黨派提名外，選民也可以聯合提名，可是近年由選民聯合提名的參選人，普遍受到不同程度的打壓。這一切都是民主倒退，就是說鳥籠被縮小，政改被壓制。

三中全會的一大貢獻，是宣布廢止飽受詬病的勞動教養制度，這是中國人權法治的進步。令人遺憾的是，當局沒有同時改革戶籍制度。現行戶籍制度限制了《憲法》賦予公民的遷徙自由權，而且直接影響城鎮化的進程。之前不少學者預期三中全會將採取措施，最終卻只聞樓梯響，頗令人失望。

習近平上臺後一度左右逢源，令人看不清其廬山真面目。有外國評論甚至質疑：習近平究竟是另一個毛澤東，還是另一個鄧小平？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終於揭開謎底：習近平要走鄧小平的路。

不過，習近平的兩位前任在堅持改革開放的同時，卻陷入「重經改、輕政改」的迷思。由於沒有政制改革配合，經濟改革一度險些夭折。因此，人們關注習近平會不會重蹈覆轍，更期盼他能在政改上下功夫，即使是「鳥籠政改」也應有所作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