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地區治理危機的起源——政治篇(組圖)
【看中國2014年10月14日訊】近年以來，西藏、新疆與香港三地接連發生的各種反抗事件表明，中國政府面臨嚴重的地區治理危機。北京的中央政權對這三地的經濟羈糜不可謂不強，維穩力度（對香港是增強該地區的向心力）不可謂不大，結果卻是三地的局勢越來越不穩定。何以會如此？這是極權政治一元化特點的內在邏輯所決定的。
極權政治的高度一元化特點
任何極權政治都強調所謂「國家目標」，即用其宣稱的「理想社會」來代替現實，為了達到「理想社會」，要求政治、經濟與文化（宗教）的統一。對於異質文明，極權政治毫無包容性，一定要通過一切手段，將異質文明改造成與本身同質的政治文化。如果不能達到這一目的，則寧可消滅對方也不願意求同存異。
極權政治的一元化特點是由一個政黨壟斷政權，這個政黨通常由一人來領導，如果演變成少數人的集體領導，如胡錦濤時期的「九龍治水」這種權力分散格局，就可能導致統治集團的內部分裂。習近平上任以來的集權之舉，不少論者以為這是他個人偏好，其實是極權政治的內在邏輯使然，做為一個極權政黨的最高領袖，如果其大權旁落，不僅處處要受他人掣肘，還會有身家性命之憂。
這種一元化政治有兩大政治特點：第一個特點是用你死我活的鬥爭來維持與鞏固權力。這種鬥爭不僅用於控制社會，也存在於統治集團內部，歷史上中共有11次路線鬥爭，改革以來遠有鄧小平兩廢總書記，近有薄熙來事件；第二個特點是排斥法治。毛澤東自詡為「和尚打傘、無法無天」，文革時乾脆廢除公檢法，用「最高指示」代替法律。鄧小平及江、胡幾任中共領導人口頭上都表示重視法治建設，要「依法治國」，但實際上政治權力始終凌駕於法律之上。這兩大特點決了極權政治的內在邏輯必然是通過消滅一切政治對手而獨享政治權力。
這種極權政治必然與少數民族地區的文化傳統和利益需要發生本質上的衝突，與香港的異質政治文化不能共存。極權政治與威權政治不同，威權政治主要控制人間的政治，對宗教往往採取包容的態度，即「上帝的歸上帝，愷撒的歸愷撒」。信仰馬克思主義的極權政治其實是種類宗教，因為馬列主義政黨一方面將宗教看作毒害人民的精神鴉片，另一方面將自己當成取代一切宗教的「宗教」，這是馬克思主義號稱社會科學，但與其它任何社會科學都不同的本質特徵。它提出的共產主義理想雖然是永遠無法實現的說教（前蘇聯人嘲笑說「人類離共產主義理想永遠相差五公里」），卻硬被詮釋成不可否定的終極真理。以馬克思主義為信仰正宗的中共，事實上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間還要管空氣」的全能政權，它不能容忍藏人對達賴喇嘛的信奉，也容不下維族人對真主的信仰，同樣也容不得香港人對大陸極權政治的反感與排斥，這是現階段中國地區治理危機的根本來源。
中國青年節，武警在拉薩布達拉宮前面宣誓
極權政治除了通過社會科層組織操控社會之外，還依靠全面滲透到社會每個角落的秘密警察及線人網路，以增加政治控制力與社會成員的恐懼感。這種控制方式不僅用於漢族聚居地區，也同樣用於少數民族地區及香港。在少數民族地區採用的方法是在少數民族當中培養親政府人士，鼓勵他們監控族人兼告密；在香港則採取長期培養、利益誘導以及單程移民等方式逐步滲透，據香港資深媒體人程翔推算，香港現有居民700萬，中共地下黨成員達40萬，佔居民人數5％。如此控制手法可以在一段時期裡讓當局體驗到順從並便於管制，但從長遠來看，這種依靠告密與恐怖感的專制統治，在不斷加深中央政府與少數民族和香港多數居民的矛盾。
極權政治通過壟斷教育與傳媒，建立起高度發達的意識形態控制。凡與當局不一致的思想統統被視為嚴重的政治問題，毛時代屢屢發起「思想改造運動」以整肅思想異己；改革開放以來官方不斷強調所謂的「信仰真空」、「信仰缺失」，其實並非國人喪失信仰，而是不少人拋棄對官方意識形態的信仰，其中部分人改信各種宗教如基督教、天主教、法輪功、全能神教等。為了維持意識形態控制，中國政府不斷整肅思想異己。至於藏人，儘管中共努力用各種方式同化，包括不准藏人懸掛達賴喇嘛畫像，改貼中共領袖畫像；取消藏語教學等，但藏人從來就未曾放棄過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新疆維族人對伊斯蘭教的信仰也同樣如此。
中共這種同化或消滅異質文化的政治企圖，固然來自其原教旨的經典之教誨，比如馬恩列斯毛等人的理論，但更主要是出於維持現實權力的政治需要。為了「統一思想」，極權政治的領袖人物都要構造自己的理論，比如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習近平上任兩年來，雖然不斷有智囊為其提出「三個自信」、「人民中國」、「宇宙真理」等「理論」，他也會在某一階段的講話中引用一些說法，但總的來看，屬於習近平的「理論」目前還在構造過程中，尚未成型。
廣東汕頭的文革博物館有毛像，也有中共中央否定文革的語錄
極權政治要建立這樣一個「理想社會」，除了政治暴力（包含武力鎮壓）和思想控制之外，還必須不斷發起各種政治運動。這種政治運動不僅針對人民，也針對統治集團內部，例如毛的「文革」和如今以「身份識別」為特徵的反腐敗運動（即太子黨與紅二代被排除在反腐對象之外），其目的都是達成思想統一和對領袖的高度服從。除了達成這一政治目標之外，極權政治還必然追求經濟上的「全國一盤棋」，以便支撐其政治統治。為此，中國政府往往不顧每個省區的地理與資源條件差異，通過日益增強的的中央財政轉移支付政策來實現這一目標。這一目標，在20世紀90年代稱之為「縮小地方差距」，在本世紀以來，漸漸被改稱為花錢買穩定。但由於藏區與新疆的「異化」來自於深層次的政治與文明衝突，在這些地區「花錢買穩定」的做法只能奏效一時，加之這些錢並未真正用於這些地區的廣大中下層人民，終於導致「花錢買穩定」策略失效。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