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繼繩：《天地翻覆——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圖)
前言
《天地翻覆》封面（網路圖片）
【看中國2016年12月19日訊】著名作家王蒙〔１〕說過：「誰能解釋與進一步從政治上從學理上總結1966年開始的十年‘文革’？中國人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共產黨應該幹這個活。中國學者應該幹這個活。這是中國人的歷史與國際責任。中國責無旁貸。正確地毫不含糊地總結‘文革’的方方面面，這也是中國對人類歷史的貢獻。」〔２〕王蒙說的「這個活」，對我有極大的誘惑力，我早就躍躍欲試。雖然這是一個極其複雜和危險的領域，一旦進入，我就充滿激情。顯然，「這個活」是一項大工程，我能夠為這項工程添一小片磚瓦，也算盡力了。
從1966年到1967年底，我在清華大學參加文革，此間還到全國十多個城市串連，親身經歷了文革初期的一些事件，感受了文革中的社會氣氛。1968年1月，我到新華社任記者。此後幾年，採訪了一些與文革有關的事情。不過，親歷也好，採訪也好，都是「只見樹木，不見森林」，對十年文革缺乏全面深入的瞭解。對文革的深入探究是我多年的願望。2007年我寫完《墓碑》以後，就轉向對文革的研究。雖然文革通史已經出版了多本〔３〕，我還是願意將我經歷和理解的文革過程寫出來，供大家批評。
官方文革史侷限於原來的意識形態，侷限於原來的政治制度，這就難免違背文革的真相。研究文革史就是要跳出時代的侷限、利益的侷限和個人情感影響，還原文革的本來面目；站在人類文明和現代政治文明的高度，重新認識文革。
對文革真相的探究和反思，不僅僅是讓後人知道那段痛史，而是為了弄清鄧小平時代及後鄧時代〔４〕社會不公平、政治腐敗的原因和尋求擺脫社會危機的出路。這是因為，鄧小平時代及後鄧時代的官僚制度是文革前的官僚制度的延續。所以，對文革的研究要突破中共中央1981年那個決議的限制。
中國共產黨十一屆六中全會在1981年6月27日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文革這一段歷史作了官方的結論。這個決議根據1981年的政治需要和當時所能允許的政治條件來敘述和評論建國以來的歷史。說它是一部歷史問題的決議，不如說它是一部政治問題的決議。它是對當時面臨政治問題的折衷和妥協。為了達成改革開放的共識，當時這種妥協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種共識，就不可能有以後三十年改變中國的偉大活劇。但是，歷史學家在還原文革真相時，不能像政治家那樣折衷、妥協。
《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指出，「毛澤東同志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５〕把毛澤東1965年以後發展起來的思想從毛澤東思想中切割出去，是為了保全「毛澤東思想」，是為了挽救「信仰危機」。顯然，只有保全了毛澤東思想，才保全了專制制度的靈魂，才能保全官僚集團的利益。這種實用主義的切割，既違背歷史真實，也難以說服人。
官修文革史還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６〕。這一論斷又把「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中國共產黨中切割出去。這種切割是為了把文革的責任推給「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從而保全中國共產黨，是為了挽救對中國共產黨的「信任危機」。如果真有這兩個集團的話，他們也是中國共產黨的一部分，他們是在黨內興起、在黨內消亡的，很難把他們從中國共產黨切割出去。
官方文革史既保全了毛澤東思想，又保全了中國共產黨，也就保全了整個官僚集團，保全了官僚集團繼續執政的合法性和他們的全部利益。
在官方文革史和受官方影響的寫文革的書中，劉少奇像馴服的綿羊，任憑毛澤東擺佈，最後被毛送上絕路。事實上，作為老革命家、歷經戰爭和多年黨內鬥爭考驗的劉少奇和以他為代表的官僚集團，從文革一開始對毛就有抵制，劉少奇還沒有下臺時有「二月提綱」對姚文元文章的對抗；「5·16通知」出來後，又派工作組對抗。劉少奇被打倒以後，有「二月逆流」和「二月鎮反」對文革的對抗，有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人對文革的對抗。其間，還有軍事官僚集團更為強硬的對抗。這一系列的對抗主要不是正義和非正義的對抗，而是利益的對抗。在對抗中，以普通民眾的犧牲為代價。把劉少奇寫成馴服的綿羊，是為了使官僚集團不承擔文革的責任，掩蓋了軍政官僚們在文革中摧殘群眾的惡行。美化周恩來、掩蓋周恩來在文革中緊跟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也是出於這一目的。
在官方文革史說文革惡果是「被反革命集團所利用」而造成的。這是為毛澤東開脫，也是對歷史的歪曲。其實，1973年8月才有「四人幫」，在這以前不存在「四人幫」。此時，老幹部大多復職了。如果說有個「林彪集團」，這個集團也是在1969年4月以後形成的，到1971年9月就不存在了。在這前後即使有林彪、江青兩部分人，那他們也是支持毛澤東進行文革的力量。江青說「我是毛主席的一條狗，讓我咬誰就咬誰」，是江青和林彪被毛澤東利用，不是他們利用毛澤東，他們只是利用毛澤東創造的機會清除一些反對自己的人。所謂兩個「反革命集團」的「反革命行為」大多是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推進文革的行為。
1976年的十月政變以後，否定文革成了「政治正確」。所以，在記述文革的書刊中，黨內的高級幹部們都標榜自己如何抵制文革、如何堅強不屈，完全掩蓋了他們在某個階段追隨毛澤東搞文革的事實，掩蓋了他們曾經大力鎮壓群眾、參與迫害幹部的事實，也掩蓋了一部分官僚對受迫害的官僚幸災樂禍甚至落井下石的事實。在官修文革史對幹部受迫害的情況寫得很多。實際上，在文革中受迫害的普通百姓比受迫害的幹部要多數百倍。恐怖的「紅八月」、工作組反右、1967年的「二月鎮反」、「一打三反」、清查「5·16」、「清理階級隊伍」和某些地區的集體屠殺等一系列的血腥鎮壓，官修文革史不是輕描淡寫就是盡力歪曲。歷史是勝利者寫的。文革最後的勝利者是官僚集團，漠視百姓的苦難是很自然的。
喬治·奧威爾說〔７〕：「當我動筆寫一本書時，我不會跟自己說我要寫一本完美的書。我想寫它，是因為我想揭穿某種謊言，是想喚起人們注意某些事實。」揭露謊言，還原真相，這也是我寫這本書的目的。
寫文革歷史不僅要跳出官方確定的思想框架，也要跳出文革經歷者感情糾葛。不排除感情糾葛，就很難客觀、冷靜。沒有客觀就沒有真實，沒有冷靜就沒有理智，不站在官方立場，也不站在文革親歷者的立場，那麼站在甚麼樣的立場呢？我同意丁東先生的看法：應該站在人類文明、政治文明的高度，用普世價值觀點來研究和反思文革。〔８〕
臺灣中央研究院院長吳大猷先生對寫中國近代史的要求是：「敘事客觀，分析深入」〔９〕。這也是我寫這本書時追求的目標，我儘可能用中性描述來還原歷史本來面目。但是，要達到這個目標是不容易的。第一，當代人寫當代史，很容易帶進自己的立場和看法，會有損「敘事客觀」，第二，我學識不足，要「分析深入」確有困難。不過，我在寫這本書時，時刻銘記著吳先生的這八個字。
文革是極其複雜的歷史過程，它是多側面歷史的組合，是多層次鬥爭的疊加。多種力量、多種角色在長達十年的時間維度和廣闊空間維度中反覆角逐、多次變換。各種思想、各個群體、各種利益集團之間，既有反反覆覆的鬥爭，又互相交織、相互糾結。某一時段上的勝利者，在另一個時段上是失敗者；某一個時段上的整人者，在另一個時段被人整。整人的人挨過整，挨整的人也整過人。用「肯定」還是「否定」這個非白即黑的簡單思維，不可能記錄和評述這個複雜的歷史過程。
寫文革史是艱難的。你提出任何一個理由充足的論點，都會有人提出理由充足的反駁；你寫出任何一個歷史事件，都會有人批評你敘述的片面性。這是因為文革的當事人大都健在，人們在文革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有著不同的處境，有著不同的視角和不同的體驗。當事人的這些批評是很可貴的，它會使研究者不斷逼近歷史的真實。只有當代人寫當代史才可以獲得這種可貴的資源，當然這也是當代人寫當代史的難處。
相對於文革研究的先行者來說，我是後學。後學有後學的好處，不需要從零開始，先行者的卓越工作是我的起點。我閱讀了先行者大量的著述：有宏大敘事的文革通史，有親歷者的回憶錄，有對重要專題的深入探究，有地區文革史，有文革理論探索。我在讀這些著作時，在我頭腦裡深深地記下了以下名字：高皋、嚴家其、王年一、卜偉華、席宣、金春明、麥克法誇爾、王友琴、周倫佐、何蜀、王紹光、王力、陳曉農、吳法憲、邱會作、李作鵬、徐景賢、聶元梓、余汝信、劉國凱、徐友漁、宋永毅、胡平、丁抒、郭建、高文謙、高華、印紅標、韓鋼、蕭喜東、丁東、陳益南、唐少傑、錢理群、張博樹、朱學勤、陳奎德、王若水、王海光、王希哲、王力雄、楊曦光、舒雲、丁凱文、徐海亮、啟之、司馬清揚、周孜仁、華新民、阿拉滕德力海、舍那木吉拉、金光耀、金大陸、李遜、董國強、鄧振新，等等。更可貴的是，還有一些學者甘當其他研究者的踏腳石，默默地從事史料的收集、整理和鑒別工作。這項工作意義深遠。傅斯年說，從某種意義來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宋永毅、丁抒、郭建等人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周良霄、顧菊英伉儷的《十年文革大事記》，還有《記憶》、《昨天》、《往事》、《文革博物館》這類文革史料電子刊物的編輯者，他們做出了的不可磨滅的貢獻。我在幾年的研究寫作過程中，時刻對這些先行者懷著深深的敬意。徐友漁、丁東、卜偉華、余汝信、李遜、叢文滋審讀了這本書的初稿全文，何蜀、徐海亮、王海光、宋以敏審讀過初稿的部分章節。審讀者提出了大量的寶貴意見。在此，我對他們致以深深的謝意。
2015年8月 北京
註釋：
１，王蒙，中國當代作家，曾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部長，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主任，中國作協副主席等職。
２，王蒙：《中國天機》，安徽文藝出版社，
３，已出版的文革通史（中文）是：高皋、嚴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紀希晨：《史無前例的年代》，人民日報出版社，2006年；卜偉華：《砸爛舊世界——文化在革命的動亂與浩劫》，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史雲、李丹慧：《難以繼續的「繼續革命」》，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8年；麥克法誇爾、瀋邁克：《毛澤東的最後革命》，中譯本，星克爾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9年；張萬舒：《狂熱的年代》，天地圖書有限公司，香港，2012年。
４，鄧小平以後的江澤民、胡錦濤執政時代都屬後鄧時代。
５，《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載《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757頁
６，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第２卷（1949－1978）》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第752頁
７，喬治·奧威爾（1903－1950），英國著名小說家、記者和社會評論家。著有《動物莊園》、《一九八四》等反極權主義的經典名著。
８，丁東：《文革研究中的幾個問題》，三味書屋，2010年5月4日。
９，吳大猷：《最近兩百年中國史總序》，引自陳永發《中國共產黨革命七十年》，聯經出版社，臺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