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12月11日訊】編者按：本網站專欄作家、81歲的老作家鐵流先生，9月13日在北京以「尋釁滋事」的罪名被中共警方帶走並遭非法刑事拘留，現已被轉送到成都關押。1957年他曾被中共劃為右派遭勞改關押，蒙冤受屈長達23年。他也是本網站《往事微痕》欄目的創始人與主要撰稿人之一，內容都是當事人在反右、文革等運動中親歷、親見的事件。現將他此前投稿給本站的部分文章整理後陸續重新發表，以饗讀者。
一個新創刋不足一年半的市級機關報，竟抓了12名右派，佔全報社50名採編人員百分之二十以上。說話是右派，不說話也是右派；擁護運動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是右派，反正你就是右派。在那個瘋狂的年代，要想不當右派閉嘴也不行，只能去當咬人的狗。
在劫難逃
「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中國民間有這樣一個傳說：唐末，皇帝昏庸無道，貪官污吏橫行，諸侯擁兵自重，天下大亂。落榜狀元黃巢，得仙人指點，說他面相極貴，有九五之尊，將來定是南面稱孤之人。賜天劍一把，叫他日夜演習，到功夫成就，須把天下作惡的八百萬人殺絕。黃巢來到一座深山寺廟，日夜苦練本領，所有吃住全由寺廟主持老和尚憚空負責。大約苦練三年後，己完成神仙劍術九九八十一功，能百步斬敵首級如探囊取物。按照仙人規定日期，立馬準備舉事。在舉事前一夜他向主持老和尚憚空說：「師父，三年來感謝你對我的關照，明天我就要替天行道，興兵舉事開刀殺人。你和廟裡僧眾，都得去躲一躲。你是知道的，開刀日，我會見人就殺，不分好壞親疏。今夜我先告知，也是我對你的報答。」憚空立即將黃巢話告訴僧眾，第二天一早，大家便跑到遠遠的地方躲起來。憚空是主持，安排好大家後，便尋到山門前一棵千年老樹，見此樹枝茂葉密，有一線空心，便鑽將進去，藏躲在裡面。到了舉事時辰，黃巢提劍四處覓人，不見蹤影，便來到廟外古樹前向天地稟告：「蒼天在上，今日乃我黃巢舉事之日，尋遍四周不見人影，只好拿此樹祭劍。」話畢，舉劍一揮，千年古樹立刻劈為兩段，憚空血頭卻滾將在地。他失色大呼曰：「黃巢殺人八百萬，在劫難逃。」
1957年毛澤東一手策劃發動的「反右」鬥爭，大概我也屬於「在劫難逃」的一個。6月8日《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什麼》的社論，反右派鬥爭正式在全國登場。民主黨派頭面人物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以及費孝通、錢偉長等，一個一個被揪出來定為右派分子；接著文藝界的馮雪峰、丁玲、陳企霞、秦兆陽等。當時，我並未意識到自已會成為右派，更未意識到全國50多萬知識精英會成為右派，私下和妻子說：「這些對革命有功的人，怎麼會去反對共產黨呢？丁玲《太陽照在桑乾河上》的長篇小說，還獲得過斯大林文學獎呀！」妻子緊緊地摟著孩子說：「我也搞不清楚，毛主席是怎麼想的，不知右派今後的命運怎樣？」我平靜一笑，無所謂地說：「有什麼怎樣？運動不就一陣風，完了就完了。」妻子想了多一陣道：「但願如此。你不要忘了，孩子滿半歲時照像的事啊！」我抱過孩子親了親：「乖乖，爸爸忘不了。」
反右烽火如火如荼，報社漸漸開始緊張起來。突破口是文教組的記者梁正興。他是四川日報社調來的，瘦高個兒，戴副眼鏡，平時少有接觸。他的女朋友工作在雅安地委宣傳部，兩地相思,書信頻頻。談愛情就談愛情，此兄卻將政治摻合進去。他不同意中央把章伯鈞、章乃器、羅隆基、儲安平、丁玲、馮雪峰等人劃為右派，認為這是以言治罪，剿殺對民主革命有貢獻的人，是專制獨裁行為。他的女朋友從「革命大局」出發，把這些信件寄給了報社黨組織。黨組織加上按語，又將它貼牆公布。於是群情激憤，梁正興被揪了出來。不幾天又有一位中學女生來信檢舉他，說他借採訪和她講戀愛，現在突然變心不理睬她，請報社領導給予幫助。報社為了弄清問題，立即派出一個姓楊、一個姓彭的記者去調查瞭解此事。很快查清問題，他己和那個女學生睡了覺。梁正興的問題立刻上升為姦污少女的刑事犯罪，很快整成材料上報。五天後，報社在川報大禮堂召開公捕大會。為了起到教育打擊的作用，顯示無產階級專政的強大威力，那天川報員工也全體參加。三四百人坐在一起，神態嚴肅，同仇敵愾，當黨辦主任閻凱宣布完梁正興罪惡事實，兩位頭戴鋼盔的警察，甩著手走著正步來到主席臺，然後取出副鋥亮的手銬，哢嚓一聲，把梁正興兩手銬在一起，押了下去。接著是參會人員表態，當然均是事先佈置好的極積分子，內容不外乎是「感謝黨、感謝政府，為民除害」之類的套詞。後來，聽說梁以思想反動和姦污少女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年，一直未予「平反」。另一件事更使我震驚，成都建國中學黨總支書部記兼校長潘清雍，土改時我們在一個工作組，被該校右派體育教師×××行凶砍傷，不久這個教師即以現行反革命罪被槍斃掉。我聽到這消息後打電話去慰問潘清雍，但電話裡傳來老朋友的聲音不太友善，他這樣提醒我：「小黃，要認請形勢，主動向組織交待自己的問題。」聽後，我有點莫名奇妙：「我有什麼問題？」23年後我「改正」歸來去看望他，才告我：「市委宣傳部在我去電話前的三天，就己經找他瞭解我的言行。」他只說我「驕傲狂妄，目中無人」，未想到會把我打成「大右派份子」，因為他畢竟瞭解我：「一個學徒娃娃反什麼黨呵？」
這個時候我沒有任何預感自已會被劃起為右派，而且會是個大右派！一是認為自已出身好，熱愛黨和毛主席；二是認為自已沒有右派言論，對章伯鈞、章乃器、儲安平等人的言論並不苟同；三是自已還參與了對馮元春的批判鬥爭大會。
中國的事情說變就變。1957年7月6日，中共成都市委派出以副書長張靜之先生為首的反右工作組，帶領五個幹員進駐報社。張是個大麻子，山西人，官運不佳，傳說他曾是國民黨還鄉團的成員，肅反中被審查過幾天。1951年當過我們土改團的副團長，他知道我是新中國的第一批工農幹部，有過短暫的接觸，對我印象不錯。但「階級鬥爭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我竟是他手下第一個獵物。很快報社走道、窗口、樓梯，架起了擴音器，成天不停地叫喊：「揪出大右派黃澤榮（曉楓）！」「剝下他工人偽裝的畫皮!」「黃澤榮（曉楓）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了三支毒箭！」（所謂毒箭就是我所寫的三篇小說《給團省委的一封信》、《向黨反映》、《上北京》）。
不到半天時間，全報社的過道、走廊、樓梯口，只要是空餘的地方全是醜化我的大字報、漫畫。這些大字報、漫畫，用詞之惡毒，選句之下流，歪曲事實之荒誕，縱是戈培爾先生也望塵莫及。不過在那個是非顛倒的年代，執政者盡皆視為「精品」，就像中國人先初把西方避孕套當成氣球吹玩一樣。
我是個天生的不怕權、不怕勢的人，一輩子認定事實與死理，不是就是不是。在一次報社召開全體編採人員的定性大會上，不少事先佈置的極積份子們，大聲叫我站出來，交待檢查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的罪行。我不僅不檢查交待，還質問那些極積分子：「我反了什麼黨？你們這些地主、資本家出身的少爺、小姐，才是真正反黨的右派分子！」氣得這些人拍桌大喊大叫大罵：「你為什麼要寫反黨小說？你早就背叛工人階級了。」我說：「是黨提倡干預生活！既然是反黨，《草地》為什麼要發表它？」打手們底氣不足，佔不了辯論上風，氣得干吼，會場一片混亂。在這個時候編委王畋（1938年參加革命的老知識份子，四川日報調來的老報人），突然把桌一拍，挺身而立道：「吵什麼？你們說小黃是右派，我是五人領導小組的，還沒舉手同意。」會議嘎然而止。
想不到兩個小時後，鋪天蓋地的大字報貼出來：「王畋老右派！」「決不准許王畋包庇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王畋必須向黨低頭認罪，交待自已反黨罪行！」「……」此後，他被開除黨籍、撤銷一切職務，從行政十五級降為十九級。最後，送到草堂寺去終身相伴「老杜」，一生未娶，直到壽終正寢。
五人領導小組鐵定我為右派份子後，不再處理稿件，每天上班一人坐在辦公桌前面壁反省，沒人與我說話，沒人與我親善，昨日朋友皆成路人，都是一雙雙仇恨的眼晴瞪著我，好似借了他們穀子還了糠。組長肖青再沒笑臉，恨恨的好像我挖了她的祖墳。胡克由這個《工商導報》的留用人員，過去對我畢恭畢敬，總是小黃前小黃後笑咪咪地叫個不停，現在卻要我打掃清潔衛生了。陳澤昆、楊蓓、邱乾坤三人雖不和我交談，卻以眼神問候。不幾天美術組的譚大同悄悄告我說：「小黃，市上要開你的鬥爭大會，勢頭有點凶，我建議你跑出去躲幾天。」平時我和他來往不多，想不到此時卻冒著風險透露消息，暗中為我出謀劃策。
那天下班回到家裡，妻子見我臉色不好，便哄著襁褓中孩子說：「乖，快向爸爸笑一個」。半歲該子己咿呀能語，見著我小臉蛋綻成一朵花，張著手要我抱。我黙黙地把孩子抱在手中，說不出是高興還是淒凉，為了掩飾內心的忐忑與不安，久久地吻著孩子，待情緒稍稍安定後，才將此亊告訴妻子。妻聽後，為我壯膽說：「跑什麼？又沒有殺人放火，未必說你反黨就反黨，鬥爭會也得講理呀！」我笑笑硬挺道：「不跑！不跑！」心裏卻在說：我是吃運動飯長大的，要鬥爭你有什麼理不理？不過當時任何一個人，都對反右鬥爭嚴重性認識不足，以為和過去的「三反」、「五反」、「肅反」一樣，過上三、五個月，就萬事大吉。誰知毛澤東早己成竹在胸，決心要把有獨立見解的知識份子趕盡殺絕啊！
千人鬥爭我的大會
1957年7月19日早晨，我起床洗漱完畢，第一件事就是去街頭一家鮮奶店，給女兒取牛奶。當我一跨出房門，報社兩個反右極積分子就跟上我。此兩人就是調查核實梁正興案的楊、彭兩人，儘管長期來他們寫不出消息、通訊，可追蹤盯梢、檢舉揭發卻很在行。我心裏咯噔一下，準備甩掉他們一走了之，但想到頭一天晚上，已向妻說過「不跑」的話，便打消了念頭。到了牛奶店，我故意閃進路邊公廁，急得楊、彭兩人一頭大汗，像蒼蠅樣滿街亂竄。我心裏好笑，暗暗罵：「你們也想盯梢？兩個笨蛋！」
我取完牛奶回到家，不慌不忙地吃罷繼母給我作的早點湯圓，然後騎上自行車，穿街走巷，從從容容向報社飛馳而去。進了報社大門，我架上車，沿著之字拐的鐵樓梯爬上二摟，閻凱即將我叫到辦公室，向我作思想安定工作。他開門見山說：「小黃，今天市上要開你的批鬥會，有不少領導在場，你可要冷靜啊！一定要好好接受大家批判。我希望你要向黨低頭認罪，千萬不要耍牛脾氣，切不可衝動。只要你能好好承認錯誤，今後仍是好同志。」我無表情地點頭，然後下得樓梯，跟著全報社人排隊結合，向總府街省府禮堂走去。
省府大禮堂，解放前叫紫羅蘭花園，是當時黃金和外幣市場。中共掌權後，一段時間叫「五一茶社」，因公開播放美國之音，被取締收歸囯家，經過投資改建後，成為今天的省委招待所，作為接待外賓和重要人物之用（現更名為假日皇冠酒店）。記得，在三個月前，開完全囯人民代表大會第一屆第二次代表大會的代表、著名作家巴金和浙江省副省長宋雲彬，來成都視察就住在這裡。當時我和楊蓓姐來此採訪巴金先生。那是上午九點，我們按預約的時間來到這裡，看見巴金先生穿著厚厚的呢大衣、頭戴鴨舌帽，拿著哥德原著，在走廊上走去走來地背誦。我第一印象是：巴金真勤奮。他中等個兒，大頭大臉闊嘴巴，說話略帶口吃，有點像《家》中的覚慧。我們坐在招待所一間小會議室裡，漫無邊際的閒聊，巴山蜀水，成都變遷，風味小吃，街道今夕，朝鮮戰爭以及他新近在《人民文學》上發表的短篇小說《上甘嶺戰役》。他很健談，問什麼回答什麼，沒有一點大作家的架子。突然，我提出一個十分怪異的話題問：「巴老，你解放前寫了那麼多有名的長篇，什麼《滅亡三部曲》、《愛情三部曲》、《激流三部曲》，怎麼現在一曲也不曲，見不到你的長篇了呢？」巴金一下愣了，一雙犀利的大眼晴在我身上掃視一遍，然後不經意的笑笑說：「生活是文學作品的創作源泉，我熟習舊社會的人和事，對解放後的人和事還陌生不熟悉，我正在積累體驗新的生活，但是……」他嘎然止住了話頭，換成另個題目：「成都不錯，變化真大，怎麼也找不到兒時記憶了？聽說，我老家那幢院子，是什麼文工團了？」楊蓓姐回道：「叫戰旗文工團，成都軍區的。」巴老「哦」了聲，再沒說什麼。短暫的記者職業使我變得十分敏感，覺得巴金先生心中有許多難言之隱。後來我和楊蓓合寫了巴金的採訪記：《故里風光說變遷》，但文章平平，與採訪實情大相逕庭。後來楊蓓姐提醒我說：「小黃，採訪不能那麼逼人，這樣別人會怕記者。」我天真直率一笑，算是回答。
另一次來這裡，是1953年我作為省市機關代表，觀看蘇聯功勛演員、巴蕾舞大師鳥蘭諾娃的《天鵝湖》，來的多是省市領導。那時，沒有空調和暖氣，成都十月已涼意逼人，為了不能凍住演員和觀看演出的首長，大禮堂臨時生上槓炭火，再以鉛皮做成暖筒，懸掛在禮堂四周牆邊，烤得人直冒熱汗。第三次來此，是1956年8月，聽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報告。而此時此刻，卻是以右派份子之身，接受全市上千人的批判鬥爭。唉，白雲蒼狗，變化須臾啊！
我一走進省府招待所大門，空場上大壩子和兩面牆壁上，全是五彩繽紛的大字報與漫畫。這些大字報、漫畫是掛在臨時牽起的長棕繩上，呼啦啦的在風中搖曳，像一排樂隊演唱什麼好聽的音樂，迎接勇士的到來。我側目四看，那些大字報、漫畫全是揭露醜化我的東西，有點像貼在廁所、糞坑旁邊的小廣告，自無事實可言，要想怎麼寫就麼寫，要想怎麼畫就怎麼畫，只需想像和捏造，用不著求證和核實，真造就了不少扯謊「英雄」，刷新了黨八股記錄，為十年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提供了可資的樣板。我緩步登上石階，進得大禮堂黑壓壓的全是人，樓上樓下近兩千個座位全無虛席，數百雙說不清表情的眼晴向我投來。我不驚不詫坐到第八排居中的位置上,心裏在想：勁仗有點大，會不會逮捕我？管它媽的，躲脫不是禍，是禍躲不脫，要怎樣也由不得自已了。我放眼看去，主席臺前面上首，懸著巨幅紅底白字的橫額，斗大一行字：「揭發批判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鬥爭大會」。台上坐著不少省市領導，有中共四川省委宣傳部副部長李亞群、省文聯創作輔導部部長李累、中共市委書記郭實夫、副秘書長張靜山等。揭發批判大會由我們報社總編張烈夫主持，當他宣布揭發批判會正式開始，會場上響起了怒吼的狂濤：「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站起來！」我佯裝未聽見，直直地坐著不動。人們再次狂叫，我仍然不動。於是有幾個外單位的極積分子上前來拉我，我仍拒不站起來。在爭執中，我一件新光日本府綢襯衫被撕裂條大口，會場秩序開始有點亂。主持會議的張烈夫總編輯，知道我是個吃軟不吃硬的漢子，便轉個圈子說：「同志們，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不站起來，說明他堅持反動立場，我們現在就開始揭發他，看他低頭不低頭。」
我一生寫過不少打油詩，其中有首《無題》，非常適用於此種場合。詩云：「白銀耀眼金髮光，珍饈美味最安腸。高官誘惑真君子，一點償賜奴才忙。牆倒眾推不費力，長聽鸚鵡罵梅香。安全莫過獵死虎，殺了肥豬好分贓。」那些揭發批判我的人，有的是當年土改團的戰友，有的是經我培養入黨而當上鄉長的農民。人上一百,形形色色，各自為著一個目的：緊跟形勢，抓住機遇，撈點油水，得點利益。當然，一個個銳不可當，說假話面不改色，放狗屁仍像人樣。我坐著，靜靜地聽著他們的揭發，他們的批判，就像看戲樣地有趣。難道這些說得口沫四濺，語無倫次的人真正恨我嗎？我既未從他們口袋裡扒走一個銅版，更未把他們三代單傳的兒子扔進池塘，更未戲弄過他們的老婆，哪來這樣大的仇恨？哪來這樣大的勁頭？只有一個解釋：毛偉人的「階級鬥爭」學說，把人變成了瘋子和魔鬼，什麼胡活、屁話，都能登上大雅之堂。
批鬥會自始至終開得熱火朝天，但被批鬥的我始終未站起來，大家沒有目睹風彩總是遺憾。大約兩個多小時後會場又捲起一陣狂濤：「叫右派份子黃澤榮（曉楓），站起來接受批判！」我仍然不站，於是有幾個像公安局的彪形大漢，上前來拉我。我腦袋嗡嗡地發熱，竟和出手的人推拉起來，眼看就要發生想不到的意外事情。黨辦主任閻凱急忙上前，架開拉扯我的人，然後低聲向我說：「小黃，聽我話站起一下。」我順從地站了一分鈡，然後又坐下去。
揭發批判鬥爭會開了整整一天，可能是發言的人說累了，參會聽的人聽膩了，到散會前夕，張烈夫總編輯叫我上臺表態。在千百雙眼睛的期待下，我走上主席臺，面對麥克風說了三句話。我說：「我對共產黨既無殺父之仇，更無倒楣之怨；我熱愛共產黨，熱愛毛主席，熱愛社會主義；我不是右派，歷史會給我作出公正結論。」參會的人不依不饒，我以飄然走下主席臺，在一遍嘶裂的叫喊聲中我坐在原位上巍然不動。
第二天（1957年7月20日），省市各報刊均以顯著位置，刋登了批判鬥爭我的消息。《成都日報》在一版上，用了這樣赫然的通欄標題：
「成都市工人農民機關幹部及新聞界、文藝界人士舉行大會，聲討右派份子曉楓的反動言行」
《成都日報》20日訊：「在省人民委員會禮堂反駁右派份子、流氓曉楓（即黃澤榮成都日報文藝組編輯）大會，除該報全體工作人員外，還有成都市新聞界、文藝界人士，工人代表、市郊農民代表以及省市區級黨政機關幹部1400餘人，大會開了一整天，與會者一致嚴正斥責右派份子、流氓曉楓的反共、反社會主義言行。曉楓在會上作了兩次狡辮，態度蠻橫，耍盡了各種無恥的流氓手段，絲毫沒有悔罪的表現，激起了全體與會者的憤怒。大會還將繼續舉行。」
以下分為六個部分，約15000字，整整三大版。在此，不想再累贅那些瘋話屁話，免污染環境。不過有一點應說清楚的，他們為什麼要在「右派份子」後給我加上一個「流氓」二字？按說文解字：流者水也，涉川溢山，終日不停，是謂流；氓者亡民也，無固定職業，飄忽不定是謂氓。現代詞語中的流氓，便是成天無所事是，不是混跡賭場，便是浪蕩花街，不是調戲婦女，便是聚眾滋事。本人何曾有此劣行？真是百思不得其解，最後細思再三，終於找出原委：記得在1951年參加農村土改工作時，我是雙水碾村工作組組長。那時，一位貧農的女兒、武裝班班長藍秀瓊經常陪我一道深入鄉村，「訪貧問苦」，瞭解情況。由於長時間的接觸，她對我產生了好感。一次，她悄悄塞了兩個煮熟的雞蛋給我，說是她媽媽給的，一時弄得我很為難。那時候的青年人很單純，他們的心透明得簡直就像一汪清澈的泉水，收了兩個熟雞蛋，內心當然會感到忐忑不安。於是，主動向土改工作組大組長文理陽「坦白」了自己的「錯誤」。當時，文大組長還笑我「真有趣」。想不到在五年後，這位文大組長卻又把這件事作為「鋼鞭材料」送到報社，這又給我增加一條莫須有的「罪狀」，並且還在千人鬥爭大會上揭發批判我「早在1951年搞土改時就違犯紀律，亂搞男女關係，可恨不可恨……」呵，原來如此！「流氓」這頂帽子當然非我莫屬。
我在組詩《風波萬里》中曾寫道：「百家爭鳴不是鳴，黨同伐異才是真。琳琅滿目大字報，舉國上下同一文。我輩吃若緣篤信，上當被騙在於誠。鬥爭會上敢較勁，蜀中右派我有名。」
覆巢之下無完卵
挨了一天的鬥爭批判，人搞得很疲倦，心裏極度憤怒與不滿，可有什麼辦法，你能抱起石頭砸天嗎？好在妻子早早回到家，摟著我心疼地問：「怎樣，他們打了你嗎？」女兒不知人世遷變，仍然張著胖嘟嘟的小手要我抱。我上前抱起孩子愛憐地親吻著，心裏憤懣似乎平靜了許多。妻子發現我撕爛的襯衣，細細地檢查我身上有無傷痕，在確定沒有傷痕後才放心說：「還好，只是衣服撕爛了，怎麼撕爛的？」我本想大聲說出事情原委，突見窗前有人影幌動，探頭望去，原是彭、楊兩位積極份子奉命前來監督我的行動，三雙眼晴相對顯得很尷尬。
「小黃，沒什麼，我們來看看你，怕你想不通。」姓彭的矮個子皮笑肉不笑，還是相沿舊有的稱呼，笨嘴笨舌作解釋。我也禮貌性地表示說：「謝謝你們的關心」。
継母像示威似的特別做了一大桌菜，還買了瓶白酒擺在桌上，大聲故意地說給遠遠監視我的彭、楊兩人聽：「天底下有這樣的怪事，一個三代受苦的徒弟娃，還是資產階級右派份子？」我不斷安慰繼母說：「嬸嬸，相信黨和毛主席，不會寃枉好人的。」
那晚妻子緊緊摟著我，不斷吻、不斷親，深怕失去我。我也睡得不好，想去想來想了很多。透過朦朦月色，長望窗外石榴樹出神。那兩位監視我的人，半夜也不睡，老在窗前走去走來，真煩人啊！我靜靜看著熟睡中的妻子和孩子，想著半月前允諾的全家照相的事，不會成為泡影吧？
第二天去到辦公室，像往常一樣翻閱著桌上的報紙，《四川日報》、《成都日報》、《四川工人報》、《四川青年報》，全是有關鬥爭批判我的消息、特寫、通訉和讀者來信。我心裏想，共產黨用得著花這麼大的力氣來對付一個小青年麼？這不是在用大炮打蚊子嗎！再細讀那些揭發批判我的內容，不是編造便是誇大，甚至好些是無中生有。我凝目深深沉思：共產黨的報紙難道是說假話的報紙，對其他右派也這樣嗎？看來這場反右鬥爭有點瞎搞，不是按照毛主席指示辦事。」於是，更堅定了我不是右派的決心。楊蓓、陳澤昆、邱乾坤沉黙看報無語，不時投來關注的目光。通過對我聲勢浩大的鬥爭、揭發、批判，似乎這團火會延燒到他們身上，表情略呈緊張。肖青、胡克由一邊看報，一邊注意我的行為，使平日寧靜、和諧的辦公室，一下成了硝煙瀰漫的戰場。報社反右鬥爭五人領導小組乘勝追擊，樓道走廓裡的擴音器總是在不停地叫，每叫一次，就揪出一個右派，戰果輝煌，敵人眾多啊！
「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在「偉人」的英明指示下，報社編輯、記者中的精英們，一個個紛紛中箭落馬。最先揪出的是楊蓓和邱乾坤，因兩人在一個半月前奉命去採訪老作家李劼人（《死水微爛》作者），寫了篇通訊《棱窩訪劼老》，文中有「流沙河、丘原、曉楓，是省內有才華、有希望、有發展前途的青年作者，雖有錯誤，黨要愛護他們、關懷他們……」成了為右派壯膽打氣的反黨文章。開初，楊蓓置之一哂，沒有怎樣去理睬，來去上班依然裝束清麗，談吐自如，沒當成一回事。小組幾次開她批判鬥爭會，會場冷冷落落開不起來。一則她人緣好，二則大家找不出批她的材料。市委張靜山副秘書長，不愧是抗日時期老幹部，拿出了「挖地三尺」的硬功，指示說：「她是華西大學校花，校花有什麼好東西？從她人品上去找！」主人吩咐，奴才們敢不執行，經過幾天外調，美術組一位畫師立即泡製出一幅別開生面的漫畫大字報：畫面上楊蓓，濃裝艷抹，坦胸露懷，修長大腿赤裸到臂部，站在一部吉普車上兜風，兩個大鼻子老美緊緊地摟著她。畫上一行大字：校花楊蓓醜態。
中囯自古有句俗話「男怕背盜，女怕背娼。」誰個女人一和娼沾上邊，這個女人就完了。是姑娘嫁不出去，是妻子丈夫會馬上與你離婚。貞潔貴於生命啊！當楊蓓一看到這幅漫畫時，微笑消失了，清麗不見了，勾著臉再抬不起頭，好像在人前矮了半個身子。沒過多久時間，她十三中教書的老公，向她提出離婚，她沒說一句話，含淚在離婚書上簽了字，自此終生未嫁直到老死。
邱乾坤新從成都市話劇團調來，連報社「地皮子都還沒有踩熱活」（成都話不久的意思），即成為右派，你說冤不冤？他剛新婚，窗戶上喜花仍在，老婆即與他離婚，後開除公職，送回農村監督勞動，餓死於三年「自然災害」。
號稱「多寶道人」的陳澤昆，儘管他深悉世態，知進知退，報社內和報社外召開的各種「鳴放」會，連屁也沒有放一個，也被定為右派。他私下說：「解放前我是《工商導報》總編輯，說話是右派，不說話也是右派，我不當右派誰人當右派？」所幸他很「認罪」，無論各種會都把自已臭罵一頓，後來獲得「從寬處理」，行政降職三級，調到人民銀行去打雜。接著，組長肖青的老公蘇定生先生（南下服務團學生、從四川日報社調來報社，出任政法組長），因主張「報紙要關心人民群眾生活，向不良行為作鬥爭」，也淪為右派。當我看到他是右派的大字報後，心裏很高興，暗自說：「肖大姐，你反去反來反到你老公頭上了，還積極不？」我觀察幾天，並未影響她的極積性，對我還是那樣厲害。一天我百無聊賴，信筆在紙上寫下「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十個大字，被她發現，一手搶過去大叫：「快來看，右派份子曉楓又在惡毒攻擊誣蔑我們社會主義，猖狂向黨進攻！」當然引來一場新的批鬥。不過她並未和蘇定生離婚（他們已有兩個小孩），卻用了種新的劃清界限辦法，對老公實施「家庭專政」，即家裡一切雜活諸如洗衣、做飯、清潔衛生、刷地板、倒馬桶之類，均由老公包干，若想做愛，得事先打報告經批准。這位十分有新聞才華的南下青年幹部，不足四十歲就便鬱鬱而死，可惜啊！可惜！
文教組的孫文元也中箭落馬，他也是（《工商導報》）的業務尖子，平時對人態度極好，對領導更是唯唯諾諾，就因為他是老報人，必也難逃此劫，有什麼辦法，名氣在那裡了。新從市農委調到財貿組的宋德貴，聽說因工作上問題和張烈夫總編輯頂了下嘴，也被拋出打入另冊。西藏軍區轉業軍人攝影師美術組的張蜀華，在鬥爭我時他還上臺作過精彩發言，現在也成了右派。據說因他和組長王平關係不協調，王怕他太積極太超前拿走組長，不知怎麼向張秘書長一匯報，就戴上這頂揮之不去的「鐵帽」。財務組的周俊修因不是知識份子，卻逃不脫壞分子的帽子。一個不足五十名編採人員的成都日報社右派份子多過12人。1958年又補了一次課，編委段星樵、黨辦主任閻凱被「補了進去」，覆巢之下豈有完卵啊！鄰近的四川日報社戰果更為輝煌，150多人的編採隊竟然有50幾個右派；省文聯《星星》編輯部從主編白航，到編輯石天河、流沙河、白峽等四人無一倖免，全成了牛鬼蛇神。
「往亊微痕」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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