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丹：流亡的意義（上）(圖)
【看中國2013年12月01日訊】這個學期我在清大開設的課程，是《記錄片中的中國》。宗旨是希望學生通過影像作品瞭解中國的歷史和現狀，尤其是那些邊緣性的，被忽略了的，然而值得去挖掘和深思的中國的面向。上一週播放的《長城外》就是一個很好的案例。
這部華裔日籍導演瀚光執導的記錄片，展現的是1989年「六四」事件後陸續流亡到西方國家的一批中國人的故事：他們的處境，心態，對國家的看法，以及未來的可能性。而在這些故事背後，真正處理的，是一個我們面對中國歷史和現實的時候，明知其存在，但是很少觸及的主題：流亡。
流亡這個主題，對於中國歷史，至少有三個意義：
第一，流亡本來就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中國最早的政治流亡群體，是戊戌維新失敗後出逃的康有為，梁啟超這批人，後來的孫中山等是其延續；之後在中國的歷史上，我們還看到了1949年國民黨及其支持者的大規模流亡；1959年達賴喇嘛率領的藏人的出走印度；1997年之前，港人出於對未來的擔心而紛紛移民加拿大，英國和美國；以及1989年那一場政治鎮壓之後的知識份子的集體流亡，這樣的被迫流亡至今還在延續。因此，瞭解中國，也應當瞭解流亡群體和他們的故事。因為，離開中國這件事，本身就是中國敘事中值得審視的一部分。
第二，歷代的流亡者，很多都是出於政治原因才選擇這條道路。某種意義上講，都是對當時的體制和統治者不認同，甚至進行了反抗，因為失敗而被迫出走的群體。流亡群體，實際上就是反抗者群體。儘管20世紀以來，史學界就一直在努力克服精英敘事的侷限，但是習慣還是導致今天我們看到的中國的歷史和現實，仍舊是統治者的歷史為主，國家和體制為主，我們很少願意去看，去思考反抗者的歷史。而政治流亡，就是這樣的反抗者的歷史。
在《長城外》中接受採訪的，有西單民主牆時期的徐文立，黃翔，有八十年代知識份子代表的高行健，鄭義，也有八九學運的參與者如張伯笠和筆者等。你可以看到，一部流亡史，其實折射的也是一部中國當代民主運動和反抗的歷史。這樣的歷史，當然是當代社會發展和轉型中的重要的一部分。今天的中國問題論述，如果只是聚焦在太子黨，國有企業，或者十八屆三中全會，而忽略了民間發展的分析，就不可能有完整的前瞻性的認知。因此，認識政治流亡群體，有助於打破國家中心式的中國研究的範式。
第三個意義，比較而言，也許更具有個人性和精神性。那就是，我們從流亡，以及對流亡的思考中，能夠得到什麽樣的反思與提升。流亡作為一種世界現象，一種文化現象，不僅僅是中國才有，也不僅僅是現代社會才有。這種源遠流長的歷史行為，到底給我們提供了什麽樣的立場和機會，讓我們可以用流亡這樣的方式，繼續成為現實的參與者，我認為這才是流亡更重要的意義所在。
《長城外》中，鄭義，高行健等人提出的一些對流亡的思考，因此而成為中國知識份子的精神建設的組成部分，很具有現實意義。這些感想，我放到下週的節目中，再來跟大家分享。
（文章只代表特約評論員個人的立場和觀點）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