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齊白石與王纘緒友情破裂的真像(圖)
1936年齊白石王纘緒等在四川藝術專科合影（網路圖片）
1936年，齊白石入蜀。1941年，蜀游後的第五年，81歲的齊白石在《蜀游雜記》末頁題道：「辛巳冬十月十又八日因憶在成都時有一門客，日久忘其姓名，翻閱此日記，始愧，虛走四川一回，無詩無畫，恐後人見之笑倒也，故記數字。後人知翁者，翁必有不樂之事，興趣毫無以至此。」
1946年9月9日，中秋前一日，白石老人又翻閱了一次《蜀游雜記》，面對十年前的往事，齊白石揮筆寫道：「丙戌秋，明日中秋，偶撿舊書，見此本子，也伴我歷游四川，仍作記事用。老年人善忘，有一小事，必須記之。八十六歲。」
到底是何「小事」讓白石老人十年後依然無法忘懷？
疑問：齊白石不肯替王纘緒造假？
成都民間流行的說法，是齊白石與軍閥王纘緒因為金錢發生了衝突。白石老人認為：「半年光陰，曾許贈之3000元，不與，可謂不成君子矣。」1936年9月21日齊白石致弟子姚石倩書信也證實了這一說法：「予已與中英弟有約每月來函一次。無論老年人答與不答，只要知弟子平安。成都治亂，已免懸懸。此次予之出成都，大有容人之失信食言，倘執吾弟代王纘緒許贈三千之函說話，纘緒騙人三千元，吾弟從中難矣，吾愛吾弟，故一擲千金，足見君子與小人也。方鶴老、曾默躬如相見，代稱名問安。」
姚石倩只是王纘緒的幕僚，不具有經濟上的決定權，不可能代王纘緒許贈三千元。而王纘緒擁有軍政大權，在成都、重慶擁有多處商鋪、錢莊、公館，也不缺這三千元。為什麼王纘緒決定贈送齊白石三千元?贈送金額確定的標準是什麼?由誰確定?以何種方式支付?王纘緒為什麼改變了約定?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所謂的成都老報人車輻曾經提供了一種說法：在鑑賞王纘緒收藏古畫時，齊白石指出贗品居多，未在假畫上題字，所以沒有得到重金。
據車輻所說：「王纘緒自許儒將，喜玩古瓷器及書畫，但買的古書字畫又多半為贗品，蒙著幾個食客為他鑑定書畫古玩，半吊子(指似懂非懂、半罐水的意思)食客與古董商勾結，使王買了不少贗品，王悶在葫蘆中，一呼百應，儼然像是一個識者行家了。齊白石到來，王以其藏畫求其鑑定。齊即指出其真偽，贗品居多。王愕然、不悅，於是半吊子儒將形象一變而現出軍人脾氣來，他們之間產生了距離。以後，由王的狗頭軍師獻策，搞一個金蟬脫殼之計，由王出面，挑出贗品，請齊白石在假畫上題詞。齊受此橫逆，幾至暈厥，以後即稱病推辭。殊不知王竟使出軍人本色，向白石老人提出，願出重金，仍堅持請(齊白石)在假畫上寫幾筆，並求蓋章，言下大有非辦到不可的意思。白石老人受此凌辱，坐臥不安，不久即辭別王，乘舟東下，如脫牢籠一般。他來四川，原打算上青城，去峨眉，結果一處也沒有去。」
此說法在北京、四川等地廣為流傳，特別是1949年以後，齊白石被塑造成真誠、勤勞、和平的象徵，而王纘緒已從四川省剿匪司令、重慶警備司令變成了「起義」將領，之後的潛逃者，直至病逝在獄中。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中共宣傳軍閥違背諾言，「壓榨」人民藝術家齊白石，就如同收租院成功地塑造了劉文彩欺壓勤勞善良的勞動農民一樣，成為當時革命的需要。
這種說法到是不是歷史真像呢？
事實：齊白石鑑定能力不強
王纘緒真是傳說中的「儒將」嗎?齊白石擅長鑑定書畫嗎?兩人關係破裂的原因是什麼?為了回答這些困惑?筆者專門查詢了民國四川軍閥史料和國有博物館藏品資料，卻有以下發現：
一、民國時期的四川軍閥中，只有王纘緒和田頌堯是秀才出身，王纘緒具有良好的古典文學基礎，閑暇喜好臨習歷代名家書法，早年曾加入海上亭雲書畫社，與黃賓虹、張大千、陳澤霈等有往來。1949年以後，由於王纘緒能鑑賞書畫、陶瓷，人民政府特任命其為川西文物委員會副主任，其收藏品中不乏珍稀名物，如唐人《妙法蓮花經》卷、元人《仙山樓閣圖》扇面、冒辟疆《草書詩文》軸等歷代名家畫作。金石學家姚石倩、曾默躬等長年住在治園為其整理編目。1952年10月10日，王纘緒將其畢生收藏的珍貴文物捐獻給政府，分別由西南博物院(現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和川西博物館(現四川博物院)保管。由此可知王纘緒並非粗劣武夫，其收藏品中不乏國家珍貴文物。
二、對於王纘緒收藏的書畫，齊白石未出具任何書面鑑定結論。四川博物院典藏部林玉女士和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保管部江潔女士查詢藏品資料後告知，王纘緒藏品中沒有發現齊白石題跋。但王纘緒在其收藏的古書畫上廣泛使用了齊白石刻制的收藏印，如四川博物院藏《項聖謨山水人物圖冊》就鈐有齊白石為王纘緒制印多方，如「治園眼福」、「治園所藏」、「治園心賞」、「王纘緒印」、「王治易」等印。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藏《趙之謙花卉圖扇面》上鈐有「治園心賞」。在戴山青編《齊白石篆刻作品選》收錄有多方齊白石為王纘緒製作的收藏印，如「治園暫有」、「治園考藏」、「治園鑒藏」、「治園藏書」等。這些印章都是1931年至1936年，齊白石應王纘緒之邀刻制的一部分。
三、齊白石和王纘緒都認為書畫鑑定是一件很難的事。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聞》的報導中：「王氏入室後，齊氏語王，謂早間已晤余中英、姚石倩諸人，並極賞姚家藏之板橋道人畫竹有瀟灑出塵之態，王謂彼亦藏有板橋畫竹四張，現在重慶，緩可取出鑑賞。張談到鑒別古董，大家均以為難事。」
雖然古書畫鑑定是一件頗有爭議的事情，但齊白石在成都還是刻制了一方鑑賞印「白石見」，這枚印章現藏北京畫院，邊款云「丙子六月。治園」。丙子年為1936年，該年六月齊白石居成都王纘緒公館治園。我們知道相對於姓名印和詩文閑章，齊白石的鑑賞印非常少，從中可見齊白石對於古書畫收藏之態度。保存在北京畫院的齊白石收藏品，多是師長、友朋、門人的作品，更像是保存自己的文獻資料，而非帶有主題性的專業收藏。
既然齊白石不喜歡收藏古代書畫，又為何制「白石見」印?筆者認為當時確曾發生過鑑賞古畫事件，對於王纘緒的藏品，精明的齊白石不便表態，於是刻了這方「白石見」應對。「見」是一個中性字，只敘述看見這個過程，不存在對真假的判斷，是一個有充分迴旋餘地的說法，呈現出齊白石多彩的人性，既有孤傲的一面，也有通融的一面。
齊白石不願對王氏藏古書畫真假做判斷的原因有許多，一方面是藏品有問題。凡是從事收藏的人都知道，只要從事古玩收藏，買到有爭議的物品只是時間早晚問題，即使是精於鑑定的吳湖帆、張大千也在所難免，何況一個僻居西南的軍閥。1989年中國古代書畫鑑定組謝稚柳、啟功等對保存在重慶中國三峽博物館的王纘緒藏歷代書畫進行了鑑定，發現其收藏品良莠不齊。
另一方面是鑑定能力問題。與張大千、吳湖帆畢生收藏臨摹研習古畫截然不同，齊白石一生以自我藝術創作為主，基本上不收藏古畫，也不從事古代藝術品的交易，接觸到歷代名作的機會很少，對於需要見多識廣、豐富經驗的古書畫鑑定，他非常不擅長。在1936年5月30日《新新新聞》的報導中齊白石也坦率地表達了書畫鑑定的難度。
通過以上分析可知：一是對於中國古代書畫鑑定，齊白石、王纘緒都認為書畫鑑定是一件很難的事，二人有共識；二是通融的齊白石製作了「白石見」印應付書畫鑑定。
原因：個性多疑，加之外人挑撥
對書畫作品真偽的不同認識不是造成齊白石、王纘緒關係破裂的主要矛盾，而是書畫鑑定活動為他人提供了一個可以利用的機會。破裂的真正原因，或許可以從1936年成都的文化生態和藝術家齊白石的個性來考慮。
1936年雖然已是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但四川的混戰並沒有結束，蔣介石與劉湘、劉湘與劉文輝……各種政治勢力都在做最大的努力。華西協和大學和四川藝術專科學校的創辦，使得西方文化藝術觀念逐漸為人知曉，先後湧現出李劼人等一批川籍藝術家。另一方面，成都「五老七賢」對傳統文化的提倡，儒家經典著作仍是城市富裕人家的必修功課，以四王為代表的正統繪畫在成都仍然很有市場。在一些出身高貴、以正統自居的人看來，新派畫家齊白石就是野狐禪，與傳統禮教格格不入，這種看法不僅在四川有，在北平、上海也有。而齊白石的到來必然會打破四川書畫界、收藏界原有的平衡，影響一些人的既得利益。個別人藉機挑撥，製造事端，也在情理之中。
齊白石經歷了晚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雖然他的思想、情感和行為隨著時代的推移不斷發展變化，但他鄉村生活形成的諸多習性並未隨著藝術上的成功而改變，他勇敢又膽小、熱情又多疑，一生勤勞多產但又非常節儉，甚至被人誤認吝嗇。他渴望精英認同但又討厭無謂應酬，常常閉門作畫，被北京畫壇稱為「西城三怪」。
到成都後的齊白石並未融入休閑之都的歡愉之中，依然保持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閉門作畫，基本上不參加應酬。一些仰慕者登門拜訪，因無人介紹，常吃閉門羹，這些都讓一些當地人十分不適應。
另一方面就是齊白石非常自信、敏感、多疑，由於不常出門，很容易輕信別人的傳言，如果有人挑撥，難免發生誤會。此類事件不止發生過一次，齊白石的好友王森然就曾被誤會過。對於多疑這一缺點，白石老人是有清醒認識，在成都時特意刻「吾狐也」印提醒自己，邊款特有意思：「吾生性多疑，是吾所短，刊此自嘲。丙子五月時客成都之治園。」對於王纘緒，他還是非常熱情，先後給王纘緒繪製了《鍾馗搔背圖》、《紅梅圖》等，這些作品都繪製精美，尺幅巨大，是齊白石的書畫精品，可見他對朋友的真誠。但如果發生誤會，他心裏又是非常不悅，只是由於邀請者是軍閥，加之又住在成都治園(王纘緒公館)，只能回到北平後在日記上發泄自己的憤怒，塗抹掉關於這個人的一切記憶。
在齊白石《蜀游雜記》上我們可以看到多處塗抹痕跡，根據當時的新聞報導、存世作品，我們可以確定其中一部分涉及王纘緒，比如5月28日《蜀游雜記》有「廿八日申時到成都，住……」句。齊白石有意把他抵達成都後的住處用墨筆塗掉，但在成都《新新新聞》上卻有二則新聞提及齊白石在成都的住處，從報導中我們知道5月28日齊白石到成都後下榻王纘緒軍長私邸。
又如《蜀游雜記》有詩：「從來生女勝生男，卅載何須淚不干。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方三。謂方鶴叟，名旭。」末句「千秋名跡借方三」的「借」字下方有墨筆塗改痕跡，「方」字是後補。同時其下註釋「謂」字後也被塗抹掉，改寫為「方鶴叟，名旭」。此詩眾說紛紜，但齊良遲藏《蛙聲十里圖》則保存了詩作原來面貌。該作品創作於1936年，是齊白石為妻子胡寶珠繪，畫面右側題有行書款三行，曰：「卅載何須淚不干，從來生女勝生男。好寫墓碑胡母字，千秋名跡借王三。王三，王纘緒軍長也。寶妹之屬，時居治園清宅。白石並題贈詩。」原來齊白石將「王三」改成「方三」，將「王纘緒軍長也」改為「方鶴叟，名旭」。王三是王纘緒的簡稱，齊白石曾與王纘緒結拜兄弟，按照年齡排序，王纘緒排行第三，在《《岱廟圖》(四川博物院藏)中白石就稱其為「治園三弟」。1936年王纘緒任第四十四軍軍長兼四川第六路剿匪總指揮，故白石詩自注稱其為「王纘緒軍長」。
從塗抹的那一刻，曾經的摯友變成了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