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6年01月19日訊】（接前文）
二、財富危局（下）
大致上，經濟研究機構的問題表現在幾個方面：
1、大學不僅沒有承擔社會責任，反而危害香港的未來。從形式上，經濟研究機構包括兩部分，一部分是特定行業或機構的附屬研究機構，立足於本行業和機構的利益進行研究，以金融機構的經濟研究部門為代表。另一部分是社會經濟學術研究機構，為整個社會長遠發展而服務，以大學為代表。
社會中最為活躍的研究機構主要以金融機構的附屬部門為主。這些經濟研究部門往往以貌似公允的方式，為了金融機構的利益而研究。他們很自然的淡化風險、強化所謂的發展，以鼓吹資產泡沫。由於金融機構大量購買媒體宣傳手段，能在社會中實現廣泛的宣傳覆蓋，也因此，以大學為代表的社會經濟研究機構更需要肩負對整個社會的責任。主要責任包括對社會強化風險意識、監督經濟運行和風險、隨時提出關鍵問題並且尋找解決方案。只要大學等研究機構持續發聲，基於整個社會對大學的信任，能在很大程度上遏制資產泡沫。但是，各大學很少針對香港的現實進行系統研究，更不要說系統地提出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更重要的是，各大學為了學生的眼前就業率，將大學自身看做就業培訓機構，與其他經濟權貴合流，為其輸送專業人才。所以，大學做的主要不是確保香港的經濟安全，而是與其他權貴一道共同危害香港的未來。
2、大學缺乏對香港經濟獨立與安全的倡導與教育，成為香港全面附庸化的關鍵因素之一。香港經濟的快速附庸化，不僅有大陸血汗工廠發展的外部因素，更重要的原因在於香港自己放棄獨立的經濟地位。其中，大學作為香港各界極為尊敬和重視的機構，在思想、知識和政策引導上完全缺位，成為香港失去獨立性的關鍵原因。
首先，香港製造業全面遷往大陸時，各大學沒有任何經濟預警和相應對策，港府更不可能篩選和保留，而香港製造業全面外遷導致香港獨立的基礎塌陷。其次，在一國兩制早期，大陸中央政府一直避免干涉香港事務。但是SARS之後，梁振英作為港府代表到北京要政策，全面開放對大陸的自由行,中央政府官員提醒梁振英，如果這個口子開了就很難關上,而港府堅持認為，要刺激香港經濟增長需要開放自由行。自由行這種只顧眼前利益的政策出臺，也沒有大學進行分析和反駁。
更重要的是，在倒董的過程中，香港內部矛盾難以調和，大陸政府被迫介入事件中，要求董建華下臺。在這個時候，大學作為社會中的主要智力機構，如果能提出合理的解決方案，香港仍然能保持高度自治。而在自由行、莊豐源案之後的雙非問題、倒董等事件之後，大陸政府逐漸涉入香港政治，港府和香港富豪與大陸利益全面捆綁。大學自身也逐漸成為附庸部門，反映出香港的全面附庸化。
3、大學對製造業的忽視也導致自身附庸化。從根本上，大學與製造業互為因果互相支持。製造業是城市經濟的財富基礎，也是香港經濟獨立基本保障，製造業作為財富深水池，能隨時通過吸納投資讓城市財富的基礎更加雄厚。而且，現代製造業的知識和技術內涵日益深化，既能吸納大量高收入員工，又能支持相關的高科技產業。尤其以德日為代表的工業4.0發展，意味著製造業更加強大。從製造業和大學的關係上，製造業吸納多門類大學畢業生，從就業和經濟上支持大學；反過來，大學通過創造思想、傳播知識和技術、對員工在職培訓，引導製造業的發展。
如果在1980-1990年代，大學能倡導港府和製造業工廠保住製造業，尤其是保留一些朝著高精尖新發展的製造業工廠，香港既能保持足夠的製造業財富，又能支持香港的網際網路數字化發展。如果保持香港製造業的基礎，並且通過強化香港的核心製造業，領導和管控大陸的支持型組裝加工業（類似於日本在大陸設工廠的模式），香港才真正強化獨立經濟地位，實現財富的積累和擴張。正確的做法是大學領導製造業、製造業領導香港經濟，真正強化大學對香港經濟的領導，保持香港經濟的獨立性。
製造業流失的結果是大學缺乏真正的社會領導和影響力，變成實質上的職業培訓機構。製造業流失後，香港經濟作為高端附庸經濟，也影響大學的狀態。在附庸化的經濟環境下，不需要社會領導者，只需要跟從服務者。社會領導者意味著追求真理的精神、獨立自強的思想、對於社會的發展的認識以及深入思考和探討的行為模式，跟從服務者則不需要獨立的精神和思想，只需要聽話順從的性格以及特定知識和技術服務能力。在這樣的環境中，大學也不是社會領導者，不需要強調領導者的精神和思想，也缺乏對社會的思想和知識領導能力。
從功能上，大學降格成為職業培訓機構，為貿易金融和相關技術服務業輸送畢業生。從社會關係上，大學與社會民眾幾乎隔絕，成為遠離社會的象牙塔，不擔負對社會民眾教育的責任；向港府和金融機構等權貴靠攏，通過強化與權貴的關係，更好地位附庸經濟服務，實現更好的學生就業；對學生主要採取圈養馴化的手段，一方面以就業和收入吸引學生，讓學生聚焦於服務型知識和技能的學習；另一方面通過圈養學生和塑造學校文化，將學生培訓成為具有較高知識和技能的服務人員。
大學對學生的壓制反映出香港未來的根本風險。大學生上大學，職業的知識技能培訓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奠定長期發展的基礎。長期發展的關鍵在於，大學的教職員工對學生言傳身教，給學生指明發展方向，並且塑造學生的性格和能力。從這個標準衡量，香港的大學不僅沒有這樣的能力，反而壓抑學生的成長。尤其在資產泡沫化的環境中，學生面對的不僅僅是畢業找工作，更重要在於能生活，也就是租房和買房。
面對節節攀升的房價，大學生在學習的時候就越來越感到絕望。因為即使畢業後收入不錯，也因為房價和房租過高而生存艱難，更難以買房成家。而大學對學生失控，加上港府的錯誤應對措施，後來演變成「佔中」的尖銳衝突。在佔中之後，港大校方又為了表面就業率，不顧大陸經濟崩潰的真實情況，違反學生的個人意願，強力向港大學生推介到大陸工作。在學生表達不滿後，校方與學生再度發生衝突，而且矛盾日益尖銳。
從教育的角度，學生不論佔中還是與校方衝突都是迷茫無助的表現，因為不知道自己該向哪個方向努力，才會採取無具體指向的對抗行為。大學已經失去對學生的教育能力，無法幫助學生樹立正確的思想觀念，反而想著強力壓制學生，造成更多的無謂衝突。大學生是香港的未來，當學校以職業培訓機構的定位，教職員工在言傳身教上起反作用，結果只是壓抑學生成長，對香港未來的發展更加不利。
更為嚴重的是，權貴形成強大的整體宣傳攻勢，加速掏空香港的財富。在大學附庸化之後，權貴實現利益上的合流，共同加速香港社會的財富流失。自2012年後，港府的基建項目持續擴大，金融業對大陸的資金輸血日益增多，香港的財富被掏空的越來越快，資產市場在表面上也越繁榮。不論港府、金融機構還是大學，都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盡力維持挖空香港財富的表面繁榮。
從2012年開始，大陸對於資金的需求急劇增大，對外債務積累持續增大，不論港府、金融機構還是大學都不對民眾分析債務背後的風險。2014年之後，大陸自由行消費快速減少，香港只是強調大陸反腐造成官員購買減少，而不探查其真正原因是大陸實體經濟加速崩潰。2015年7-8月，股災引發金融危機，進而開始人民幣大震盪，說明大陸實體經濟崩潰已經演變成金融領域的崩潰，但是香港權貴仍然對危機視而不見。當越來越多的香港民眾開始已經切身感受到大陸經濟出了問題，權貴不是幫助民眾認識問題、分析問題、進行相應對策，而是繼續鼓吹大陸經濟增長，香港還會繼續跟隨大陸經濟受益。同時，權貴轉移矛盾，將旅遊商業不景氣的問題很大程度上轉移為「佔中」等事件所導致。
到2015下半年，香港形勢已經相當危急，但是權貴仍然在掩蓋問題，支持股市債市泡沫。例如，一些金融機構和人員已經認識到中國的問題以及香港面臨的嚴峻狀況，但是各金融機構不關心香港社會的生死，不對社會發布任何風險提示。例如，匯豐與中國大陸已經緊密捆綁，持續與大陸實施緊密合作，相當部分的資產與大陸掛鉤。但是，匯豐銀行在年中採取行動，不再冠名發布中國PMI，實際表態與大陸正式決裂（參見本人的《匯豐終止發布中國PMI的超級警訊》）。隨後，匯豐甚至考慮，可能將總部搬到美國。
這兩個舉動說明，匯豐在對大陸金融業務極大的背景下，對大陸經濟已經產生絕望情緒。但是，仍然沒有一家金融機構或者大學的研究報告對中國經濟提出質疑，而是強調或者默認中國經濟增長。然後，基於中國經濟增長的假設，積極幫助大陸企業和政府（國企）在港股上市，並且發行美元債券進行融資。在7月大陸金融危機爆發後，港股大幅下跌，更積極幫助大陸在香港市場吸金。而港人聽信金融機構的吹捧，大量投資到估值到天價、各種方式造假或者隨時因為中國經濟崩潰而破產的企業。
同時，金融機構也在輿論上支持樓價。在上半年，香港樓市已經達到極為荒謬的程度，而且大陸和國際經濟環境已經決定香港樓價必然在中短期內發生暴跌，但是各金融機構默不作聲，暗示樓市繼續上漲。在大陸7月金融危機爆發後，樓市將下跌的趨勢已經非常明顯，個別機構為了表明自己的正確性，開始預測房價下跌。不過，只要分析這些預測，就會發現個中玄機。例如，有的相對「大膽」的預測是，香港經過3年時間，樓價將下跌超過20%。
其實，這種表面看空的預測，實際上仍然在變相看多，在某種程度上繼續支持樓市的人氣。因為，只要稍微瞭解房地產市場就知道樓價走勢的特點是緩升暴跌，一旦樓市開始暴跌，幅度將很大。例如，美國房價在2002年開始加速上漲，漲了6年，總體漲幅才60-80%。而在次貸危機後，雖然美聯儲瘋狂印鈔挽救樓市，美國樓市也明顯下跌：3個月內，下跌最少地區的跌幅普遍在三分之一左右；而在跌幅較大的地區，跌幅達到三分之二以上。至於日本樓市和香港97年樓市下跌，都是在大幅上漲之後開始暴跌，跌幅達到75-80%。按照現在的香港市道，比日本和97前的上漲更加瘋狂，所以下跌必然深不見底。但是，金融機構完全忽略忽略房地產市場的這個基本特點，即使在看空市場的時候，預測的跌幅也很小。
這種預測給市民的感覺是即使樓價下跌，跌幅也將有限。反過來，如果機構預測落空，樓價不下跌，未來上漲空間巨大。所以，很多市民湧向樓市，把錢送給開發商，把債務留給自己。
資產泡沫化的實質是虛殼價格泡沫和實質高負債的組合。第一、虛殼價格是指表面由於價格高昂而顯得很強，但實際的內在價值極低。日本是世界上跨國公司和知名品牌第二強的國家，而香港股市在吸納大陸上市公司後，竟然比日本股市的市值還高。認真考察這些大陸公司就會發現，基本都是紙面上做的好看，實際盈利和資金流創造能力極弱，一些大陸公司在香港上市後，已經因為造假而退市或者股票暴跌。隨著大陸經濟崩潰的深入，造假的大陸公司也將原形畢露進入全面倒閉，進而拖垮香港股市。同理，與紐約市相比，香港不論貿易、金融和技術服務業的發展程度還是在經濟規模和收益上都不可同日而語，但是香港地產物業總值竟然接近紐約的兩倍，物業價格與經濟規模嚴重不匹配。僅僅從這個角度考量，香港樓價都必將崩盤。
第二、實質高負債意味著在沒有實業利潤支持所有高資產價格的背後由高負債支撐。人們大都看到香港高樓林立，燈火輝煌而且樓價高企，往往被表面的繁榮所迷惑。但實質上，建設這些高樓的資金並不是香港通過自身財富創造而積累起來的，更多是從其他地區流入香港的資金支持。對於香港，這些資金意味著巨額負債。日本在1980-90年代，通過製造業極高的貨值出口獲得高額利潤，以自身積累發展房地產。在日本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由於主要是自身資金，所以日本的經濟仍然相對健康。香港則完全不同，貿易和金融業務發展推動大量負債建設，樓盤越高檔樓價越高，負債金額也越大。
隨著中國經濟崩潰，香港貿易和商業等收入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影響，對外收入持續下降。同時，香港建設還在加速，更多的建築，更高檔的裝修，消耗更多的現金，形成更多的負債。負債不僅在企業層面，還包括個人通過按揭貸款買房。很多港人買房，依靠個人存款和當期收入結余，只夠支付房貸首付，他們需要大量按揭貸款才有能力買房。當銀行發放貸款給個人，個人將錢給房地產商時，個人高負債也就此形成。
高負債開始壓垮香港經濟。由於香港的資產價格已經遠遠超出香港經濟創造利潤的能力，也遠遠超過香港的GDP。隨著資產價格上漲，人們反而更積極地將資金投入虛殼價格上。而且，因為沒有任何實業的利潤比資產泡沫增長的更快，所以當房價和房租快速上漲後，導致各類商業經營成本大幅提高。如果商業收入能持續增加，抵消快速上漲的成本，香港的表面經濟還能持續增長。但是，隨著大陸經濟和社會崩潰，不論通過香港的貿易出口，還是到香港旅遊消費，不僅不快速增長，反而加速下降，香港經濟也受到明顯影響。
在資產泡沫擴大和商業收入減緩的共同作用下，大部分香港市民的個人收入受到越來越明顯的影響。而且，資產泡沫的傳導具有滯後性，向商業和生活的傳導速度不同。隨著大陸消費持續減少，商業集中區的鋪租也急降，但是在主要的生活區鋪租上漲後，並沒有明顯下降。生活區商鋪保持高價，市民生活成本難以降低。除了加速掏空香港財富的金融業興旺之外，其他大多數行業和民眾個人逐漸陷入困境。
很多港人實質上已經陷入赤貧。隨著資產泡沫持續擴大以及權貴支持和鼓吹泡沫，很多港人受到壓力，高價貸款買房做房奴。由於房價和個人收入差距太大，不少港人背上沈重的債務。他們必須努力工作或者過度工作多賺錢，同時極度削減開支，結余出來的錢才能償還按揭貸款。例如媒體曾報導，一對80後小夫妻通過按揭貸款成功買房上車。丈夫阿全收入較為固定，以厲行節約的方式攢錢，每頓能只吃一個麵包就不再吃第二個，堅持多多步行上班，多走一段路就能省下公交車費。妻子Helen做護士，想法加班多賺加班費，兩人拍拖時幾乎無消費，主要去公園散步和拍照，而約會吃飯也在快餐廳。當然阿全和Helen屬於極端的例子，其他貸款按揭買房的香港市民，很多不像他倆如此節約，但是生活也盡量節省。當然，阿全和Helen看到房價上漲，自己的房屋增值，一點也不覺得辛苦。不過，如果去除這套房子的價格泡沫，從客觀的角度衡量阿全和Helen的生活，兩人已經屬於赤貧狀態。
在12月美聯儲加息後，權貴終於不再強調樂觀情緒，說明香港經濟已經危在旦夕。在A股股災引發大陸金融危機後，港股跟隨下跌。從10月份開始，樓市變冷，成交價下降。股市和樓市下挫，已經說明資產泡沫開始爆破。但是，權貴們仍然表現得相當樂觀，強調香港仍有各種發展機遇。隨著美聯儲加息真正成為現實，權貴才慌了手腳，表現出對經濟的憂慮。但是，權貴仍然在試圖安撫社會，給民眾以虛假的安全感。而實際上，權貴這樣的態度已經說明香港資產泡沫已經開始破裂。而且，權貴無計可施，只能眼睜睜看著問題全面爆發。
另外，大陸自由行遊客日益減少，香港商業也更加蕭條，眾多民眾收入繼續減少，支付能力隨之下降。除了大陸仍然通過金融市場，繼續從香港圈錢而讓金融顯得火熱之外，香港經濟已經沒有亮色。港府實施的規模巨大的基礎設施建設必將因為中國經濟崩潰而爛尾，這筆巨資終將被證明是玩打水漂。（待續）
（中國經濟文化研究所獨家供稿）
(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立場和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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