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捷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圖)

名為《底片》的畫冊以六十四幅底片記錄當年發生在北京的學潮

【看中國2015年06月02日訊】去歲末在香港，鮑樸贈我一冊《底片》六四圖冊，這是大陸攝影藝術家徐勇於89年春夏之交拍攝的寫實圖片，直至20多年後，他才把這些珍貴的歷史文獻交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細看之下，那些風雲翻捲、槍彈橫飛、血肉模糊的歷史瞬間一一重現，令我驚心動魄！

六四死結糾纏著中國當代史已經二十六年了，在裝金鑲玉和霧霾深鎖的「盛世中國」，漸少提起，卻沒有人能遺忘，它像一圈年輪，在越來越多的年輪纏繞下進入時間之樹的深部。如果說，六四血案能在十年之內實現社會和解，人們或許可以將之視為歷史悲劇性的一筆，從而稍許淡化並「向前看」。但到了二十六年之後，哪怕將來中國實現制度轉型，對當年的悲劇進行國家道歉和政府賠償，卻已不能撫平這道裂痕了。六四情結超越了現實與歷史，成為了一種象徵和恆久的民族記憶。

攝影家徐勇以負像底片的形式，寓意六四至今被官方禁止談論，遑論以照片方式公開發表。這些歷史底片在提示著中國人民的群體記憶。他在自述中說：「對試圖遮蔽、製造人們遺忘歷史的行為，底片比照片及數字媒介更具直接強烈的證據意義。以這種方式拒絕遺忘或證明時間或許並不重要，值得關注和思考的是與這件作品相關的時間和環境因素，它們是比我更重要的作品作者。」

曾幾何時，現代科技的數字化影像已經使傳統的相機漸漸成為古董。而攝影作為時代的佐證，依然有助人類深化對自身歷史的反思和認知。徐勇的作品，逼真記錄了八九春潮中大風起兮雲飛揚的片段，以及戒嚴後百萬市民以血肉長城堵截軍車的壯闊場景，也記錄了軍隊血腥清場以及坦克在長街疾馳的恐怖畫面。徐勇刻意用負像底片，排除了一切事後修飾的可能，以凸顯其無可懷疑的真實性。這就是一九八九春夏之交的中國，這就是二十六年前的北京。中國人曾經有過這樣一個理想主義高昂的年代，國家和人民到頭來卻滿身血泊地捲縮在威權巨獸猙獰的利爪之下。

每個人的記憶與遺忘都是有選擇性的，歷史的底片卻是無情的。今年暮春，當年被通緝的廿一名學生領袖之一熊焱試圖回國探視病重的母親，被當局所拒。《環球時報》為此撰文稱：「他們曾經在年輕時為撕裂和創傷中國社會犯下罪行，如今人到中年，他們不僅拒絕反思和懺悔，而且繼續站在中國政治體制的對立面，他們應當很清楚這對自己意味著什麼。他們可以裝出無辜的樣子，但國家有自己的管理底線。」

到底是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撕裂和創傷中國社會，還是坦克戰車和真槍實彈屠殺平民的暴力犯下罪行，姑且不論。《環球時報》的總編胡錫進本人就是八九屆的大學畢業生，他當年亦指天誓日、擲地有聲地支持八九民運。六四血光乍現，他也曾義憤填膺、目眥欲裂。然而選擇性的遺忘以及轉而充當權力的惡犬，可謂無恥之尤。當局對六四的定性固然「一步也不能退」，但終究不願重新撕裂這道血痂，倒是賣身於體制內軟體蛆蟲表現得比專制巨獸更凶殘。

由此想到，極權機器對人靈與肉的全面異化奴役，如同喬治。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專制城堡裡晝夜燈火通明的生產謊言的「真理部」，以及專司改寫和消滅記憶的「忘懷洞」。謊言取代真實，權力強暴歷史，這是所有專制主義殊途同歸的基點。筆者在文革末年初讀「內部出版」的《一九八四》，震悚不已。曾以為這是擲向共產帝國最銳利的投槍，後來才曉得英國作家奧威爾是社會主義者，他在西班牙內戰時是「國際縱隊」披堅執銳的忠勇戰士，和他站在同一戰壕裡的還有美國作家海明威、智利詩人聶魯達和西班牙本土戰士大畫家畢加索等人。他們擎起的是挑戰所有極權制度和獨裁政權的戰旗，而不獨是共產幽靈。彼時他們對共產主義的陰森恐怖尚未有幾多瞭解，而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卻不期然揭開了那塊沈重的殷紅幕布。

我自己也是從專制城堡走出來的，對身心奴役的切骨恐懼，迄今揮之不去。那是一頭碩大無朋的怪獸，它動用國家機器不懈消滅人們的記憶，徹底壟斷話語和歷史解釋權。一如《一九八四》所寫：「誰控制了過去，就控制了現在；誰控制了現在，就控制了過去。」單說六四如此簡單的是非判斷，二十六年來，莫說中國大陸，就香港一埠便可見「真理部」與「忘懷洞」的效能。

筆者曾去過布拉格，走到古老的查理大橋上，德沃夏克和斯美唐納譜寫過的VLTAVA河在腳下喧響。我想起了米蘭。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想起了哈維爾的《無權者的權力》和七七憲章運動。「拒絕遺忘」——捷克知識份子堅執這無權者的權力，與專制怪獸對峙了數十年，終於贏得了尊嚴。

反觀極權醬缸裡的紅色蛆蟲，他們以謊言換取錦衣玉食的無恥，正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而徐勇用攝影機留給歷史的民族記憶，卻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