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共來到四川 天府之國變煉獄！(圖)

當中共來到四川，天府之國變煉獄！（網路圖片）

一

九十年前中共在上海召開一大，據召集人李達的回憶，代表湖南的毛澤東，當時並不是黨員。儘管後來毛被中共尊為創始人，人們至今也找不到他登記入黨或被介紹入黨的記錄。一灘渾水，這就是中共的一大。四川人沒有代表出席，幸甚！

遠離中共，四川人過得有滋有味。在國民黨治理下，老百姓不是奴隸，沒有被餓死，被屠殺，被運動，被限制一切自由。無論是重慶還是成都，民辦報紙每天都在批評政府，揭露社會陰暗面。就連國民黨的死敵共產黨，也在公然地壯大著地下組織。

很少有人能看透中共。畢竟在奪取政權之前，中共喊的是民主自由，反的是獨裁貪腐，扛的是正義進步。不要說青年學子、知識精英，即使是國民黨的軍政人員，或地方鄉紳，都不乏中共的同情者。中共地下黨員一旦被捕，通常會有地方顯赫人物出面保釋。一位老成都告訴我，他幾乎沒有聽說過槍斃共產黨。直到中共兵臨城下，才大抓一批，殺了幾個，那也是在南京政府保密局局長毛人鳳的命令下執行的。

中共軍隊開進成都時，沒有鮮花、口號、標語的夾道歡迎。春熙路上的商鋪生意興隆，茶館裡人聲鼎沸，電影院前人頭攢動。人們的普遍想法是：這就像從滿清到民國，日子不也照舊的過。用當年大北茶廳胡老闆的話說：國民黨在這兒，我喊蔣委員長萬歲；共產黨來了，我喊毛主席萬歲。有啥子害怕的嘛！

不久開始鎮反，胡老闆被中共公安拉到昭覺寺牆外的樹林裡，敲了「砂罐」（槍斃）。當年也是鎮反積極份子的作家鐵流回憶他目睹胡老闆被殺的情景：半邊腦袋不見了，那鐵絲勒過手腕的痕印深深可見。

二

四川人的苦難就以這種方式開始。剛剛上臺的中共，以鎮反和土改的名義，在四川濫殺了三十萬人。昭覺寺的老和尚告訴我，每天一批批地槍決，白花花的腦漿濺滿草地，鮮血把泥土變了個顏色。難聞的血腥味直衝鼻孔，令人根本沒法唸經打坐。

被害者幾乎都是無辜者，胡老闆就是一個。他為了過當官的癮，花錢買了個國民黨調查員頭銜。中共號召國民黨軍、警、憲、特人員主動自首，胡老闆第一時間跑到派出所登記。他以為就此解脫了，孰料中了中共的圈套。

辛亥革命元老夏之時也是一個。夏之時曾任成都革命軍總指揮，蜀軍總司令。30年代退出政界，回到家鄉合江，潛心研究佛學。中共殺他，為的是湊夠毛澤東下達的殺人指標。

我朋友父親的表兄，乃金堂縣某大地主的公子，供職於成都某銀行。中共請求他幫忙勸說金堂的反共武裝分子放下武器，他辦到了。鎮反時，那些接受招安的反共分子連同表兄一起，統統被槍決。臨刑時表兄只說了一句話：你們共產黨不講信用。

土改殺人也大同小異。詩人流沙河講過這樣一次經歷：十多個地主並排跪在少城公園的審判台上，在喊打喊殺的口號聲中，挨個地被要求交出錢財。誰要斗膽回答沒有，身後的解放軍立刻對準其頭部開槍。

從未見過的恐怖帶來的是前所未有的恐懼，夜裡小孩若不聽話老是哭，父母只消說一聲：解放軍來了！小孩馬上收淚止聲。隨後幾年的一場場運動，把四川人徹底打趴下了，中共要的就是這種戰戰兢兢的效果。然而，四川人怎麼也想不通的是：都乖乖地做順民了，共產黨仍然不放過他們。

三

1958年的大躍進，現在已經很清楚：這是毛澤東企圖稱霸世界的努力。要大規模從蘇聯和東歐進口軍事工業項目，必須大量出口食品。為了滿足毛的野心，中共在四川的頭面人物李井泉，搞了個反瞞產私分的運動，以便把糧食從農民手中奪走。其做法之一，就是逼迫農民在產量上吹牛撒謊。

在我的老家宜賓，一些生產隊長被倒吊在村裡的廣場上，拷問他們：每畝生產多少斤小麥？如果實事求地回答「四百斤」，立即挨打。說八百斤吧，還得挨打！結果，有的人不得不把數字提高到一萬斤，有的人因拒絕胡說八道而被活活打死。糧食產量就這樣被打上去了，中共的徵糧指標也就上去了。農民連口糧也不能留，大飢荒出現了，到1960年，名揚四海的天府之國，大批的人在餓死。

李井泉不僅不把奪來的糧食還給農民，反而調運出四川。他的兒子申在望後來辯解說：這是周恩來、鄧小平、李先念下的命令，原因是京津滬等地，正面臨斷糧。瘋狂的大躍進，已經使全中國陷入飢荒。從周恩來、鄧小平到李先念、李井泉，無人不清楚調糧的可怕後果。他們完全可以從國外緊急進口糧食，蘇聯領袖赫魯曉夫已經表示願意援助中國。但為了維護毛澤東的面子，為了表現中共有志氣，更為了掩蓋罪惡，隱瞞真相，以繼續向全世界編造中共統治中國的所謂豐功偉績，他們寧可讓四川人去死！

這場人為的飢荒，吞噬了四川百姓八百萬，平均九個人就有一個餓死。李井泉因調糧有功，在1961年升為西南局第一書記，統管雲貴川三省。可憐的四川人，能忍受一家大小餓死，村子餓死一半人；能忍受吃泥土、啃草根、人相食；竟然無人反抗，就連政府糧倉裡屬於自己的糧食也不敢動。做奴隸做到這份兒上，我真的無話可說。

四

文革壓根就是中共的一場內戰，自上而下，波及社會各階層。在四川，文革的每個階段都是一場大戲：鬧哄哄，你方唱罷我登臺。最終人人都成了犧牲品。

我曾跟隨紅衛兵去地主兒子家挖「變天賬」；曾在學校裡參與羞辱老師的行動；曾流落街頭，與黑社會為伍；曾目睹父親被批鬥被毒打；曾到處尋找被造反派抓走的母親；也曾旁觀過最慘烈的武鬥，身邊橫七八豎躺滿被打死打傷的工人。

文革在我心頭激起的震盪是終身的。它對四川人的影響，遠遠不像鎮反與大飢荒似的單純，幾乎家家戶戶都被牽連進去。因各種原因遭受不同程度迫害的人，超過一千萬。無論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無論是高官還是平民，死於群眾暴力的，死於批鬥的，死於武鬥的，死於自殺的，死於刑訊的，死於監禁的，難計其數。文革中四川到底死了多少人，至今是個謎。

我父親也是在這時被整死。1938年他步行從四川去延安，滿懷救國救民的理想。他的忠誠白費了，夢想也粉碎了。對現實的幻滅促進了人們的覺醒，文革期間四川的持不同政見者空前增多。當時滿街貼著殺人的佈告，你經常能從中看到「反革命分子」或「反革命集團首領」的字樣。即使活在最恐怖的年代，他們依然敢挑戰中共的統治，尋求自由的道路。

（本文有刪改）

原文作者簡介：

張樸，四川成都人，旅英華人作家，現居倫敦。迄今發表小說、報告文學、人物特寫、政論文章等各類作品逾百萬字。他是世界名著《鴻，三代中國女人的故事》的中文譯者。他的一部長篇小說《輕輕的，我走了》，被評論家譽為「新移民小說的突破」。