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的作品集《赤地之戀》。（網路圖片）
去靜安寺路，常德路195號的愛丁堡公寓，是2006年的晚春時節。上海街頭春陽融融，照出一街婆娑的樹影,曾經的法租界，街兩邊的弄堂人家，朱漆屋瓦，歪歪扭扭的二層小樓，木頭欄杆擱著電冰箱，掛著空調機，竹竿挑出晾晒的衣衫被褥，人家廚房的油煙味瀰漫到街頭，一扇紋理斑駁的木門後頭正唱著婉轉的越劇。陽光很暖，頭髮被晒得暖融融的，柔情得有點叫人發懵。這上海弄堂的市井，不管環顧間如何的高樓聳立氣勢儼然，就是有著一種章回小說那樣的古典的煙火氣。
常德路195號，愛丁堡公寓，上世紀四十年代的最摩登的公寓樓，今天循著街頭梭巡過去，老遠看見，依然是有氣勢的。走進公寓的樓門，瞥一眼樓門前的信箱，從南京胡蘭成處寄來的書信，就落在這信箱裡的一格。我們沒敢等那架著名的有推拉式的鏤空彫花鐵閘門的電梯，便順著樓梯摸了上去......出乎意料的順利。
呵，走在張愛玲住過的樓裡呢，簡直不是真的呀……腳下的淡黃色方塊地磚，明快的色調。興奮在喉嚨裡幾乎喊出來，雖然她不在樓上了，然而，這個人就是有氣場的，頭頂有一雙眼睛，冷清地朝下看，然而也有著她的親切意味，這注視令我簡直扭捏起來，臉熱著，不好意思極了，呵呵地發笑。待走過三樓的轉角，驀然間，我眼前一暗，滿目暈眩，緊接著，一陣無可比擬的銳痛，仿若脊椎被刺透後的，那一種銳利的無可比擬的疼痛感，沿著脊樑骨一直往上竄，奔上後腦間，我呼吸吃力，太陽穴脹痛,心臟在激烈縮張，而將雙腳抬高欲邁到上一級台階——這一個動作瞬間變得不可能，而腳下踩著的淡黃方塊瓷磚，感覺那麼遙遠，我心想著坐下去，這個動作也不可能完成了。
友人們說話間，不見了我的聲音，回頭見一張瞬間成鬼的紙白的失去血色的臉，登時嚇住了。冬弟弟鎮定些，叩開了樓梯前的一扇門，對著門內的人緩緩陳情：我們是來看張愛玲從前的公寓——打擾了，如此這般……可不可以借用一下洗手間？
「這就是張愛玲的家呀。」裡面的人見多識廣，不耐地截斷了我們聲情並茂的訴說，淡淡地一擺頭：「進來吧。」
就這樣，我登堂入室地,走進了張愛玲居住過的寓所，一徑推開浴室的門。救命皇天！我趴在馬桶上，開始激烈的的嘔吐。自脊椎處，軀幹被攔腰斬斷的銳痛翻了一面，一隻手在撕扯著我的五臟六腑。我吐得剜心挖肝。而後，恰如痛楚的被確定，那一種陡然而起的，叫人不欲生的銳痛，此時，亦漸漸自脊背處抽離，那種緩緩而來的解脫感，腦門不再發緊，五臟六腑歸順原處，呼吸順利了，又活過來了……我打開那個盥洗盆上方的水龍頭洗一洗臉，清涼的水流嘩嘩聲裡，我聽見了從水管深處，那種赫赫的聲音。張愛玲形容過的，「如果你放冷水而開錯了熱水龍頭，立刻便有一種空洞而淒愴的轟隆轟隆之聲從九泉之下發出來，那是公寓裡特別複雜，特別多心的熱水管系統在那裡發脾氣了。即便你不去太歲頭上凍土，那雷神也隨時地要顯靈。」
是一間寬大的浴室，有著寬大的外開的窗戶，地磚上擱著一隻浴缸，盥洗盆的鏡子旁邊有一隻西式的盥洗櫃，牆壁凹進去，裡頭是一間凹櫥---隔了四十年，還是看得到摩登，西式的簡明，實用。然後我才想到，這一場突如其來的敲門進入——是來自於她，空冥之間，時間場深展處的另一方——對我的回應。我用這樣的方式，進入了她五十年前的舊家。
走出去，寬大的客廳，腳上踩的是細長條木地板，有一個穿堂去往另一間房子，客廳的玻璃窗外看得見上海五月的天空，灰藍的天色，一徑遼遠開去。這房子再是物是人非，依然有一種屬於她的沉潛味道。來看她的男子，在筆下形容過她的寓所，「有華麗的兵氣」。她在這裡渡過的上海時光，與姑姑相依為命，亂世之下在苟安的租界地段，寫小說，賺稿費，看櫥窗，吃甜食，將老祖母的衣衫被面翻出來交給裁縫，披掛著奇裝異服，與不靠譜的卻妙筆生花的年長男子戀愛。即便只是去弄堂裡的小印刷廠，身後也跟了觀眾無數，弄堂的小童們，拍著手跟著她，齊聲叫：張愛玲張愛玲---今日來看她寓所的我，即是其中一個。
她愛上海，讚賞上海的聰明，說自己寫的小說，便是寫給上海人看的。「所以活在中國就有這樣可愛：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聽說德國的馬路光可鑒人，寬敞，筆直，齊齊整整，一路種著參天大樹，然而我疑心那種路走多了要發瘋的……要是我就捨不得中國-----還沒離開家就已經想家了。」
實質上，她並沒有在她心愛的上海呆得足夠久。這樣的文字讀來，只覺得痛切，心疼她，也心疼我們自己，因為她拋下的那個上海，早已經面目全非，儀態無存，我們躋身其間，趣味全無。
在上海時她寫小說得罪了全族親戚。後來因為胡蘭成的緣故，她在上海亦益發聲譽隆重，承蒙她和胡蘭成從日本人手上救下的文化人苟樺（後來的中共文化官員柯靈）待她「漢奸妻，人可戲」，連當年演戲的漂亮小生桑弧（導演燕山），也不肯與她談論婚嫁，曾對她蹙目微笑：「你這個人簡直全是缺點」，張愛玲在心裏為此註解：「像一件鏤空紗。」
她是個異類——對此她有足夠的自知之明。只是，看到我們後輩眼裡，痛得眼睛裡冒火，恨不得一腳踹開時間的壁壘，趕去四十年代末，揪住那個自以為是的漂亮小生，罵出來：瞎了你的一雙狗眼！你是個什麼東西？竟然也配？
後來因為胡蘭成的牽累，她的書在臺灣和大陸都禁了許多年，而她一輩子指望得上的，不是親人父母，也不是有婚約的男人，唯一結實依靠的，只有自己的稿費。也因為沒有學位證書，她在美國也不好找工作。窘迫的經濟狀況，許多年與她如影隨形。這樣的情形，並非她一人一身，我們也是從古到今見慣不驚的，如她的文章裡寫到的：奇蹟在中國，不會有好下場。
她活著的時候，這世界統統不給她路走。她不在了，一世界都是她的知音，個個都奮力發聲，以資自證乃是資深張迷。我站在2006年初夏的頂樓陽台上，人家種的絲瓜苗在爬籐，一朵艷黃的絲瓜花外是江南初夏，上海灰藍的天，樓下是四敞八方的馬路，公寓對面是電車的終點站，一個萍聚萍散之地。這地方，不知為何，就是有著一股山長水闊的散發之意，從這個角度看出去的城，時間依然是張愛玲的——所有的離去都不再回頭，所有的告別都不再重逢。
另一個秋天，張愛玲說的「明如水淨如鏡的清秋」，年年歲歲裡尋常的秋天。我們走在山間，我和友人，楓林晚了。照例，我們又說起了張愛玲。
「如果我是張愛玲，我就隨著胡蘭成，天涯海角，不離不棄。」
「那真是操不完的心，生不完的氣。不過，也好……」
「她就是，折騰！非要倔倔地撞南牆，拿自己和小周比，要胡蘭成來選。根本上，她明明曉得，在胡蘭成的心裏，她是無人可匹敵的。然而，她非要將自己降格了來比。然而，她太痛苦了。愛得太深，是看不清自己的優勢的。「友人頭頭是道地分析：「她簡直是毀掉了她和胡蘭成的關係。要不然，兩個人一起多好。哪裡容不下一對飲食男女呢？她可以陪他去逃難，海角天涯。要知道，日本後來的世道也不錯。他們倆留在大陸遲早要槍斃，不槍斃也要坐牢關到死掉。」
「你簡直是佘愛珍，覺得這兩個人就應該在一起，寫寫文章，講講話，一輩子多好。「我駭笑。
「就是這樣的呀！就應該這樣呀！」友人衝著我嚷嚷道：「這個世界難道非得冷面冷心，才夠甘心情願嗎？」
「才情這個東西，太書面了，好奇心滿足了也就沒什麼懸念了。他日常裡喜歡小周或者一枝這樣的喜悅、肉感、家常的女子。穿著清清爽爽的布旗袍，嘴裡隨時唱著一支歌，時刻讚美他，高看他。」
「你在胡說些什麼呀？他們是胡蘭成和張愛玲，一個人是另一個人的魂靈呀。」
「不知道。從前我信，不知為什麼現在我竟然不信了。茫茫人海，江湖兒女，也許人人自有默契。」我胡亂說著，竟然傷心起來了。
「不過我喜歡她晚年的樣子，離群索居，揀她垃圾的女記者目測過，她的腰身纖細，白襯衣紮在黑裙裡，依然有少女的窈窕。還有她晚年的照片，抿著雙唇，神態、眼神和小時候的樣子極其相似。她一直是她自己，別人休想磨損她。」友人憤憤地道：「還有她著的《紅樓夢魘》，改寫的蘇白小說《海上花傳》，哦喲不要太博學好不好？不寫小說就枯萎了麼？小說也沒那麼重要的，老寫老寫也沒意思的，她又不是張恨水好不好？」
「我倒是情願她老寫。多寫幾本留給後世，沒有幾本情投意合的書，活著真是寂寞死了。」
楓葉太好，秋天的風吹得我們腳下的山路淨白，在火焰一樣燃燒的楓樹、銀杏葉間蜿蜒而下。我們實在是要信口雌黃，胡說盡心。
「你知道，我每次看見《今生今世》裡冒出來的一句‘她本是我的老婆。’就氣得暴跳如雷。要把這老不死的揪過來，啐他一臉。」
「話也不能這麼說的，胡蘭成這個人是被低估了的。我看他現在浮出水面的這些文章，是很感動的。譬如他給蔣經國寫信，要恢復中華禮樂，甚至恢復周禮。這是很了不起的境界。」
「切！他給誰都寫信好不好？據說他給共產黨也寫過信。在我看來他就是個胡村秀才，終生都在鑽營在投機。遇見誰都是他的老婆，遇見什麼政治主張，都要上前演說一番他的見解，從來不曾見他有個磊落，士為知己者死，他那麼認同汪精衛，就該有殉葬的志向，給蔣經國給鄧小平寫信算什麼回事？」
「話也不能這麼說，他有他的主張。世間事不過是成王敗寇，他終其一生到底不曾得遂志願，所以我們蔑視他。可是你要曉得，當年的毛澤東，也是個師範生。和胡蘭成的背景，沒啥大不同。只不過是西魔東來嘛，與他正好契合了。」
「你在說些什麼呢？請不要冒出來那種天下王氣出自民間——這樣的胡腔胡調好不好？」
我們笑了起來。暮色沉沉籠罩山間，夜風裡也有涼意了。月亮升起來，是六十年的鵝黃的月亮，楓葉的顏色全黯了，山路卻越發淨白，月光裡有我們清脆的腳步聲落地，這點響聲彷彿是我們活在世間的憑據。總有一天我們的憑據會飄散成無，然而，月光下的燈火人世，這辜負了所有的人，所有的夢懷的這涼薄世間，依然會有人在城裡在鄉下在月光裡在燈下，說不盡說不完地說張愛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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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那這篇文章覺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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