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雷登攝於燕京大學。
有燕大校友感慨說：「偌大的燕園，竟容不下一個司徒雷登！」
許多到中國的傳教士都有這樣的心志：要死在中國。因為「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這樣的心志，是我們感到陌生的。
司徒雷登辛苦創辦燕京大學
司徒雷登曾說自己「是中國人更多於是美國人」，此言不虛。早在1874年，司徒雷登的父親，一個名叫約翰·林頓年輕的美國長老會傳教士，帶著他的新婚妻子，遠涉重洋來到了中國杭州。夫婦倆在杭州傳教長達半個世紀，直到去世，兩人都葬在杭州。
司徒雷登1919年春天接手大學的時候，五間課室，三排宿舍，一間廚房，一間浴室，一間圖書室，一間教員辦公室。
在司徒雷登的提議下，新大學命名為燕京大學。接著，他開始為大學尋找新的校址。在他的回憶錄中，司徒雷登記載了他尋找校址的過程：「我們靠步行，或騎毛驢，或騎自行車轉遍了北京四郊也未能找到一塊適宜的地產。一天我應一些朋友之約到了清華大學堂，其中一位朋友問道：‘你們怎麼不買我們對面的那塊地呢？’我看了看，那塊地坐落在通往頤和園的公路幹線上，離城五公里，由於那裡公路好走，實際上比我們察看過的其他地方離城更近，因而十分吸引人。這裡靠近那在山坡上到處集簇著中國舊時代一些最美麗的廟宇和殿堂，並因此而著名的西山。」然後，他遠赴西安，找到了這塊地的主人——山西督軍陳樹藩。在和陳樹藩交涉的過程中，司徒雷登顯示出了他非凡的交際才能，他不僅讓這位督軍以六萬大洋的極低價格把這塊地讓了出來，還把其中三分之一的款項作了獎學金。
這僅僅是司徒雷登非凡社會活動能力的冰山一角。燕京大學屬於私人教會大學，建校初期沒有政府的資助，除了一小部分學費收入外，學校約85%的資金都來自私人捐助。在司徒雷登任燕京大學校長的27年裡，他十數次往返美國，為燕京大學籌集到大約250萬美元，這在當時是一筆巨款，成了燕大主要的經濟來源。連大軍閥孫傳芳也曾給燕大捐了2萬銀元。1917∼1918年，燕大總預算為3.5萬美元，有87%來自教會捐助。1937∼1938年預算為21.5萬美元，教會捐助達14%以上，美國私人捐贈為55%。
司徒雷登在燕大的另一大手筆是成功爭取到了美國鋁業大王近兩百萬美元的巨額遺產捐款，利用這筆基金，他說服了哈佛大學與燕京大學合作，於1928年春成立了哈佛燕京學社，建立哈佛燕京圖書館。雖然哈佛燕京學社的北京部分在1952年後被關閉，但其在美國的機構一直運作至今，為漢學研究以及中美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學術成就。時至今日，我們仍能看到的三聯書店出版的哈佛燕京學術系列叢書，正是該機構贊助出版的。
燕京大學畢業的學生人才濟濟
在辦學理念上，他秉承「因真理得自由而服務」的校訓，認為大學的核心就是自由，思想自由、學術自由，他認為大學就是給學生以選擇自由。他明確地說：「保持中國的民族自由及其優秀的民族文化與實現太平洋的和平及全人類的進步事業是絕對分不開的。」
在他的努力之下，只用了十多年的時間，燕京大學就成了近代中國規模最大、質量最高、環境最優美的一所高等學府，並躋身「世界知名大學」之列。燕園內名師雲集，國文系有顧隨、容庚、郭紹虞、俞平伯、周作人、鄭振鐸等人，歷史系則有錢穆、陳垣、鄧文如、顧頡剛等人，哲學系則有洪謙、馮友蘭、張東蓀，政治學家有蕭公權，等等。其中任何一位，都令後來幾十年的中國學人，難以望其項背。而費孝通、雷潔瓊、冰心、侯仁之等等，則都是燕京大學出來的學生。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0%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畢業的學生。中國最早的社會學系，也誕生在這裡。
司徒雷登是一位謙卑而善良的基督徒。先後作為燕大學生和教員的冰心這樣描述自己的校長：「你添了一個孩子，害一場病，過一次生日，死一個親人，第一封短簡是他寄的，第一盆鮮花是他送的，第一個歡迎微笑，第一句真摯的慰語，都是從他而來的。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他和華北地區英美人士一同被日軍關押在山東濰縣集中營（長老會樂道院），二戰期間，日本在山東濰坊建立了一座外僑集中營——「樂道院集中營」(濰縣集中營)。作為國內最大的集中營，濰縣集中營曾關押過2008名外國僑民，其中不乏國內外知名人物。這裡有美國第二任駐華大使恆安石；巴黎奧運會400米冠軍埃里克利迪爾；蔣介石顧問雷振遠、山東大學創始人之一赫連博士、齊魯大學教務長德位思。另外，美國《時代》、《生活》週刊的創始人魯斯和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賽珍珠，也在濰縣集中營度過了童年時光。
司徒雷登的孤寂晚年 骨灰未能入燕大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踏上了回美國的飛機，離開這片他生活了50年並深深熱愛過的土地。
可嘆這位為了燕京貢獻大半生的異國人,在回國前才有機會回去(杭州)看望親人墓。誰知，這竟是最後一眼，今後再無機會。
1946年10月19日,司徒雷登在杭州故居前的留影。
儘管他為燕京大學募得巨款，但從未為自己留下一點什麼。他一生簡樸，素無積蓄，由於沒有在美國國內工作，也沒有社會保險。
1952年，辭去大使職務後，生活來源僅有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每個月發給的微薄退休金，生活相當拮据，晚景淒涼。燕大有錢，但司徒雷登本人卻沒錢，他很少買衣服，襪子和內衣上都是補丁，哪怕1946年到1949年當過駐華大使，到了晚年仍是一文不名，無任何積蓄，寄居在亦生亦友的傅涇波家中，在美國連立錐之地都沒有。當大使時，月薪為1000美元，但他又要拿出相當一部分捐獻給燕京大學，作為建校之用，確實素無積蓄。
回到美國後，因為他長期在中國，沒有在美國工作過，所以沒有社會保險，而且年老體衰，工作的機會已經沒有了。司徒雷登的夫人艾琳·司徒雷登（路愛玲），早在1926年6月5日就病逝於北京。司徒雷登的兒子傑克也出生在中國北京，後來在密西西比州的一個小城當牧師，收入很低，沒有能力照顧父親。幸好，美國的一家慈善機構——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理事會」 每月提供給司徒雷登600多美元的退休金。
其實,在回國3個月後司徒雷登即中風臥床，晚年的司徒雷登在一次中風後偏癱了13年，因經濟窘迫，請不起人服侍，病中生活和護理完全靠傅涇波一家悉心照料，連上廁所、洗澡也得全靠傅涇波幫助。待傅涇波體力不支、氣力不濟時，便叫自己的兒子傅履仁來幫忙。1962年9月，司徒雷登在華盛頓一家教會醫院悄然去世，終年86歲。
1962年9月在他臨終之前，他給秘書留下了兩個遺願：一是將當年周恩來送他的一隻明代彩繪花瓶送還中國；二是將他的骨灰送回中國，安葬在燕京大學的校園內，與妻子為鄰。司徒雷登的妻子路愛玲1926年6月5日病逝於北京，就安葬在燕京大學公墓。
關於傅家，其實能寫的也很多，只撿和本篇相關的吧.傅涇波1900年出生於北京，祖上是滿族正紅旗，早年傅涇波就讀於北京大學和燕京大學，後成為司徒雷登的秘書。在司徒雷登死後，傅涇波將其骨灰捧回，希望將來可以將其合葬於燕京大學司徒夫人的墓地。然而這一合情合理的願望與要求竟然在其有生之年未被實現。事實是，直至今天，仍沒有被實現。1973年,傅涇波受邀訪問中國大陸；1982年傅涇波訪問臺灣;1984年再次訪問中國大陸;1988年10月27日傅涇波在美國去世，臨終前囑託其子定要將司徒雷登之骨灰送歸故里，可嘆傅家兩代人心心唸唸的就是將司徒雷登的骨灰送回大陸安葬燕京，然，終不得願。
晚年長期照顧司徒的傅涇波及其女兒傅海瀾回憶，這位給自己起了個中國姓的老人家晚年常常望著中國的方向，身在美國心卻盼著回中國，在他心底，他仍執拗地以中國為家，哪怕這個國家如此深地誤解著他甚至傷害著他。他精心地保存著所有跟中國有關的對象，臥室牆壁上四處掛著燕京大學的照片。
據統計，從1919年到1952年，燕大辦學僅33年，註冊的學生達9988名，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人才，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1人，各學科帶頭人超過100人。「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0%以上是燕大新聞系畢業生。「二戰」結束，在美國密蘇里號軍艦上舉行受降儀式，中國派出的3位記者均出自燕大。1979年鄧小平訪美，代表團21人集中了當時中國的精英，其中燕大畢業者竟達7人之多。
愛，就是要花時間經營，就是要至死不渝，就是要地老天荒永在一起。
試想，若沒這份愛，司徒雷登怎會在日本人佔領北京後還堅守燕大？怎肯在日本人監獄中坐牢3年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