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賁：「憂鬱」之外的自殺原因
【看中國2014年06月09日訊】5月4日，杭州《都市快報》副總編徐行自殺離世，年僅35歲。據稱，徐行自殺前工作壓力巨大，患憂鬱症，長期失眠。他的死引起了不少人對生活壓力的共鳴，一些報導中都有「今夜，我們都是憂鬱症患者」的字句。這和人們對一些政商人士的「自殺」和「疑自殺」消息反應有所不同。
「憂鬱」似乎已經成為自殺動機最現成的解釋，根據中國青年報記者不完全的統計，2013年1月1日至2014年4月10日期間，共有54名各級官員非正常死亡。其中官方公布的信息中，認定是因自殺而死亡的超過4成，而自殺的原因則多被稱為「工作壓力大」和「抑鬱症困擾」。
牛津大學教授，歷史學家考伯（Richard Cobb）在《發生在巴黎的死亡》（Death in Paris）一書裡說，自殺是「人最隱秘，最難以猜透的行為」。自殺可以是逃離看似無解的感情、社會、政治、經濟問題的最後手段。現代社會一般把自殺視為一種心理異常的結果，因此往往從當事人的「心病」去尋找自殺的動機，甚至自殺者自己在遺言或遺書也會說這樣的動機，「憂鬱」和「壓力」便是最普通的心病說法。
但是，英國歷史學家莫裡賽（Susan K. Morrissey）在對沙俄時期自殺問題的研究（Suicide and the Body Politic in Imperial Russian）中指出，只是從「心病」來看待自殺的動機，這會忽視自殺中「可能包含的倫理選擇和反思」。每個時代都有受「憂鬱」困擾的人，憂鬱是人類特有的一種脆弱心理。以這樣一種無時間性的心理因素來解釋某個國家在歷史特定情況下高發的自殺率，會忽視重要的社會因素，因為自殺是社會環境因素與精神因素相互影響所導致的結果。
19世紀社會學家塗爾干把自殺視為一種受制於社會因素的行為，自殺是因為個人不能與社會融合而發生的。他認為，自殺可以我們看到，現代性對傳統文明社會造成何種破壞和傷害。他把自殺分為利他、利己和失範三種類型。利他的自殺可以是為了維護群體、事業的體面或尊嚴，也可以是為堅持某種原則而作的抗議（如殺身成仁、英勇就義、「當烈士」）。利己的自殺可以是逃脫痛苦、煎熬、屈辱、絕望的手段（如「文革」中許多人因不堪凌辱或極端恐懼而自我了斷），而失範的自殺則往往被歸結為某種社會病理的原因，如社會環境變化引起的孤獨、焦慮和失落（「憂鬱」、「壓力」也應該可以包括在內）。利己和失範的原因往往會交織和糾結在一起。今天的絕大部分自殺都屬於「失範」的類型。
「憂鬱」和「壓力」經常是人們在社會環境發生很大變化時，無法適應的精神和情緒反應。英國歷史學家萊斯利特（Peter Laslett）在《我們失去的世界》（The World We Have Lost）一書中指出，「自殺是社會士氣低落最常見的指數，……表明人的自我控制和社會生存之間出了問題」。在人們普遍擁有共同信仰、理想、目標和希望的社會裏，由於普遍的「士氣」較高，人們覺得生活有意義，有奔頭，也就會比較經受得起社會生存不利環境的考驗；而在相反的情況下，人會變得更加脆弱，更容易放棄期盼、希望，甚至生命。
在不同性質的社會裏，憂鬱具有不同的社會、政治、文化內涵，包括特定制度或體製造成的挫折感、無力無助、焦慮、恐懼、孤獨、失落、絕望。當憂鬱的「累」、厭倦、無目標、無希望成為普遍的社會心態時，個別人因厭世而自殺就會引起他人一片「我們都是憂鬱症患者」的共鳴。這時候，「士氣低落指數」便已經呈現出社會整體精神健康的危機。
媒體對自殺的報導往往把關注點放在有身份地位的人們身上，其實，他們所能感知的憂鬱或壓力，普通的「草民」——農民、工人、市民、乃至「盲流」——也都能感知，也同樣可能成為決定生死抉擇的「動機」。然而，在媒體的報導中，很少有關於草民自殺的消息，他們當中的自殺者成為完全被忘卻的人群。社會漠視草民的死，是因為從來沒有在意過他們的生。2013 年7月4日，《南方週末》登載了一篇《他們為什麼選擇去死？農村自殺者檔案》，文中選取了幾起農民自殺案例，折射出當今中國農村的現狀與農民生活的困境。作為現代性和社會制度雙重「失範」的犧牲者，他們處境更加令人同情。他們自殺的原因經常不是近於奢侈的「憂鬱」，而是更為現實的「老無所依」、「老無所養」和「活不下去」。在我們關心自殺的憂鬱動機時，千萬不要忘記自殺還有憂鬱之外的原因，因此也需要更加關注那些並非因「憂鬱」而自我結束生命的人們。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