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他們為何無法直面大飢荒？
1958年到1962年，在那場被稱為大飢荒的人禍中，中國有3600萬人餓死，其中包括如父親般撫養我長大的伯父。餓極了的人們開始吃人，這樣的案例有數千起。
這一死亡數字超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死亡人數的兩倍，是斯大林在1932年到1933年間製造的烏克蘭飢荒死亡人數的6倍，或二戰中希特勒殺害的猶太人人數的6倍。
50年後，就在發生它的發生地，我們仍無法自由談論這次飢荒。我的書《墓碑》只能在香港、日本和西方出版。在中國大陸，這本書依然被禁，在這裡，人們對歷史的選擇性遺忘依舊普遍，在中國共產黨十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期間，政府加強了對信息傳播和言論自由的控制，本次大會於上週開始，結束時將宣布十 年一次的領導層換屆結果。
正如官方媒體《人民日報》的一位基層領導近來的所為，許多人依舊否認大飢荒曾發生過，他們卻享受著言論自由，儘管他們所謂的「三年自然災害」論 荒唐可笑。但在那些年，並不是瘟疫、洪水或地震造成了這樣的恐怖情形。中國早已在上世紀70年代末拋棄了毛澤東的經濟策略，轉而選擇自由經濟，從那以後食 品供應一直充足，人們可能會想，為什麼中國政府依然不允許真相被披露。
這是出於政治原因：對大飢荒的徹底曝光可能有損一個依舊抓住毛澤東政治遺產不放的執政黨的合法性。這個遺產就是一個極權主義的共產主義體制，而這個遺產恰恰是引起大災荒的根本原因。正如經濟學家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觀察到的，民主國家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飢荒。
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國家強權滲透到公民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通過徹底的農業集體所有化來阻止鄉村人口流動。這樣，國家就可以管理穀物產量，並根據指令徵用和分配糧食。一個覆蓋全國的戶籍登記制度使得耕地人口無法遷徙。在城市裡，國家發行食品券來取代了市場。而農民的命運則任由國家發落。
1958年，毛澤東發動的大躍進立下了宏偉卻無法實現的目標。其後，一個惡性循環開始了：來自基層的誇大產量的報告使得高層一再設定更高的目標。報紙標題吹噓稻穀產量達每英畝80萬磅。但是當最後的收成達不到報告的豐產量時，政府責怪農民私藏糧食。於是挨家挨戶地搜查，並運用暴力來打壓任何反抗行為。
同時，因為大躍進也提出了工業快速發展的目標，甚至連農民的灶具都被熔化以期在土高爐中煉出鋼，家家戶戶只能去大型的公共食堂吃飯。他們被告知可以一直吃到飽。但是當缺糧的時候，國家並未提供任何救濟。當地的黨員幹部掌管飯杓，他們通常會利用這一權力，犧牲他人，確保自己和家人能吃飽。飢餓的農民無處求援。
1959年上半年，災情如此嚴重，中央政府允許批准了一些補救措施，其中包括允許農民同時耕種一小部分的自留土地。如果這些措施能繼續下去，也許災荒的影響不會那麼大。但是時任中國國防部長的彭德懷致信毛澤東，坦言問題嚴重，毛澤東感到他的意識形態立場和個人權力都受到了挑戰。他對彭德懷實施迫害，發起了一場反對「右傾」的戰役。保留自留地那樣的補救措施再度被取消，數百萬計的官員因為沒走激進路線而被懲罰。
這樣做的結果是一場前所未有的飢荒。1960年底，中國人口總數較前一年少了1000萬。但令人髮指的是，很多國有糧倉儲備豐富，但這些糧食是專用於出口換取硬通貨或者作為對外援助，對飢餓的農民則大門緊閉。一位當時的共產黨官員說到，「我們的群眾太好了，他們寧可餓死在路邊也不會闖入糧倉。」
作為一名記者和研究當代歷史的學者，我感到探索大飢荒的發生過程及其成因是我的責任。自從上世紀90年代，我走訪了十多個省，採訪了100多位證人，收集了數千份文件。因為大飢荒是一個禁忌，我只能藉口「調查農業政策演變史」或「研究食品問題」，才能接觸到檔案。
共產黨的領導們以解放人類為由而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奴役體系。這個體系被作為「通往天堂之路」而進行宣傳，但事實上它通往地獄。
我以我的書來紀念3600萬名受害者，但也作為一個真實的墓碑，期待這個導致大飢荒的極權政治體制的最終滅亡。我清楚這一行為可能帶來的危險，如果我因為試圖保留這段真實的歷史而遭不測，那麼就讓這本書也成為我的墓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