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改──殺地主之禍
（一）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
如果請中國大陸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談談對「地主」的印象和認識，不少人會說出這樣一番套話：
地主依靠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為生，是封建社會的一個剝削階級。他們品德敗壞，橫行鄉里，欺男霸女，無惡不作……其典型代表是黃世仁、周扒皮、南霸天和劉文彩……
黃世仁，延安時代歌劇《白毛女》中的老牌地主。這個歌劇，後來一而再、再而三地改編為電影、芭蕾舞劇等，因而名揚天下。劇中的黃世仁逼債，逼死了貧雇農楊白勞，強暴了楊白勞的獨生女喜兒。喜兒出逃後躲在山洞裡，以偷吃山神廟的供果為生。由於長年累月不見天日，營養不良，變成了「白毛女」……某次在延安演出，當劇情發展到高潮時，一位連級軍官激憤過度，怒不可遏地拔槍向扮演黃世仁的演員開了一槍……幸虧沒有擊中，可見劇情感人之深。多少年來，連綿不斷地演出，「教育」了億萬青少年觀眾，使黃世仁成為家喻戶曉、人人恨之入骨的惡霸地主。
20世紀50年代中期，中國大陸小學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半夜雞叫》的課文，節選自戰士作家高玉寶的長篇自傳體小說。課文裡的地主名叫周扒皮。這個可惡的傢伙為了催促長工們早起去幹活兒，半夜三更偷偷摸摸趴到雞籠子裡學雄雞打鳴，引起雄雞紛紛啼叫。雞一叫，長工們不得不提早起床。後來，長工們設計，故意將周扒皮當作「偷雞賊」痛打了一頓……這個戲劇性的故事，在嘻笑聲中農民的仇恨得以發泄。從此，「地主是農民不共戴天的仇敵」這一概念，深深植入了孩子們的心靈。最早讀過這篇課文的孩子，現在都已進入「知天命」之年了。
《紅色娘子軍》裡的南霸天，是另一個「怙惡不悛」的大地主。他利用萬貫家財，組織和支持反動武裝，與海南島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為敵。最後，被「瓊崖支隊」「紅色娘子軍連」的連長吳瓊花（曾在南霸天的家中當過丫頭）擊斃，得到了可恥的下場……
劉文彩是四川省大邑縣的大地主，也是個「無惡不作」的壞傢伙。他家設有「水牢」，把貧農冷月英關在「水牢」裡……四川省美術學院的師生，根據劉文彩的背景故事，集體創作了「泥塑收租院」，把地主壓榨農民血汗的場景形象化，文革期間全國巡迴展出，轟動一時……又將劉文彩的莊園改建成「階級鬥爭教育展覽館」，讓成千上萬的人參觀……展覽內容無中生有、添油加醋、無限上綱，不擇一切手段醜化劉文彩。
經過幾十年的宣傳、渲染和灌輸，一提起「地主」，人們就聯想到上述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他們成了「地主」的典型代表，人人橫眉冷對，個個切齒痛恨。
（二）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20世紀40年代末，在全中國，大大小小的地主有好幾百萬。1950年中共發動「土地改革」運動，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那麼，人們要問：每一位被殺的地主，都是像上面四大地主那樣的壞人嗎？都是「罪大惡極，不殺不足以平民憤」的嗎？
只要翻開歷史的卷帙查一查，只要找到上了年紀的老人問一問，就會得到截然相反的答案。人們承認，地主中有壞人，但地主不全是壞人；相反，其中絕大多數——約佔總數95%以上的地主，都是心地善良、樂善好施的好人。——「地主」這個名詞，已被幾十年的宣傳深深地毒化了，成為一個深含貶義的詞彙，人們一見到「地主」二字，就聯想到剝削和壓迫，產生厭惡感。
其實，1949年之前，大多數農村尊稱土地和財富較多的人為「財主」、「老爺」。佃戶（租種土地的農民）和長工，則尊稱土地的主人為「東家」。那時候，雖然也有「地主」這個詞彙，但除了酒宴上「略盡地主（本地的主人）之誼」的客套話之外，寓含的是尊敬、崇拜與羨慕，絕對不含貶義。
「地主」究竟可惡不可惡？「土改」運動中殺掉200多萬地主，是不是人人該殺？……要弄清楚上述問題，首先要瞭解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大體有以下三種來源：
第一，祖傳家業。
有些人家，祖上好幾代前，就擁有這些土地和財富。一般有錢人家總是送子弟讀書，這個書香世家，幾代沒出「化孫子」，因而守住了家業，代代相傳，傳到了這個兒孫手裡。到了1950年，風雲突變，這位繼承者反而因擁有祖傳的土地和財富遭了殃，全家掃地出門，土地和財產被沒收，連生命也沒有保住，被槍斃了。
「土改」中有不少「貧富顛倒，是非混淆」的現象。——中國有句古話「富不過三代」。許多財主家，不幸出了個好吃懶做、嫖賭逍遙的「化孫子」，他「崽賣爹田心不痛」，把萬貫家財化得干乾淨淨，變為沿街乞討的「叫花子」。哪知風水輪流轉，「叫花子」反而因禍得福，「土改」中被劃為「貧農」，分得了土地、房屋和「浮財」（沒收地主的財物）。——作家余華的長篇小說《活著》，就寫了這樣一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
第二，在外地做官、經商發了財，回鄉興家置業，購買大量土地，成為地主。
從秦始皇到清王朝，皇權專制兩千多年，一直是重農輕商的小農經濟社會。那時人們的觀念，與現代人大不相同。那時沒有銀行，銀錢放在家裡，怕偷怕搶；存在私人票號裡風險很大，不放心；那時工商業不甚發達，人們壓根兒瞧不起商人，不願意投資興辦實業。筆者小時候聽到老人們的口頭禪是：「要想家業穩，作田是根本」。——因此，在那個年代，人們的頭腦裡，有了錢之後的第一個念頭便是「買田」。田是不動產，偷不走，搶不去，年年增值，死後傳給子孫，家人就不會餓死了。
第三，勤勞儉樸，聰明好學，善於經營，在本地被稱為「田秀才」的能幹人，省吃儉用，有點積蓄便買田，土地漸漸增多，慢慢上升為中農、富農……積攢土地最多一輩子的，達到中、小「地主」水平。
正如每一個團隊裡，既有好人，也有壞人一樣，毋庸諱言，也有靠欺行霸市、高利盤剝而上升為地主的，但這種人畢竟是極少數。那個時代，儒家學說「仁義禮智信」 大行其道，社會輿論對不道德的行為大肆伐撻，大家都瞧不起走歪門邪道發了財的人，「戳他的背皮」，恥與為伍……因此，一般人都自覺或不敢走邪路。
那時候的人，頭腦簡單，思想單純，信奉神佛的佔百分之八、九十。人們不敢做壞事，生怕自己偶有不慎冒犯神靈被打入地獄。總體說來，在皇權統治下，通過儒家道德的宣揚教化，佛、道等宗教信仰的流行以及「有神論」的制約，大多數時候，社會是平靜、安定的。貧者安貧，富者樂善好施，相互依存，長期和平共處，沒有那種「你不死，我就活不下去」的「階級鬥爭」之說。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的來源，大致是上述這三種。其土地、山林、房屋等不動產，在交易、過戶的過程中，都簽署了契約，按章繳納了稅負，並由政府主管部門頒發了權證，既是公認的，又是合理合法的。
（三）地主階層在農村中的作用
地主們青少年時期大都受過嚴格的教育，是農村中文化素質較高的群體。他們讀的是《四書》《五經》、「孔孟之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儒家思想，深入骨髓。95%以上的地主憐貧恤老、救濟鰥寡孤獨、助教興學、救災賑災、修橋補路、興修水利、調解糾紛、倡導文化活動（舞龍燈、賽龍舟、唱大戲等）……舉凡農村中一切需要錢、物的公益事業、慈善事業，都是由他們帶頭髮起，熱情贊助並充當捐資、獻物、出力的主角。
經過十年寒窗進入（官場）上層社會的，大多數是地主家的子弟。因此，當年的地主階層，集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文化精英於一體，理所當然地成為社會的主流。
許多科場失利、無意於仕途的讀書人，回到鄉梓後，因其品德高尚、學問豐富、主持正義、辦事公平，往往被推舉為地方領袖，掌握著村、鄉、區的地方事務的管理權。而當年的政府（縣級以上）是那樣軟弱，既沒有「社會救濟」概念，又沒有過問地方事務的經濟實力。因此，大量地方事務便責無旁貸地落在本鄉本土有聲望的富紳（地主）的肩頭上。
興辦公益事業和慈善事業需要大量資金，光憑空口叫叫喊喊，是沒人信服你的，關鍵時刻要帶頭拿出白花花的銀子來。有聲望的富紳帶頭捐了巨資，人人跟進，形成「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局面，才能募集到大量資金，才能辦好地方事業。那時候，差不多所有的鄉村，都有德高望重、公益事業心強的地主，帶頭捐資。
當年地主將土地出租，解決了貧苦農民的就業問題，與資本家辦工廠給城市貧民提供就業機會，與當今外資進入中國解決城鄉富余勞動力的就業問題，是一碼事。地主收租是土地投資的回報，工商企業利潤提成是資本的回報，同樣是一碼事。
「地主」這一階層當年在農村佔有的土地和財富較多，是多種社會力量長期碰撞取得的均勢與平衡，是兩千多年來皇權專制社會優勝劣汰、自然選擇的結果，是一種符合當時社會需求、合理合法的重要的政治經濟結構要素。
兩千多年前，孟子說：有恆產者，始有恆心。這話的意思是：只有財產較多的人，做事才有責任心。因為他要對自己的財產負責，對自己的家庭負責，對自己的聲譽負責……絕對不會亂來。當年，地主階層以其財富、道德、學識和聲望，責無旁貸地擔負了政府職能缺失部分的職責，在農村中起著穩定社會的中流砥柱作用。
（五）地主的「罪惡」有幾分真實？
帶著政治目的，用文學藝術塑造的四大典型地主，是真實的嗎？他們與現實生活中的地主差距有多大？
說實話，那些虛構的故事，可以哄哄一般人和小孩子，但絕對騙不了親身經歷者和歷史的知情人。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四大地主的故事中，有些情節是虛假的、編造的，有些則是將許多壞人壞事集中到一個人身上。——無論古今中外，任何地方，將社會陰暗面發生的各種壞事堆砌在某一個人身上，這人也就十惡不赦了。
就拿姓周的小地主來說，他真的會半夜三更趴到雞籠子裡學雞叫嗎？不會的。要叫，躺在床上叫就是，聲音可以傳過去嘛。筆者小時候居住在農村，偶爾醒得特早的日子，聽到遠處的雄雞打鳴，叫聲由遠及近，最後，鄰居家的雄雞、自家的雄雞都跟著叫起來……遠遠地學雞叫，即使學得不十分準確，由於距離遠，雄雞聽不分明，可能跟著叫；趴在雞籠子旁邊學雞叫，它聽得分明，是人在叫，反而不會跟著叫了。——這道理是十分明顯的。
課文裡還描寫姓周的地主打開雞籠子，劃火柴去照……這些愚蠢行動驚動了雞，它也不會開口打鳴了。——只要稍微想一想，就知道這些細節是虛假的、捏造的：學雞叫不必趴到雞籠子旁邊，也不用打開雞籠子去看，熟門熟路要劃什麼火柴？
就事論事，即使你把長工們早早驅趕到地裡，自己不跟著起早去監督，長工們躺在田頭怠工，你有什麼辦法？
那時候的地主，需要雇佣幾個長工的，一般先雇佣一個比較能幹的「長工頭」。總體任務交下去後，每天由長工頭分配其它長工幹活兒，根本不用東家操心。當然，長工頭的工價比一般長工高。筆者務過農，做過工，深深知道「活兒在手裡」這句話的份量，如果「對著干」的話，工人和農民自有千百種方法可以消極怠工。因此，用欺騙、壓榨的方法，東家和長工是不能長期相處的，最終吃虧的必定是東家（田裡沒收成）。小氣、吝嗇的地主是有，但一定得適可而止，如果太厲害，吝嗇的臭名遠揚，就沒有人上你家來打工了。
那時候的地主，一般採用「籠絡」的方法穩定長工，例如，初一十五「打牙祭」（吃肉），逢年過節送糧食、衣物，有急事允許請假，年終結算時另外暗中給紅包……用這些手段來挽留那些老實本份、肯幹活兒的長工。
極左年代，許多中小學的工宣隊對學生進行「階級教育」，請來當地「土改根子」當過長工的老貧農來學校作「憶苦思甜」報告。老貧農在講台上講著講著，忘乎所以，話題突然走偏，手舞足蹈地說：有人說地主壞，但我看也有好地主，我那東家對我就特別好，每年都送我十多斤臘肉過年，吃得嘴巴流油。不像1960年過苦日子，飯都沒得吃，差點餓死了……
工宣隊一聽，不對頭，老農民在「憶甜思苦」，對他使眼色，制止不住，只好上臺「救場」，搶過麥克風對同學們說：老貧農講累了，下去休息休息，我跟大家講一講地主是怎樣壓迫剝削農民的……說著，就把老貧農攆下了講臺。
那個年代，如果是出身不好或有歷史問題的人，在大庭廣眾之中說地主的好話，作「反動宣傳」，會立即打成反革命，判刑坐牢，甚至還可能槍斃。但那老貧農是「土改根子」，講的又是實話、真話，奈何他不得，只好不了了之。
那時候，許多地方鬧土匪，地主們都嚇得「雞崽子」一樣，小心謹慎，生怕惹禍。他們夾緊尾巴做人，「樹葉子掉下來都怕砸破了腦袋」，哪裡還敢欺壓農民？他們大多以慈悲為懷，樂善好施。叫花子來討米，總是一碗碗米打發，絕對不讓他們空手而去。不要小覷了叫花子，其中就可能有某股土匪的眼線，如果輕慢了，說不定哪天晚上來一幫手執刀槍的蒙面大盜，把家裡搶得精光……地主們連叫花子都不敢輕慢，哪裡敢得罪長工？
姓周的小地主，要是真的敢於半夜學雞叫，剋扣和壓榨長工如此厲害，他早已一敗塗地，甚至家破人亡了。——高玉寶畢竟太嫩，編造謊言，漏洞百出，不堪一駁。
2000年，歷史學家笑蜀先生根據多年調查，寫了一本《劉文彩真相》，還了劉文彩的真實面目。一般來說，地主都是集優缺點於一身，比較複雜的人物。他們的個性、作風、處事方法，無一不與當時的時代背景、人文環境、風俗習慣息息相關。每一位地主身上，既有著許多儒家道德的傳統優點，同時也沾染了不少社會流行的惡習。拿劉文彩來說，他有著慷慨興學的美名（斥資200萬美金興建了四川省最好的「文采中學」），不少濟困扶危的義舉，但也有吸鴉片煙、玩兒女人、討幾房小老婆等當時有錢人的通病。根據笑蜀先生的調查，劉文彩家根本沒有什麼「水牢」、「地牢」、「行刑室」。那些都是極左年代，為了宣傳「階級鬥爭」，煽動人們仇恨地主編造出來的。
總的來說，地主中有好人，也有壞人，但好人佔絕大多數。中共為達政治目的，編造四大地主的醜惡形象，以此代表所有的地主，是不公平的。平心而論，地主中有人為非作歹，貧下中農之中何嘗沒有為非作歹之人？道理是一致的。不光四大典型地主是捏造的、虛假的，「土改」中絕大多數被殺的地主，都是捏造罪狀，含冤受戮的。
（六）「土改」是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大家都知道，殺人的事，必須慎之又慎。毛澤東說過多次：殺人不是割韭菜。韭菜割了自己可以長出來；人的頭割掉後，就無法再長出來了。——但是，毛澤東說話不算數，經常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旦有需要，他就大開殺戒，「土改」就是一例。
現在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已經廢除了死刑，即使沒有廢除死刑的國家，要殺一個人，法律程序都相當複雜。首先必須「無罪推論」，然後追究這個人犯了什麼罪？證據齊全、罪行確鑿後，依據某法律某條款，才能判處他的死刑。
但是，在「土改」中，殺地主是無須定罪的，「地主」二字就是「罪」。那時候，「罪」與「非罪」的概念混淆了，用「黨的政策」和政策執行者的指令，代替了法律這根準繩。「黨的政策」規定要殺誰，政策的執行者說要殺誰，那人就難逃厄運。殺地主，既不要問犯沒犯事，也不要去尋找證據和法律依據，鬥爭會場上有人（多數是會前佈置好的積極份子）喊殺，一呼百應，第二天就綁赴刑場，「呯」地一槍了事。
你說沒「法」，他們說不對，中共中央頒布了「土地改革法」。這部法規定，共產黨到來之前三年，佔有數量較多的土地，出租土地剝削農民的，均在該殺之列。
世界上所有的事，都有一定的道理。讓我們來看看，「土地改革法」合不合道理。
首先一個道理是：法律不應該追訴立法之前的罪行。
例如，立法不准隨地吐痰，違者罰款100元，法令頒布後立即執行。——那麼，我昨天隨地吐了一口痰，你今天頒布法令，就沒有理由罰我。——這是顯而易見的道理。
但「土地改革法」，追訴法令下達之前的「罪行」。
地主的土地和財富，全部是共產黨到此地來之前三年就有了的，有的是中共誕生（1921年）之前就有了的，有的甚至是馬克思主義誕生之前就有了的，怎麼能追訴幾年前，幾十年前，甚至百年之前的「罪行」呢？
現在你用「槍桿子」逼著，要沒收地主所有的土地和財物，掃地出門。好，地主們就老老實實把土地和財物全部獻出來，你怎麼還要殺人呢？地主並沒有做壞事呀！
即使退一萬步講，土地不該私有，不該出租，但土地私有和出租是兩千多年制度的沿襲，地主本人不應承擔歷史的責任，絕對沒有死罪！
再退一萬步說，你要殺某個地主，但要講清楚，為什麼要殺他？說地主有罪，要講清楚，地主究竟犯了什麼罪？該不該殺？
舉例來說，現在全國擁有1000萬元以上的富翁（包括億萬富翁）大約有200多萬。一夜之間突然某個殺人魔王掌權，一紙命令要將這200多萬人全部槍斃，財產沒收。這樣做合理嗎？你要分清楚每個千萬富翁財富的來源，如果是科技貢獻、經營有方、繼承遺產等正當合法途徑得來的，就不能殺；只有那些貪污受賄、化公為私、偷扒搶劫等使用非法手段獲取財富、且民憤極大者，才能判處極刑。——「土改」時不分青紅皂白，將強詞奪理和莫須有的罪名強行扣在地主頭上，不准開口分辯，一頓亂打，一槍崩了，地主們死也不瞑目！
不講道理，用槍桿子逼著，殺人越貨，是什麼人？是土匪、強盜。因此，1950年開展「土地改革」運動，實質上是用國家發布政令的辦法，用槍桿子逼著，公開地、大張旗鼓地進行歷史上最大一次劫掠！
地主犯的是什麼「死罪」呢？他們的唯一罪名是：擁有的土地和財富超過了共產黨規定的數量，將土地出租給農民，收了租，吃了剝削飯。——用這種罪名，一殺就是200多萬，這是有史以來全世界罕見的最大的冤案！
（七）「土改」的惡果及其後遺症
暴力「土改」，產生了的惡劣的後果和嚴重的後遺症。
首先，「土改」人為地製造仇恨，摧毀了中華民族的優良道德傳統，在人民中留下了深深的傷痕。
華夏大地本來是一個文明禮義之邦，尊老愛幼、相互禮讓的儒家道德深入人心，各族人民世世代代和平相處。在農村，上下不相慕，貧富兩相安，生產生活，秩序井然。自從「土改」將謀財害命、殺人越貨，顛倒為備受讚揚的「正義事業」之後，人心渙散了，傳統道德觀念崩潰了，代之而起的是自私自利，相互爭鬥，爾虞我詐，道德淪喪。請看今日之中國，人慾橫流、物慾橫流，追本溯源，「土改」難辭其咎。
其次，「土改」破壞了農村的生產力。
本文第二節指出，農村中有一批勤勞儉樸、善於經營「田秀才」，他們上升為富農、地主後，代表著當時農村的先進生產力。他們農具比較齊全，資金比較充足，生產具有一定規模；他們經驗豐富，接受新生事物較快，有能力選擇和改良作物的品種；他們的農、副業產量總是達到當地最高水平；他們先進的耕作方法給貧苦農民起了示範、帶頭作用……如果讓他們繼續富下去，其子女留學美國歸來後辦農場，中國的農業或許會改變面貌，跟上世界前進的步伐。但不幸，土改中把他們打壓下去，殺的殺，關的關，管的管，生產資料瓜分得罄空……中國農業一條極有希望的出路被打斷了。
世界上的人千差萬別，有的人就是頭腦不想事。許多貧下中農只能在別人的指揮下從事簡單勞動，缺乏獨立門戶掌握全盤生產的能力。把土地分給這樣的人，他們一缺資金、二缺農具、三缺種子、四缺經驗……明明分給他們是最肥腴的良田，就是種不出糧食。所以，土改後的第一年，生產總是倒退了。
更有一批懶漢，把分的東西吃光用光，分的田賣給別人（後來被制止，不准買賣土地），依然是個窮光蛋。
「土改」通過鬥爭和殺戮，把善於經營的地主、富農打壓下去，農村中就更加缺乏經營型人才了；把已經集中了的生產資料，零星分散給不善於經營的單人獨戶，使農業生產力遭受到嚴重破壞。
第三，「土改」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
在古代，農村是非常安寧、祥和、溫馨的。請讀古詩：
「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歸」。（ 張演《千家詩•七絕•社日》 ）
這兩句詩是什麼意思呢？「春社」就是開春之後村裡結社開大會，商討本年度的生產大事：耕牛、農具、種子、肥料、水資源的分配和調劑、預防旱澇災害等……出席會議的是每戶的當家人（中國農村幾千年來都是這樣自治的）。這是春耕大忙季節之前最後一次聚會，生產大計討論完畢後，擺開豐盛的酒宴，大家樂呵呵地大吃一頓。到夕陽西下的時候，每戶人家都把喝得醉醺醺的當家人扶著回家……這真是一幅美妙無比的「農家樂」畫圖，可以想像，當年農民是何等地自由自在，快樂、幸福！
這裡要特別注意的是：會議召集人，也許是「村長」吧，是何等的有威信、有能力，把本村的生產大事安排得妥妥貼貼，人人滿意。這位德高望重、辦事公平公正的長者，很可能就是本村土地和財富最多的人——即「地主」（參見第三節）。
在科舉時代，沒有「功名」（未考取秀才、舉人）的人是不允許進入地方領袖層的，因此，地方領袖素質較高，廉潔奉公，能真正為群眾辦事。
鄉村地方領袖第一次惡質化，是從晚清1906年廢除科舉制度後開始的。由於大家都沒了功名，誰可以當地方領袖。三教九流之輩見有機可乘，便憑藉土地、資本、祠堂、武力、公產、宗教和個人關係……紛紛鑽了進來。這些人魚龍混雜，良莠不齊，形成派系小集團，忙於爭權奪利，置貧苦農民於不顧。這些人不受儒家道德公益心的約束，不受政府控制，貪贓枉法，為所欲為。加上人口爆增（清朝初年，全國人口約1億，「康乾盛世」後增加到4億，抗戰勝利後全國人口號稱4萬萬5千萬），人多田少的矛盾突顯出來，從此，農村社會開始動盪不安了。
「土改」利用「貧下中農」（扒手、小偷、地痞、惡棍、無業流民……）打衝鋒，鬥垮地主、富農後，這批「苦大仇深」的「土改根子」紛紛入黨做官，趾高氣揚地成為「書記」、「委員」、「主任」、「鄉長」、「村長」……使農村基層領導徹底惡質化。這些人大多一字不識，居然洋洋得意上臺作報告，開口第一句便是：「我是個大老粗，只曉得三擔牛屎六箢箕……」——不因沒有文化感到羞恥，反以為榮！
這些人自私自利、吹牛拍馬，偽裝積極，拉幫結派，任人唯親，欺下瞞上，惟命是從……他們能力低下，不懂生產，卻指手畫腳瞎指揮，常常造成重大經濟損失。農村領導權落在這樣一幫沒有文化、素質低劣、目光短淺的人手裡，農業生產怎麼能搞得好？再加上毛澤東頭腦發昏，「土改」後不久，一意孤行地加速合作化、人民公社化、大躍進……到1960年前後，農業生產全面崩潰，餓死3500多萬農民……
第四，1953年「土改」結束，在政治、經濟和軍事上，全面達到了毛澤東的預期目的，滋長了毛澤東的驕傲自滿情緒，增強了毛澤東的絕對權威地位，從此，毛澤東一言九鼎，容不得任何反對意見，為他隨後腦袋發熱搞大躍進、人民公社埋下了禍根。
中共暴力「土改」以及多變的農業政策（首先是單干，後來合作化；到80年代，又分田到戶單干……），產生了嚴重的後遺症：農業生產停滯不前，長期處於落後狀況，至今無法跳出小農經濟的窠臼，遠遠落後於世界農業發展水平。
革命革了幾十年，到今天，農村依然貧窮落後，農民依舊苦不堪言。追本溯源，「土改」難逃罪責！
（八）應該為「地主」「平反」
暴力「土改」，殺害了200多萬地主，需不需要「平反」？
當然需要平反！
做錯了事，殺錯了人，雖然事情的惡果不能挽回，人死無法復活，但承認錯誤，澄清思想，對死者是一種憑弔，對活著的後人是一種安慰，同時可避免國家今後再度陷入那樣可怕的人為的災難之中！
但是，要求當局平反，就須認真考慮了。為什麼？因為要求他們平反，是一種奴性思想的表現，是當久了奴隸之後懇求奴隸主「恩典恩典」，本身仍陷在奴隸的境界中。
我的一位農村親戚，被錯劃為「四類分子」，80年代初平反後，打發女兒來問我：聽說公社還保存了一袋關於他的「黑材料」，女兒的同學在公社當副書記，他想利用這個關係，請客送禮，走後門把那袋「黑材料」要回來……我回答說：不要去理他，上面的政策不變，那袋「黑材料」是一袋廢紙，他們拿了沒有用，你要回來也沒有用，徒然增添煩惱；如果上面的政策又變回去，繼續搞階級鬥爭，他們一個晚上就可以整理出一袋新的「黑材料」……這位親戚聽了我的話，沒有去要那袋「黑材料」，後來果真沒事。——這個拋棄「奴性思想」的小事例，對我們要求當局給地主平反有參考價值。
毛澤東是靠「土改」起家的。當年，沒收地主財富中最有價值部分（金銀財寶），解救了建政初期的財政危機；而200多萬地主鮮血，鞏固了新生的紅色政權。
要求當局給「土改」平反，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怎麼辦？
其實，給「地主」進行所謂「平反」，既沒有物資方面的補償，也不可能把沒收的土地交還給他們的後人，平反的唯一效果是：改變錯誤的思想認識，使人民群眾知道，95%以上的地主都是人格高貴、品德高尚、學識高超的好人。這樣，就在道義上給地主徹底平反了。
「土改」過去半個多世紀，地主屍骨早已灰飛煙滅。隨著當年親歷運動者一批批先後作古，悲慘的記憶漸漸淡漠，最終將煙消雲散。如果筆者這一輩60多歲的老人再不寫出來，時間無情地推移，「土改」的罪惡將隨著人世滄桑而湮滅。人類的良知呼喚正義，呼喚歷史的真實，倖存者有責任把當時的真相告訴後人。筆者懷著對200多萬枉死的地主深深的同情和敬意，為完成這一歷史重托貢獻了一己微薄之力。
臨了，雙手合十，心香遙祭：200多萬枉死的地主的亡靈，歷史最終會還你們一個清白之身，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